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康德伦理学的“社会向度”

康德伦理学的主观性和缺乏现实性遭到黑格尔批判,这种批判是深刻的,但也是缺少同情心和略显偏颇的。理论任务和立场的不同导致二者大相径庭,互换立场和设身处地的观察可能使得评价更为公允。与在形而上领域纯逻辑的思考不同,康德的道德原则在宗教和政治哲学领域运用中,诉诸于社会关系中存在、且具有人际差别的主体,而不是孤立式的、原子式的主体;诉诸现世的人为共同努力,而不是彼岸世界的超人性的力量。这一变化展现了康德伦理学的社会向度。     

康德的“决疑问题”和伦理学

由于人们忽视了康德的道德决疑问题,使得他的伦理学以艰深晦涩著称.实际上,康德是讥讽和幽默的大师,他的伦理学是通过对道德现象中决疑的回答来建构的.他的决疑是讥讽的艺术,分为基本决疑和次级决疑.基本决疑--正题:必须遵守义务而不必顾及幸福;反题:冷酷地从事善行是否值得?--贯穿其整个伦理学.康德通过四个次级决疑对正题作出了回答,贞定了义务为道德最高原则;对反题的回答使他认识到幸福和仁爱的价值,缓和了义务和仁爱的对立,完成其晚年伦理学的转变.     

康德、元伦理学与后果论

当代功利主义者或后果论者从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相容的,而如果我们从规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不相容的,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反驳。但是即使从元伦理学来看,康德主义与直接后果论也是不相容的,而与一种间接后果论,即配得幸福论或应得后果论是相容的。康德不是直接的后果论者,而是直接的义务论者,而直接的义务论与间接的后果论是可以相容的,康德作为直接的义务论者能够同时是间接的应得后果论者。     

论康德哲学的“批判”性追问

康德哲学的影响,在于他那渗透于一切科学之中的批判精神。康德的批判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否定意义上的批判,而是一种对理性的分析和审查。康德哲学的批判精神,具体体现在他的哲学追问之中。康德所奠定的那种理性批判精神,具有永恒的哲学意义。     

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复兴--西方康德伦理学研究述评

当代西方伦理学界似乎出现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新的流派,我们权且称之为新的新康德主义.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复兴,与西方社会矛盾的加剧相关,而元伦理学脱离社会生活与实践,功利主义又无法真正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当代康德伦理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新解读,二是重构.学者们在康德伦理学重读重构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不仅深化了对康德伦理学的理解,而且消除了对康德伦理学的许多误解.从而这既是对康德伦理学理论的新的修正和发展,又有益于推进伦理学自身的发展.     

《自然辩证法》的“人”：生态伦理学的人学本体论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从自然和历史两个维度对人的本质进行了科学而辩证的解读。从自然的维度看,人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与非人类的生命具有同质性,是“小写”的人,因而伦理学应该走出对人的“固恋”,“扩大道德共同体的边界”,把自然纳入伦理的怀抱。从历史的维度看,人是劳动的产物,是对象化活动中的自我生成,是“大写”的人;劳动的对象性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场依存性”,决定了人把自然作为“道德顾客”的逻辑必然性。这样,恩格斯对人的本质规定性的理解,既超越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人”,又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人”;它为生态伦理学的成立提供了充分的“本体论证明”。     

经济伦理学中的人

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皆涉及人的研究,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去追求人的应然存在方式。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经济伦理学从自己的学科要求出发,试图消除经济人与道德人以及经济学与伦理学相互分裂的矛盾状态,并且以此来求达人的肉体与灵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统一。就其最终目的指向人的完善以及人的和谐发展而言,经济伦理学具有某种超越性的意义,它也因此超越了其他应用伦理学的分支学科。     

康德伦理学中的"神圣存在者"

