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柳《天说》的自然天道观

本文从韩愈创作时的社会处境 ,作品的多种艺术手法 ,所出之源 ,及其与柳宗元、刘禹锡之间的相互阐发等多方面 ,论述韩愈《天之说》、柳宗元《天说》、刘禹锡《天论》和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等一组哲理散文 ,同属自然天道观     

张载哲学之天道观及其落实

张载哲学之出现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在天道观方面.这种哲学史上独特的天道观在张载晚年的著作《正蒙》中得到了集中的阐述.文章以一种论证的形式重新陈述张载哲学之天道观,并把其中隐含但却没有直白的思想显明.这样一种陈述之所以可能也正因为《正蒙》一书的系统性.     

王符易学简论

东汉后期,王符不仅在社会批判思潮中表现最突出,而且在易学领域也颇有成就。在《潜夫论》中,他曾借鉴、吸收《周易》和汉代易学成果,推出了自己的自然天道观,构筑了一个宇宙生成、万物起源的图式。在认定元气为宇宙本原的前提下,王符力主天道无为而人道有为,从而发展了《易传》自强不息的思想。本于《易传》太和、中正之说,王符提出了社会和谐乃至天人和谐的政治理念。他继承、发挥《易传》的重德精神和尚贤、养贤之说,呼吁最高统治者注重仁义德治,重民爱民,尊贤任能,改革时政,从而缓和并解除社会危机。在治《易》风格上,王符致力于务实崇本。这些都是对我国古代易学和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     

王道政治的精致构想——《管子》民本思想与德治思想新探

王道政治是先秦时期理想的政治形态.除了儒家之外,《管子》也有非常精致的构想.《管子》关于王道政治的构想主要反映在其民本思想与德治思想方面.《管子》继承了早期的天道观,把天道与民意联系起来,并由尊天道走向了贵民意,确立了民本思想.在政治上,《管子》提出了治国“十一经”,试图从政治权力层面的社会和道德基础、经济民生层面的富民之举、法律和政令层面的安民之举以及民意层面的重民、贵民思想等四个方面,来建立清明的社会政治.《管子》还表现出对德治的倚重,提出建立完善的伦理道德.     

王夫之天道观中的五行思想

王夫之主张将天道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性统一起来,而《周易》也正因为能够体现此种理念,得以成为他构建其天道观的理论依据。在论及五行时,他一方面清除了前人以“五行”学说对《周易》的附会,对该学说所表征的世界图式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又根据“乾坤并建”的易学原则改造了传统“五行”学说,凸显了其作为价值本源的意义,为儒家的道德学说提供了形上学的依据。     

论《白虎通》天道观的生成

《白虎通》系统梳理了汉代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规范,形成了关于天道本体的论述,指导了道德生活,规范了人伦社会秩序。要准确理解《白虎通》天道观的逻辑生成,就必须对天道观进行解构,从逻辑起点、逻辑证明以及逻辑旨归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把握。     

再论董仲舒天道观的辩证性——兼答周乾溁同志

我的《董仲舒天道观重探》(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以下简称《重探》)发表后,周乾溁同志著文《懂仲舒的天道观辨析》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以下简称《辨析》)提出了商榷,我表示诚挚的欢迎。不过,对《辨析》一文所持观点,论据以及对我的驳难,我认为都很难站得住。这里分歧的实质仍是董仲舒的天道观是辩证法的,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下面是对周乾溁同志的答复,也是对我的观点的进一步论述。     

欧阳修易学与《秋声赋》的天人建构

《秋声赋》行文跳跃起伏,思路貌似无迹可寻,实则建立在欧阳修易学理论的基础上。欧阳修易学的天人观念,具体表现为阴阳消长的天道观、阴阳斗争的人事观和复杂的天人交互理论,后者又包括了天道与社会、社会与个体、天命与性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天、地、人三者交互理论。《秋声赋》充分发挥了其天人学说,从天道、地道、人道三个方面展开,深入探讨了气运、时运与命运,展现了动静、盛衰和生死,贯通了众生、社会和小我,深究了忧乐、得失和吉凶,是欧阳修易学思想的高度提炼和文学化表达。它并非仅仅是欧阳修抒发个人身世之慨或政治上消极悲观的产物,而是根植于哲学修养上的文学英华。     

朝鲜文献与四库学研究

目前存世的朝鲜文献如《燕行录》、《李朝实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等,收有不少关于清修《四库全书》的掌故。本文将这些材料搜检出来,从“补《四库全书》馆员的事迹”、“关于《四库全书》的编修”、“关于《四库全书》禁书”、“对《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论”、“其他”等五个方面进行归纳分析,指出其对四库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价值。     

