“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传统及其现代影响

带有强烈“私德浓厚而公德薄弱”特征的传统道德,使我国在走出传统的村落社会并构架现代意义的公共生活的过程中,明显缺乏一种支撑这种生活的具有公共理性色彩的公德伦理精神。它造成了许多道德错位应用现象的发生,给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因此,必须弄清楚公德和私德的区别,力争在道德实践中合理地应用二者。     

关于公德-私德的二维伦理——行政管理和个人修养的道德基础

密尔提出"不伤害原则"作为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界限,并以此作为个人自由和社会干预的界限.在边沁和密尔的启发下,梁启超提出"私德"和"公德"的概念,以此纠正中国传统上重私德而轻公德的伦理体系.本文提出"契约论方法"以使公德-私德的区分更为精确,并进一步引出"公德问题"和"私德问题"的区分:基于契约论方法可解的问题是公德问题,无解的问题是私德问题.对公德问题需要采用舆论或法律的硬性方法来解决,但对私德问题只能采用劝告或说服的软性方法来解决.在公德范围内赏罚分明,在私德范围内宽容自由,这是改善行政管理和提高个人修养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清末民初的“公德私德”之辩及其当代启示——从“美德统一性”的视域看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私德"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与儒家伦理的先河,其后马君武、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思想家对此问题都有所讨论或回应,尽管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解决方案言人人殊,但他们都相信个人的道德品格具有某种统一性,都强调个人品格意义上的私德是一切公私道德的根本和源泉。梁启超后期更为强调"道德本原"与"节目事变"的区分,旨在说明道德本原与儒家道德的普遍性(超时代性)。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的建设,应该走出梁启超前期《论公德》中所谓"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误区,接续其后期的思考,以儒学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思想资源。     

论私德建设的困境与出路——传统与现代的视阈融合

私德的现代意蕴体现在它对"私"的恰当定位和客观评价上:在日益扩大的公共领域里尊奉责任伦理,在私人领域寻觅个人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私德的主要特征首先在于它是现代人表达终极关怀的重要形式,其次是其德性要求难以普遍化.私德建设的出路在于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私德,防止私德越位.     

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

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启蒙学者从公私德的区分出发,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陈来通过澄清相关概念,对此批评进行了纠偏,并提出近现代以来道德建设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公德,压抑私德,因此需要通过提升私德来达到公德与私德间的平衡。私德固然重要,但是陈来没有看到,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儒家道德建设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区分私领域和公领域,明确家与国的界限,如此才可能在保护公领域的同时,成全私领域。     

美德伦理学、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普遍困境——以陈来“儒学美德论”为中心的讨论

儒家伦理思想是一种美德伦理学,尽管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而现代以来对公德与私德的区分必然导致公德压倒乃至摧毁私德的局面,这正是现代社会在美德问题上面临的普遍困境所在。公德与私德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古今之争在伦理学上的直接反映。顺着陈来的思路,对现代社会公德压倒私德的批判还有进一步推进的不小余地,既然公德概念的提出和提倡是为现代社会张目,那么,公德与私德的关系就不可能只是一个失衡的问题,质言之,公德根本上来说会摧毁私德,被划入私德的传统美德在这个被理性化地认知与构想的现代社会中其实毫无容身之地。现代共和主义在美德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恰恰表现于公民美德的教育困境:现代社会结构使美德传统失去了其存在和生长的土壤,从而也断绝了公民美德的真正来源。这或许正是现代政治越来越激进、从美德的关切来看每况愈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仁”的思想论孔子儒家美学

孔子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仁"是其思想的精髓。孔子的美学思想与其"仁"学密切联系。"仁"是关于人性的理论,如何"做人"、"成人",孔子以"克己复礼为仁"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从孔子的"仁"学出发,对其美学理论应有新的理解,不是"以善为美",而是发挥人类的精神活动特性,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     