“神圣存在者”是康德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对康德伦理学论著的梳理,本文发现它包含“神圣立法者”和“神圣守法者”双重含义：从立法角度看,所有有理性的存在者都凭借其立法能力（立法理性）是神圣的,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也是其中之一;从守法角度看,只有天使和上帝这类存在者才是神圣存在者,它们具有完善意志,能够心甘情愿地遵守道德法则,而像人这类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并不具有完善意志,不能心甘情愿地遵守道德法则,因而不是神圣存在者。这两个含义不宜混淆。《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的endliche heilige Wesen是第二个含义的神圣存在者,只能理解为“终极的神圣存在者”,而不能理解为“有限的神圣存在者”,后一种理解会导致自相矛盾。     

中国伦理学研究如何迈入“ 不惑” 之境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伦理学研究如何伴随它的时代迈入"不惑"之境?必须回应具有前沿意义的三大追问:"道德哲学"如何"成哲学"?"伦理学"如何"有伦理"?"中国伦理"如何"是中国"?"不惑"之境的要义,是以认同与被认同为核心的现代中国伦理学的安身立命。"成哲学""有伦理"是在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中的"安身",核心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是中国"是在现代文明体系中的"立命",核心是中国气派。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现代伦理学面临"哲学认同"的危机,危机源于两大学术误读:对于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哲学气质的误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伦理学关系的误读。现代中国伦理学必须回归"精神"的家园,透过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的建构而"成哲学"。"无伦理"是现代伦理学研究最明显也是最具标志意义的"惑","道德"的话语独白导致"无伦理的伦理学",它根源于中国伦理学传统的断裂和康德主义的影响。"是中国"不仅是中国理论体系、中国话语体系、中国问题意识,而且是伦理道德和伦理学研究在现代文明体系中的文化天命;不仅关乎伦理学研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且关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体系中的文化自立。迈入"不惑"之境必须完成三个学术推进:由概念诠释系统到伦理道德一体的问题意识的推进;由学术气派到学术使命的推进;由"礼义之邦"到"伦理学故乡"的推进。     

感伤主义:由康德历史哲学中的目的论返观康德的卢梭主义情结

目的论是康德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康德是用这一理念来统贯自己的历史哲学。作为一个启蒙运动者,康德为什么不像其他的启蒙运动者一样将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建立在人的理性的基础之上,而要借助一个先验的目的论来保证呢?原因就在于康德与启蒙运动之间有一种紧张,康德对于启蒙运动始终有一种警惕。这种警惕就集中反映在康德的目的论上。目的论虽然可以保证历史的进步,但其中透露出来的是一种伤感的基调,这种伤感无疑来源于卢梭主义的影响。     

超越康德伦理学的三条路径——黑格尔、叔本华和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

被康德本人称为“道德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是一种理性主义伦理学,因为其基本道德原则被说成是由“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这种伦理学自问世起,就遭到了形形色色的批判。在德国哲学界,黑格尔、叔本华和马克斯·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构成了三条各具特色的超越之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黑格尔以其思辨理性取代了康德的抽象知性,由此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超越了康德伦理学;叔本华把对他人不幸的同情即恻隐之心当作道德的基础,由此将康德的理性主义转换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主义;舍勒则试图立足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建立起一种先天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康德本人及其拥护者和批判者的共同预设:只有纯粹形式才是先天的,任何质料都是后天的。     

论康德关于“人性”设定的内在环形结构及困境

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始端的构建者,其主旨是以概念的界分来构筑人之为人主体结构的形而上学基础。从外观或者延续的历史角度加以观察会发现,学界对于康德哲学本身的理解是在对其哲学不同板块的特有规定以及在板块之间的相互界限的转换问题上进行推进和梳理的。而本文试图从新的理解视域出发,进而将对康德哲学外显结构的研究沉淀为实现其哲学最终目的的意识一体性把握,以此阐释在康德哲学的内在建构存留着一个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类学设定,在这一设定中,以对作为主体的人理性意识建构为起点,以实现其自由为最终目的,其完成过程因理性意识自由的实现而首尾衔接,而内在隐含着对于"人"本性或者本质理论的环形构筑。此理解与传统分解式或板块式地理解康德哲学对于"人性"的建构不同,作者试图从康德哲学内部的结构分析入手,对其面对的理论困难及其意义进行新的梳理,以期达到对康德哲学某种新的理解。     

