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野史史料状况研究--以戊戌变法为中心

野史是中国史学文化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史学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晚清这一封建社会的末期,野史得到了较大发展,关于晚清历史的野史记载也更为广博。戊戌变法作为晚清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其野史记载更是不胜枚举。此类野史资料对于研究戊戌变法相关历史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而需要对其史料状况进行充分的发掘、研究、整理和利用,从而发挥出该部分野史史料的真正价值。     

从采石瓜洲毙亮记认识到宋代野史中的新闻报导

(一)我们中国是史料最丰富的国家。尤其是宋明两代野史之多,为中国任何时期所不及。如像朱晦庵的五朝三朝名臣言行录,每一人的传都是取十多种材科或几十种材料写成的。如像三朝北盟会编一书,只记徽宗钦宗高宗几十年间,女真侵略中国的事,所采用的野史就有二百多种。至于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书注中,我们见到有关这三朝的野史,为北盟会编不曾引用的又有很多。单是虞允文在采石瓜洲这一战役的记载今天所能看见的有关材料,就不下二十种。宋代野史的丰富就于此可见。但是这些记事里面参差抵触之处不少;治史     

中国史学史上的正史与野史

在中国史学史上，“正史”与“野史”是两个常常被人们提到的名词，但由于它们的意义颇为含混，并且不断变化，很少有学者进行专门的研究。“正史”与“野史”的问题，关系到中国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因此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探讨。顾名思义，“正”即正统的、...     

在日本研究日中关系史的现状——以明治前为中心

一、序言日本和中国关系极深,两国交流源远流长,而日中关系史的研究亦有很长的历史。因而,概括地观察这项研究工作的情况是很难的课题。当叙述日本研究日中关系史的现状时,我们首先想就研究方法稍加说明。在日中关系史的研究中,研究者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或第三国人,其研究态度或评价方面将会有一定的差异。再者,在研究过程的资料运用中,日本人长于使用日本方面的史料,中国人长于使用中国方面的史料,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像这次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的场合,两国学者共聚一堂,就共同的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比之其他领域的讨论更为有效。我们受到本学会的邀请而得到这个机会,深为感谢,并认为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新唐书》史实考正拾零

《新唐书》在撰写时大量使用了野史、笔记、碑志、传状、小说等,很大程度上造成《新唐书》史料运用不精或史料记载错误。这与编撰者对原史料理解有误或失于考证等有很大关系。     

挖掘原始档案文献、重现澳门史原貌

作者在澳门《行政》总４４期上发表文章指出 ,在中葡两国史料未通过翻译为对方历史研究人员充分掌握之前 ,一本澳门史的编写不可能具有科学性和历史真实性。既然我们承认 ,澳门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 ,那么其５００年沧桑也应由两国学者根据双方的史料来撰写。这样 ,才可能有一部不带定语的澳门史 ,即一部有共识的澳门史问世。近年来 ,澳门、祖国内地及葡萄牙对史料的发掘、整理及出版予以一定的重视 ,尤其是澳门基金会在此方面起步较早 ,成绩逐步显现。澳门基金会策划、出版的史料计有 :《葡中关系史料汇编》、《中葡澳门交涉史料》、《马楂多…     

中韩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读后

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与韩国庆熙大学闵宽东教授合著的《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面世了，这部中韩两国学者联手著述的将近50万字的著作，扎实厚重，在比较文学热持续不已的今天，又创下了两国资深学者通力合作的一段佳话。两位作者积累多年，并且充分吸收了近年中韩乃至国际汉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撰写出这部理论材料兼胜、具有工具书性质的力作。     

论中国现代史上的三次革命

近年来,无论在中国还是苏联,发表了相当多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期各种问题的书籍和论文,历史研究的理论水平也提高了。苏中史学家试图在大量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基础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一些已经固定下来的命题、概念、结论,重新进行探讨。这种情形是与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以后两国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的新气象紧密相联的。     

论中国现代史上的三次革命

近年来,无论在中国还是苏联,发表了相当多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期各种问题的书籍和论文,历史研究的理论水平也提高了.苏中史学家试图在大量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基础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一些已经固定下来的命题、概念、结论,重新进行探讨.这种情形是与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以后两国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的新气象紧密相联的.     