从“群己权界”到“公私德界”——道德哲学原理的自由儒学之思

当前学界对公德私德问题的论辩聚焦于道德行为的实践,而没有探究道德规范的建构,其实是没有深入到道德哲学原理的层面。因为"道德行为"只是对既有"道德规范"的遵行;而"道德规范"本身何以可能,才是道德哲学要追问的根本问题。对此,孔子"礼有损益"的思想提示我们可以"德有损益"作解:道德规范随着生活方式的时代转换而更新,其更新的依据为"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的儒家道德哲学原理。基于此,我们才能展开合乎时宜的道德实践。据此反观,公德私德问题本身就是以现代社会公私领域的界分为前提,之所以要界分公私,其实质与"群己权界"问题相对应,这其中也指示着一种与现代生活相匹配的道德模式——"公私德界",而实际地确立"公私德界"的道德模式正是现代道德规范体系建构的核心内容。这作为现代公民道德行为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乃是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美德与规则的统一——兼评儒家伦理是美德伦理的观点

尽管儒家伦理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强调了品格的塑造和个体美德的培养,但是儒家伦理并不像一些西方儒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美德伦理学的类型。相反,儒家伦理是一种整合了美德与规则于一体的伦理学说。这不仅可以显示出儒家伦理对道德理解的独特方式,也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儒家伦理对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在建构一种完善道德理论上可能做出的贡献。     

“仁”的他者优先伦理取向--兼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民爱物”都突出了“仁”以对方为重的他者优先的伦理取向。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与儒家“仁”的他者优先伦理取向在价值意蕴上有着契合之处。继承弘扬“仁”的他者优先伦理,是以传统价值为依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的时代必然。     

仁与孝的关系及其现代价值——以《论语》“其为人也孝弟”章为主

仁与孝的关系问题,即是仁为本,还是孝为本?本文以《论语·学而》章有子"其为仁也孝弟"章及其历代代表性注疏为主,在进行纵向的思想史梳理的同时又进行横向的哲学体系辨析,指出汉唐以孝悌为仁之本为主,宋儒提出论性仁为孝悌之本,论行仁孝悌为仁之本,把"仁"看做是超越的形而上本体,而把"孝"统属于"仁"本体意蕴之中,强调孝的道德实践性。明清以后学者批评宋明儒者,回归汉唐孝悌为之本,从思想史的发展逻辑上看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仁与孝关系的讨论融天道性命与百姓日用、道德哲学与道德实践、伦理核心与伦理基础为一起,形成体用、本末、先后、总分等相互融摄、相互包含,形成了相辅相成、相维相济、互为支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而独特思想结构形态。在中国历史上,仁孝同修成为儒家道德实践的重中之重,仁孝并举成为评价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的最高道德标准。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仁孝的文化。仁孝文化的提倡,无疑应是当下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仁”与“敬畏”——儒家与施韦泽的道德生命观比较研究

儒家关注并肯定生命的价值与可贵,但更看重"仁",主张"践仁知天",通过"以道制欲"、"泛爱众而亲仁"等达致与宇宙万物为一体的天地境界。施韦泽依据人与万物的普遍联系,肯定一切生命的平等存在,提出敬畏一切生命的伦理主张。尽管儒家与施韦泽思考生命的本质与意义的角度不同,"仁"与"敬畏生命"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他们都强调对人生命的尊重和关爱,都彰显了人的道德生命和崇高精神境界,这对于越来越"物化"的现代人能够起到重要的警示作用。     

“兼以易别”——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比较

孔孟推崇仁,墨子提倡兼爱,爱是他们共同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追求。与天本论的价值旨趣相一致,孔孟和墨子都请出上天为爱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做辩护,这使爱与天成为儒家和墨家哲学及伦理思想的共同之处。另一方面,孔孟与墨子所讲的爱具有相去天壤的理论意蕴和价值旨趣,在立言宗旨、思想内涵、价值取向、存在方式和行政操作等方面展示出种种差异和对立,体现了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功利主义、维护宗法制度与提倡兼爱平等,以及轻视自然科学与热衷自然科学的不同。如果说儒家和墨家思想的共同点正是两家在先秦成为＂显学＂的根本原因的话,那么,两家思想的不同点则绝好地解释了秦后儒墨两家相差悬殊的历史命运。     

