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战”的原意究竟是什么——与《辞海》“商战”条作者商榷

二、三版《辞海》将“商战”诠释为一指商业战争 ,二是“商业竞争的形象性比喻。”本文认为 ,以上诠释从头至尾有误。首先 ,“商战”仅为中国近代史所特有的一个特定范畴 ,原意在其最先的提出者即清末戊戍变法运动的重要思想先驱郑观应那里 ,指的是要在当时充斥中国市场的10类洋货的生产上与资本主义列强一决高下。其次 ,二、三版《辞海》将汪康年虽有“商战”之名但无“商战”之实的短文《商战论》硬塞进“商战”词条 ,将“商战”的提出者与因袭者作了不适当的相提并论 ,会误导读者以为郑观应的“商战”涉及的仅仅只是些流通问题。与“商战”一样 ,马克思愤怒谴责过的“商业战争” ,也是一个有着特定外延、内涵的特定范畴 ,不能简称为“商战”。     

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新论"之再商榷

本文就"商战"问题回应廖祖义先生先后发表的三篇文章,强调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时,应注意到这一思潮所具内容的复杂性、代表性言论的多样性以及时段的较长性等特点,不能简单地囿于郑观应的商战思想,而忽视该思潮在其之前即有萌芽、在其之后更有延续的过程.认为近代中国"商战"论不仅重视生产领域,而且同样重视流通领域,后者既是该思想的切入点,也是与列强争胜的归宿点.因此,<辞海>中"商战"词条的解释是正确的,应予维护.曾国藩在近代新的背景下使用"商战"二字,一定程度上透露出"商"的近代新内涵之信息,以及"商"和"战"的某种统一体意义,尽管他本人并不是"商战"论者.同时强调,对洋务派以及袁世凯等人的经济思想也应进行客观、合理的分析,不能笼统地否认他们具有"商战"观念,更不能从想象和简单化的逻辑出发,认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具有"商战"观念.     

试论郑观应的启蒙教育思想

郑观应(1842-1922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他的振兴实业、以实业为后盾与西国进行商战的“商战论”,他的要求改变中国当时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英国式民主代议制的“议院论”等反映时代要求的见解,为近代史家所迭书。但对他的革新教育,培养人才以救国的启蒙教育思想则少有论述。本文试对郑观应这方面的思想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志。     

郑观应的商战论

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也是当时著名的爱国的工商业资本家。在他一生的社会实践中,主要从事的是经济活动,因此,经济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集中表现在他的《盛世危言》这部著作中。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提出了“商战论”。“商战论”的产生,是由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郑观应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剧变的时代。在这期间,外国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民族灾难日益深重。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     

曾国藩是商战论的始祖吗?

邱志红女士认定 ,曾国藩曾“首创‘商战’一词” ,曾最先“酝酿出商战的词旨”,且其“对‘商战’一词的使用 ,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以上各点 ,笔者认为不仅不能成立 ,相反 ,曾国藩对“以商、战二字立国”持的却是断然否定的态度 ,吟唱的是“断难”与西方列强“争锥刀之末”的对外主动缴械的洋务论曲调。就郑观应的商战论来源的某个侧面看 ,它其实是在批判曾国藩作为首倡人之一的洋务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邱女士先奉曾国藩为商战论始祖 ,后又认为始终拒纳曾国藩的《辞海》“商战”条诠释“基本上准确” ,前后明显自相矛盾。     

郑观应研究论文集编介

<正> 对编辑一本论文集着墨渲染,想必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笔者“犯忌”,乃因编辑《纪念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感触特异,聊以记之。 一曰价值之特殊。郑观应为近代中国早期的维新思想启蒙家和创办民营实业践行家之一,或格于他晚年“思想落伍”,未见其叱咤政坛之躯,致身后80年研究论作仅160余种(含论著3种),平均每年才2种,且散于     

略论郑观应的市场经济意识

本文认为，郑观应的市场经济意识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的时代火花。郑观应破除传统观念，提出了“国以商为本”的思想主张，进而提出了建立上至“商部大臣”，下到各级“董事”的、完全独立于政治体系之外的、自成体系的商务管理体制，并就改进股份制、市场竞争、市场营销提出具体的新设想。尽管郑观应的市场经济意识并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下，为挽救民族危机的反映，还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不成熟的，但确是非常可贵的，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份历史遗产对于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启迪     

“得风气之先”与“开风气之先” ——郑观应早期思想演变与上海

郑观应(1842—1922年)作为人们所熟知的改良主义先驱之一,他的一系列时论经由后人的反复考论,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常识. 郑观应撰写于19世纪60年代左右的《救时揭要》和成书于1880年的《易言》36篇本是夏东元先生《郑观应传》第二章《初期的维新思想》中的主要论析对象.在这里.夏先生将郑观应初期维新思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 ,勾勒出一条非常消晰的线索.而拙文《论郑观应早期思想的演变》,则仍以《救时揭要》与《易言》作为考察郑观应早则思想的主要资料,展示他贯穿其中的视野、语言、心态、观念方面的变化轨迹.然而,自《救时揭要》到《易言》,郑观应对时局、对世界认识的惊人变化竟然从他的笔底流向当代,流向人们心中.这种流动的特殊节奏极易使人联想到郑观应当时的生活环境——他居住的城市上海,在近代史上曾经有过的快节奏变迁.正是这个城市不同寻常的文化氛围,使郑观应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的散发又使走向现代之路的当代人怦然心动.     

