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保政策绩效评价及其利益格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全面提升环保力度,在寻求制度与体制创新的基础上,推出一系列标本兼治的环保政策,但生态环境污染却愈演愈烈,政策效应未如人意。本文从政策绩效的角度,以监测数据为依据,对我国近十年来生态环保政策的实施绩效作出初步评价,进一步探究政策走样的成因及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关系。作者认为,构建环保绩效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作为,刚性约束各种利益主体,是提升我国生态环保政策执行效果的有效路径。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政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城镇化政策为我国城镇化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既反映了我国城镇化政策演进的规律,又引发了对城镇化建设积极思考,为新时期提高城镇化质量指明了方向。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城镇化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基于2014—2020年的国家政策文本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城镇化政策。基于政策工具理论,采用内容分析法,运用NVivo 12质性分析软件,从政策工具类型和城镇化任务两个维度,对2014—2020年与城镇化密切相关的26份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实证分析我国城镇化政策,可以发现：现有政策存在对环境型政策工具依赖较强、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力度偏弱、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缺失、政策工具使用与城镇化任务结合不均衡等问题。改善政策工具的整体结构,注重政策工具在城镇化任务中的均衡应用,推动政策工具与城镇化任务之间的二维整合,是完善我国城镇化政策的重要路径。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绩效评价

集体林权制度在"明晰产权"主体改革完成以后,各项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对激发农民经营山林积极性,推动林业快速发展显得十分重要。笔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对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各项政策绩效的评价,结果表明农户对各项政策绩效的评价不一。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要尊重农民诉求,在林权交易中心建设、林权抵押贷款、林业保险、林木采伐管理、林业专业合作组织、林业科技服务体系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中国城镇化功能与城乡关系的演变

论述了中国城镇化与城乡关系演变的历程,从功能性方面将中国城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前;第二阶段是城镇化作为政策工具阶段,城镇化成为政府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政策工具;第三阶段为城镇化起到政策工具作用的阶段,城镇化被动起到政策工具的作用,对城市的发展和缓解危机起到一定的作用。     

中国收费公路的制度安排及其绩效评价

收费公路是我国市场化改革延伸到基础网络设施的重大举措.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安排,30年来,围绕收费公路的产品属性和政策绩效,学术界的讨论不绝于耳.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视角,阐述在特定背景下中国"公路产品"向"公路商品"转变的必然性.进一步,从社会福利、政策效率与制度导向方面对政策绩效做出评价.论文认为,收费公路的核心问题在于政府管制竞争而导致的垄断价格.检讨我国渐进式改革中的一些重大的制度安排,收费公路产业化政策为难得的一项"标本".     

贵州促进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政策研究

公共服务的建设既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公共服务的完善又是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助推力和保障。目前,贵州正处于城镇化的关键时期,既面临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又担负着民族文化、生态特性的保护重任。因此,需要探索一条适合贵州实际的公共服务建设的新途径。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云南县域经济“蝶变”模式

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一直以来,云南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拥有129个县市区的云南,县域经济发展更是显得相对滞后.然而,近年来,云南省围绕自身优势,深挖潜力,创新体制,优化产业,做强市场,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培育县域经济,走出了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蝶变”发展之路.     

农业主导区城镇化路径研究——以云南元江为例

在云南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实施城乡一体化,其实现路径将有别于东、中部地区。这些地区短期内缺乏带有一定规模和带动力的工业产业承载城镇化过程中的就业需求,具有显著的特色农业优势资源,本文对发达的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可否推动云南城镇化发展做了论证,提出了农业为主、产业联动的城镇化模式。     

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的困境与反思

政府动员是公共治理中政策过程的一种重要机制。当下方兴未艾的中国城镇化政策过程带有明显的政府动员色彩。然而,对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形成的隐秘机制——政府内输入和公众认同聚合,却缺乏理论层面的必要关注。面对城镇化政策过程中权力精英操控代替公众价值的困境、虚假公众认同聚合所催生的“简单化”的政策逻辑,政府应该在发挥动员机制的特殊功用的同时,着手系统的制度补给与创新。其中的重心主要体现为人本城镇化的政策基点、农民市民化的利益格局调整、政策公众参与制度跟进。     