“克己复礼为仁”之本义澄清——兼论朱熹的“误读”及其意义

“克己复礼”被后世公认为是孔子对“仁”的内在涵义的一个界定。但是,究竟该如何解释“克己复礼”,却有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受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把“克己”、“复礼”作为一个并列的联合词组来理解。朱熹的解释颠覆了传统的经典解释,是对儒家经典的“误读”,从根本上说是为其理学思想体系建构服务的,并且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朱熹的这种解释,既不符合原著上下文的逻辑．也偏离了孔子论“仁”的本义。通过梳理和研究各家典籍对此句的解释,方可还原和澄清“克己复礼,,的本义。     

伦理差等和道德平等的紧张——论孔子“仁”的二重性

仁是《论语》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对于它的内涵和意义人们已经进行了深入论辩和阐发。但是由于视域的限制,概念的缺乏,因此隐含在《论语》中关于仁的一些重要问题仍未被发现,也未得到探讨。本文的任务即是回到世界历史的语境中,借助黑格尔对伦理与道德的区分,就社会进化的节点,揭示《论语》中仁的二重内涵。     

文化比较的思想误区——兼评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

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比较乃是一百年来的学术焦点,迄今仍有热烈讨论。文化比较有着多种多样的具体模式,但大体都具备一个共同特点:文化比较者均将东、西方对立起来加以比较,将二者分别推向两个相反的文化极端,构成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对峙状态,在这个对峙的基础上进而给予定义、分析与价值判断。这种人为的对立状态造成了文化比较研究中的思想误区。从历史角度对此现象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两极化的错误思想贯穿了百年来的文化比较工作。由于两极化的文化比较研究属于人为的思想框架,并不代表各个文化之间的现实情况,所以此种思想模式造成很大的误导,不利于实事求是的科学观察与比较研究。两极化思维是人类普遍的心理学现象,文化比较中的两极化思维,有其认识论根源。近年来流行于世的儒家角色伦理这一学说,充分地体现了此种思想误区。     

论“仁”与“爱”——儒学与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

作为当今西方世界的一种前沿思想,舍勒的"情感现象学"乃是基督教文化传统在当代哲学中的一种典型形态。正如儒学以"仁"为核心观念一样,情感现象学以"爱"为核心观念。因此,在儒学与情感现象学的比较中,这里比较儒学之"仁"与舍勒之"爱":舍勒的"爱"是奠基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本源性的;舍勒的"爱"是精神人格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生活情感性的;舍勒的"爱"是在者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存在性的。     

元代理学中“仁”的价值意义——吴澄境界论探析

儒家把"仁"看作人生道德修养之最高境界.在元代理学家吴澄那里,仁为本心之全德,具有绝对普遍意义,是儒家最高理想境界.吴澄通过以"觉"释仁,说明仁的境界即人与人、人与万物都处于无限的精神性联系之中.仁是人的心灵的安顿处.     

论“二人”为“仁”说——从封建宗法社会人伦网络体系中人与人之间关东来探求“仁”的含义

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中,“仁”位于其核心地位,对其他所有伦理道德德目具有统摄作用,“仁”的其他各项德目都是“仁”在具体的人伦理网络体系中的具体体现。“仁”的含义的多面性是人伦体系中人的社会关系复杂性的表现。本文尝试引入“人伦网络概念”来阐释“仁”的内涵,通过描述位于网络中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以及处理这种关系所需的人伦道德要求来探讨“仁”的含义。     

中国思想典范转移过程中的观念变迁:以康有为论“仁”看儒家观念的转变

中国思想在1840年之后,进入典范转移阶段。然而在现代学科制度形成之前,思想家们试图通过对中国原有的概念注入新的观念和内容的方式来融合新知,这一点从康有为对儒家的核心观念仁的重新理解可以看出。通过将平等、公正等价值输入,儒家的思想有了新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