《管子》中的《兵法》《幼官》等篇关系考

《管子》中的《兵法》通篇谈军事问题,《幼官》《七法》《参患》《制分》《地图》《九变》等皆涉及军事问题,而文字上和《兵法》互有关联或雷同之处。笔者认为《幼官》(后半部分)等六篇,可能是《兵法》篇的错简窜入他篇,或错简之后误加篇名所致。先有《兵法》然后才有据《兵法》等篇摘抄而成的《王兵》篇。     

《荀子》与《管子》、《晏子春秋》的关系考论

荀子是先秦时期集大成的儒家大师,《荀子》一书近年来已经被认作是荀子思想的实录。而《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向来被学者们认为是比较复杂的作品。所以,近代以来将此二书判为“伪书”的情况是层出不穷的。《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尽管成书比较复杂,但是却包含了诸多先秦时期的思想内容,是值得我们研究先秦思想史注意的重要资料。此外,《苟子》书中所见与此二书的相通相近的情况,也说明了苟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汉书》看王莽用《书》及促进《书》学发展的举措

通过对《汉书》中相关文献的检索,王莽用《书》包括依《书》正名、造势,依《书》布政、施政,引《书》议事等方面。王莽辅政、当政期间,也采取了一些促进《书》学发展的举措：考论《五经》,定娶礼;筑学舍,增博士,征经士,集群说;为太子置师友;尊儒者,立学官;制礼作乐,讲合《六经》等。     

《归藏》与清华简《筮法》、《别卦》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中有两篇属于《易》类的书,分别以《筮法》和《别卦》为题收入2013年底出版的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四辑中。就卦名、次序、写法等内容来看,《筮法》与《别卦》确与《归藏》密切相关。     

韩邦奇著作版本存佚考略

韩邦奇是明代关学重要代表人物.其一生著述颇多,大抵以经学为主,也涉及音律、兵法、天文、地理、诗词、歌赋等.现存者主要有《性理三解》、《苑洛集》、《苑洛至乐》、《易占经纬》等,这是研究韩邦奇生平及其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     

《类篇》汇纂《集韵》又音考

《类篇》属于字书,具有实用性,要想了解其性质和用途等情况,首先应该弄清楚其编纂目的。将《类篇》与《集韵》、《玉篇》等韵书、字书相比较,通过它们在收字及收字排列方式等方面的异同,可以看出《类篇》不是在《玉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而是《集韵》的多音字典,其编撰是忠实于《集韵》的。对于《类篇》编纂目的的考察,也有助于推进《集韵》、《玉篇》的研究。     

论钟嵘的《楚辞》观

《诗品》在探讨后世诗歌不同风格起源时，认为有《诗》《骚》两大源头，并由此形成了两大流派。令人在论及钟嵘的诗学观时，多认为钟嵘偏重于《诗经》一派。然而从钟嵘重视诗歌抒发怨情、重视诗歌的语言美、重视兼具《诗》《骚》二者之长的作家作品等几方面来看，他没有丝毫“重诗轻骚”的倾向。     

从《老子》看老子

《史记》对老子记载较为简略,后人认识老子还应结合《老子》一书。《史记》的相关记载与《老子》书中的某些论述可相互印证。从《老子》等书中可以看出,老子除可说是不同于众外,还可用"少私寡欲"、"知足"、"深不可识"、"有道者"等加以描述。     

论《三国志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之关系

三国志演义》的整体叙事框架主要源自《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其外在的结构体式 ,诸如分卷、分则、立题目 ,每卷标明所叙之事的年代起迄 ,以及正文中常常标出纪元朝号等 ,都显示了《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的密切联系 ,其内在的叙事结构也基本上是“通鉴”式的 ,其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 ,也明显受到了《通鉴纲目》的影响。因此 ,研究《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过程 ,应充分重视《通鉴》和《通鉴纲目》曾经起的重要作用。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字汇》释字体例对现代字典的影响

《字汇》是形义派字典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字典。它与《说文解字》、《玉篇》等字典共同对后世字典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在释字体例方面,《字汇》更有着特殊的贡献。在收字方面实行“正俗兼收”的原则;附录第一次达到全面的程度;字形严格遵循收字原则;注音一依《玉篇》,又有所发展;释义源流并蓄,但更重支流,读音义项比《玉篇》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