“欲”与“善”：康德和孟子的比较

康德和孟子都认为低级的“欲”关系到感官的愉快、幸福、自爱,高级的“欲”才和“善”有关。康德伦理思想的落脚点是要为持续的生命本身负责,为上帝负责,具有宗教精神。康德只关心意志的合乎法则性,至于对象是什么,康德是不关心的。康德伦理思想具有理性主义精神,不能开辟出一条通过人的情志内容内在超越的道路。孟子把“善”落实到血缘亲情之中,缺乏外在超越的精神,往往把感官王国的内容混入超越的世界。     

论康德反思判断力的“认识意图”

反思判断力是康德《判断力批判》的核心概念,一方面,它为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联结搭起一座桥梁,使理论与实践、自然与自由领域之间能够互通;另一方面,作为独立的先天情感能力,它在直观对象的基础上引发诸认识活动的自由协调,使知性向理性的过渡得以可能。严格来说,反思判断力并不致力于认识,而是针对自然整体做出的合目的性反思。但由于它力图寻求自然知识的系统性,与思辨理性内在运用的根本目的具有内在相关性,因而蕴涵一种隐而不彰的"认识意图";在运用方式上,判断力的反思性运用推进、扩展了思辨理性对经验的内在运用,是"系统性"理念调节运用另一重不可忽视的维度。     

试析康德伦理学的后果论特征

由于强调善良意志、责任及准则的价值,学界普遍认为康德是一个绝对的义务论者.但从人的行为完整性与人的完善性来看,康德均无法抗拒对后果主义思维方式的诉求.其后果论特征则主要体现在康德对于四种责任及可普遍化原则的论证之中.     

论康德伦理学中“出于义务的行动”概念?

康德伦理学是典型的义务论。然而,康德关于义务与道德价值的主张———一个行为要能够具有道德价值,仅当是单单出于义务动机而行动———却遭到了来自同时代以及后人的不断质疑、维护与修正。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了康德的真正目标,那么再主张出于义务的行为排除了其他偏好,就显得荒谬了。     

理性批判与人的启蒙--重读康德哲学的当代意义

当代的理性危机呼唤着对理性批判的理性态度。在康德所展开的理性批判中,人的问题是核心问题。通过理性的批判而实现对人的启蒙,正是康德哲学的中心命意。在理性批判中所敞开的人的主体性和有限性的价值理念,是康德哲学遗留给我们的珍贵思想遗产。理性地对待理性自身,在直面人的有限性的前提下确认人的主体性,领悟人的存在的意义,敞开真实的人本身,应当成为当代理性的自觉意识。在人仍然成为"问题"的当代,人的存在仍然需要理性的启蒙。     

论康德哲学的不可逾越性

康德哲学形成于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的科学处于威风扫地的特殊历史时期.为科学理性寻求根基,更为挽救形而上学的命运,康德对人类理性进行了全面考察,在认识论领域发起了哥白尼式的革命.通过对理性划界的方式,为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找到了根据,也为形而上学划出了地盘.在17、18世纪自然科学占统治地位、启蒙精神作为时代主流的历史条件下,康德受卢梭自然主义启发,强烈地意识到了理性与自由的冲突,从而走上了批判哲学的道路.理性与自由的对立,在康德之后,在西方思想界集中表现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理性与自由的对立,实质上表现为科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对立.康德哲学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从“必然”到“应当”：康德对认识论美学的超越

在探求审美客观必然性的过程中,经验主义美学陷入“审美趣味无争辩”的境地,理性主义美学则将审美与认识等同起来,从而取消了审美的独立性,认识论美学无法自圆其说。“应当”（sollen）是考察康德美学思想的一个关键词,不同于必然性,它表示一种应然性。“应当”一方面表明反思判断力与知性、审美与认识的联系与区别,另一方面是一种自由。由此康德认为审美的必然性是主观原则上的“应当”,从而超越了认识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