试论中国近代维新派重商思潮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近代维新思想产生,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陈炽、郑观应等,他们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又继承发展了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等人的先进思想,要求学习西方,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主张君主立宪。这种维新思想在当时形成一种社会思潮。维新思潮比较突出的是重商思想,正如严复所论:“争进出差之正副,斯保商之政,优内抑外之术,如运而起。”①重商思潮在中国近代有着爱国、救国、富国的积极意义,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粗浅评论。欧洲历史上,在封建制解体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时期,曾经出现过重商主义,它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理论体系,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     

论《救时揭要》与郑观应的早期思想

郑观应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一位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他以编撰《盛世危言》而享盛名。如果我们要探讨他的思想形成与演变过程,还必须研究其早期代表作《救时揭要》及《易言》。本文试图就《救时揭要》(以下简称《揭要》)一书,评介郑观应早期的主要思想,以求正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郑观应银行思想探析

银行思想是郑观应"商战"思想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其要点可以一言以敝之:中国人应当办自己的银行。郑观应银行思想的体系,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鲜明的民族立场,强调"银行之盛衰隐关国本";二是清晰的利弊分析,指出银行利国利民利商的优越性;三是系统的制度设计,从集资、用人、机构、市场经营等诸多方面,对办银行的步骤和可行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书生人格的现代转型——论郑观应的当代价值

10 0多年前的郑观应是中国书生人格真正完成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想家和先行者。他的“兵战不如商战”思想 ,第一次打破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将商品经济观念提升到“富国强兵”的重要地位 ;同时他又是商战的出色实践者 ,其行动本身对中国长于“务虚”“论道”书生人格具有大于话语启蒙的价值。他的“君主立宪”“设议院”等一系列改革主张 ,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独裁 ,其中的西学参照 ,打开了他世界性的文化视野 ,提升了他跃入工业文明的思想境界 ;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底蕴深厚的人 ,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浸润了他的人格精神 ,也给了他“商战”行动的智慧。对郑观应的深入研究 ,将为知识界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     

论郑观应的人才思想

论郑观应的人才思想程连升郑观应（１８４２－１９２２年），广东香山人，中国近代杰出的民族资本家，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代表人物。历其一生，他始终坚持“富强救国”的信念，提出了期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在其改良中国的方案中，非常重视新式人...     

论近现代学者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诠释

康有为、严复以及宦懋庸等人对《论语·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都做过诠释。但是他们的诠释各有偏颇。我们认为,要对该章作出较为接近原意的解释,有两点应考虑:一是根据同时代的古汉语中句型相近的语句的句读通例,准确断句;二是认识孔子对“民”的看法、对“民”的态度。     

郑观应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言

郑观应在 1 9世纪 70 - 90年代首倡君主立宪制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言。他的这一思想在其三部著作《救时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其中《盛世危言》更是其思想发展的顶峰。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言在郑观应整个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郑观应道号及学道始年考

自古以来,学道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为己,一为世。而郑观应学习道术,不仅为求健身长寿,而且想藉此拯救苍生。郑观应这一思想,经常在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例如:“为救灾黎且学仙”(《七十生日书怀》),“全凭法剑靖烽烟”(《狂吟》);“但得神丹坚骨髓,愿挥慧剑扫尘氛”(《将至渝城有感》);“欲求点铁成金术,普救灾黎四海清”(《敬步吕祖师呈钟离祖师原韵》)。     

孔子“中庸”新解

我国先民早有“尚中”观念.孔子前后均有“中+动词”即用“中”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目标和规范的说法.《论语》“中庸”之“中”名为“正道”而实指“礼义”,“庸”指“奉劳不已”,“中庸”实谓“循从礼义奉劳不已”.传统程朱辈“中庸主义”的说法不合孔子原意.孔子“中庸”在《论语》中仅一见:“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篇》,下言篇名均出《论语》)《中庸》中,标明“子曰”的“中庸”共六见.这七见中,孔子均未就其内涵作具体阐释.至宋,大儒程颐解说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朱熹注《论语》解说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这就是所谓的“中庸主义”.程朱辈代圣贤所立之言成了儒学定理,传统说法一直认为孔子是中庸主义的首倡者.     

试析郑观应的兵战思想——读《盛世危言》

郑观应(1842—1922),亦作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偫鹤山人,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近代著名的爱国者,影响较大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在他整个思想体系中,反帝爱国的思想最为明显,最为强烈。他反帝爱国的思想有两方面的内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训将练兵,加强国防,同帝国主义进行“兵战”,反击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他的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的经济思想,近年来学者、专家论述极详,而其兵战的军事思想,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拙文试就此为题,谈点自己粗浅的认识。     

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是１９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有：振兴商务,以商立国,以商富国,进行商战,在经济领域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所呈现出来的主要特色是：把商务置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通盘筹划社会经济各环节,并触及政治和教育某些方面的改革。郑观应的商战思想站到了他所处时代的前列,有利于启迪国人,激发爱国主义,推动社会前进。     

郑观应近代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探论

〕郑观应的近代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的引进 ,因此最终归结到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实践 ,这本身就表现为对中国现实的超前。超前性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与现实的冲突性 :资本主义的近代经济在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之下不可能得到兴盛。西方经济思想和经营方式与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财思想是郑观应形成近代经济思想的两个重要出发点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正是中西圆融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