城市化发展的政策演变及趋势预测研究

城市化作为提振经济发展和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已成为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性策略,城市化发展的政策演变和趋势预测分析对于引领未来城市化的理性发展意义重大。文章借助于城市中心地位的开始确立到目前的新型城镇化政策这一流程,阐释了城市化发展的政策演变体系,通过对城市化的发展目标、发展主导、发展核心及发展效率四个维度理念转变的说明,预测了城市化发展的政策趋势,并分别对新四化同步发展的城市化政策、市场主导和政府调控结合的城市化政策、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政策及低成本高效率的城市化政策等未来的发展政策制定出针对性的建设路径。     

云南省卷烟供给联立方程模型的研究和应用

由于云南有发展烟草的地理、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加上多年来坚持走发展特色经济之路,烤烟和卷烟成为云南的支柱产业。统计数据显示,来自烟草的税收收入在云南税收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云南国税收入总量的快速增长大多缘于烟草业的贡献。正因如此,我省的一些学者和业内人士对卷烟的供给和销售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大多数还是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研究问题。本文则采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利用云南统计年鉴的数据,建立递归联立方程模型来研究我省卷烟的供给问题。     

区域中心城市发展:云南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支撑和基本途径——以曲靖市为研究个案

推进云南城镇化发展,既需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和城镇结构,同时更需要针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主要制约因素,通过非均衡发展来实现云南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性突破,通过非均衡发展来推进云南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并最终实现各级城镇的协调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在新时期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有选择、有步骤地推进若干州市中心城市发展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大城市,是实现云南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和重点所在。以产业发展带动人口聚集,以人口聚集促进产业发展,是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基本途径。     

文化多样性与云南的多民族和谐社会建设

云南是中国文化多样性最为富集的省份之一。云南各民族文化多样性中蕴涵的和谐文化,直接建构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多样性促进创造性和多样性促进稳定性,是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云南的文化多样性对构建和谐云南具有积极作用,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护与发展文化多样性,推动云南的多民族和谐社会建设。     

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化道路演进

城乡二元结构始终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绕不开的深层矛盾。我国的城市化也是被广泛探讨的热点问题。通过回顾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及城市化道路的演化进程,挖掘其阶段性的特点及内在原因,探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及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内在联系。     

中国省区城镇化动力演进的实证分析--以浙江省和福建省比较分析为例

本文在城镇化动力演变规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浙江省和福建省城镇化道路及其动力演变进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两个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条件和资源禀赋相近的省份,由于城镇化动力的生成和发展的不同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机制及其对各自城镇化水平及质量的影响机制,并得出对中国省区城镇化发展有益的一般结论.     

城市化规律与我国城镇化战略策略选择及制度创新

世界城市化进程遵循着＂人口城市化与城市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适应＂等七条基本规律。推动我国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必须确立和实施以大城市带动城市群发展和产业带动两大战略。在策略上,要坚持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并进,并在工业化进程中采取合理的技术选择。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起以人口迁徙自由为最终目标的户籍管理制度,规范的农地流转市场体系、统筹城乡的劳动就业制度和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河北省城市化发展路径分析

为加快推进河北省城市化战略的实施,本文提出了加强产业园区建设,优化城市总体布局,加快市政公用事业的市场化进程,消除农民进城的各种制度障碍的政策性思路。     

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与社会风险——对我国当代城市化发展的一项剖析

我国城市化进路中,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远远滞后于空间城市化,其实质为社会、文化、制度的构建与经济增长的不同步。究其缘由,除了政策制度的因素外,资本和权力的勾连以及"经济达尔文主义"是其"质料因"和"动力因"。这种对城市化经济性的过度追求必将带来土地金融危机、社会极化、空间区隔和"原子化社会",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缺乏尊严感和安全感,集聚社会风险。因此,城市化发展应从规模的追求转向到对质的追求,构筑一种"城市如家"和"充满选择机会"的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及成因探析

目前,我国正进入高速城市化时期,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并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在全面深入的对现阶段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扩展失控、资源破坏和过度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风险不断加大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从城乡分裂及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过度放任市场与资本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缺乏有效的引导与约束以及GDP发展观主导下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角度分析了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深层原因,探索并给出基于科学发展要求的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