中日幼儿园艺术教育比较研究——以中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为视角

中国与日本地理位置相邻，文化背景相仿，教育发展也有着较多的异同之处。21世纪之初，中日两国先后出台各自的幼儿园教育指导方案。本文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剖析中日两国幼儿园教育指导方案在艺术领域的异同，从而探寻中日两国在幼儿园艺术教育中的异同。     

浅论古伪书的利用价值

中国古籍中的伪书是一定历史文化的积淀遗存,其大体可分两种：一种是内容、著者造伪;另一种是书的版本造伪。它虽然不能作为该时代的史料,但可作为研究伪作时代的参考史料。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伪书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用价值,研究古籍中伪书的科学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对现时代史料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试论构建南诏、大理国史研究体系

长期以来,南诏、大理国史研究尚缺乏全面的系统性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仅以掌握的文献史料开展零星研究,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应组建专门的研究机构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要搭建两个研究整理平台:第一为南诏大理国史料平台,第二为南诏大理国史学术研究平台;其次在汇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南诏史论纲、大理国史论纲;最后撰写出系统完整的南诏史、大理国史,将其研究成果提高到新的学术水平。     

文学史料学视野下的春秋文学研究——评邵炳军教授《春秋文学系年辑证》简

从文学研究的整体来看，大致可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运用经验实证方法，考订和还原文学史实；二是运用理性思辨方法，从整体上审视研究对象。前者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后者是文学研究的归宿。因此，把史料视作学术研究之根基，一向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优良传统。由于春秋文学史料缺漏严重，文学史料的收集与整理，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非文字史料与少数民族历史研究

中国历史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再现中华民族各成员的历史及其缔造中国历史的过程.研究或探讨历史必须依据史料.梁启超认为,史料是历史的组织细胞,分文字记录和非文字记录两类,两类史料各有长短,以往不被认为是史料的随时间推移也会成为史料,应改变只从旧史记载搜寻史料的习惯,吸收地质学、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重新鉴定旧史料和建立新的史料价值观.     

关于咏航海家徐福的诗

徐福多次出海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死仙药 ,目前公认的说法是最后到了日本 ,因此他被看成是中日交往史上的先驱者 ,也是中国最早的著名航海家。但由于年代久远 ,史料记载不详 ,因而中日两国留下许多关于徐福传说的诗歌。     

国家认同视阈下越南骆越文化的研究流变——以对“安阳王建瓯骆国”史料解读为线索

中越两国学者对"安阳王建国"汉字史料的解读和分析存在较大差异,在构建国家认同需求下,越南积极推进骆越国族认同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骆越文化性认同,骆越文化研究产生了明显迎合民族认同的流变现象。同时,对比中国学者对相关史料的解读与研究,考证越南建构骆越民族认同的真实意图。骆越民族是周秦时期已经生活在华南地区的一支族群,与百越、百濮民族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渊源。骆越民族后裔现跨居于中越两国,具有相同的民族起源与文化特征,在越南国家认同建构需求的催化下,过激的骆越民族认同意识有演变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趋势,甚至延展成为阻碍国家发展的潜在阻力。     

作为方法的史料——重读鲁迅《小说旧闻钞》

作为一部小说史料专集，鲁迅校录《小说旧闻钞》常常被视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副产品。然而两书之关联，不限于分别承担小说史料和小说史论之职能，一起构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在《小说旧闻钞》的校录和出版过程中，鲁迅对史料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将杂乱纷繁的史料整合为一部系统的史料专书，有意借助史料承载并呈现自家的小说史观，作为小说史料专书的《小说旧闻钞》由此获得了独立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该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史料读本，成为小说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与《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一并构成史料、史论与文本相结合的完整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小说旧闻钞》不仅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史料准备，还成为后者学术思路的延展。以小说史观为引领，史料也成为一种方法。《小说旧闻钞》和《中国小说史略》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中体现出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     

日本有关渤海文献中的三个问题

渤海国与日本有长期的外交关系,其交聘的国书及有关史料,许多保存于日本文献中,它们是研究渤海历史的珍贵资料.     

关于建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科学体系问题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在我国是一个老的学科,也可说是一个新的学科。说它“老”,是说建国前有的学者就开始运用传统史学的方法着手探讨研究近现代史料问题:建国后有的学校并且开设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课程。说它“新”,是说长期以来有关这一学科的专著和论文还是很少,几乎没有这方面问题的深入讨论,在史学研究领域中普遍不够重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科学体系远远没有建立。 目前,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为内容的专书也有几部出版。这些专书尽管名称不一,或曰“资料概述”,或日“史料学”,但内容不外以下几种:一是介绍各种类型的史料(档案、书籍、回忆录等),一是介绍各时期的史料,一是史料整理方法。或者一种为主,或者两种、三种兼而有之。还有的把史料学的必备知识如年代,职官、地理、目录等视作史料学,甚至从事史料工作的同志也有的认为他的业务本身就是史料学研究。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到底什么是史料学?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的对象、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