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北伐后秦考

北伐后秦是刘裕完成其代晋事业采取的对外措施之一。从刘裕来说，要代晋，必须有足够的功勋。后秦收留反对刘裕的政敌，企图干涉东晋事务给刘裕以借口。后秦在姚兴死后陷入权力的争夺中，政局混乱，在刘裕的打击下很快灭亡了。至此，刘裕基本完成了代晋的准备工作。     

论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及其历史影响——魏晋十六国时期民族战争的个例研究

公元416年,东晋太尉刘裕分兵数路北伐,历时一年,最终灭掉了建都于长安的后秦政权.刘裕这次北伐取得胜利,除了战略布署得当、充分利用了后秦内乱的机会以外,主要原因是此次战争类似祖逖、桓温的北伐,负有收复中原、统一南北的使命,得到了中原汉族人士的响应和支持.刘裕北伐后秦,也是东晋历次北伐中最成功、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

从东晋末年刘裕团结北府兵将领起兵反对桓玄的统治起,到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止,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经历了一系列政变和战争。我以为,其性质是逐渐兴起的低级士族借日益腐朽无能之高级士族遭孙恩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之机,向他们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而以低级士族基本胜利,在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原来的高级士族俯首称臣,和新贵合作而告终。低级士族的代表刘裕,代晋后很快杀死晋恭帝,临终前选拔出以徐羡之为首之顾命大臣,以及这些大臣从显赫到覆灭,便是整个斗争的两个重要环节。     

中华认同与后秦盛衰

后秦统治集团在立国之前已经完成了"变夷从夏"的转变。姚兴遵行华夏政治传统并将后秦推至鼎盛,正是以南安姚氏、滠头集团乃至关陇河西各族集体的中华认同为观念基础。后秦官僚君主制与滠头集团的政治传统具有冲突性。姚兴采用扶植"才兼文武"皇子的方式来巩固皇权,但动摇了储君制度的政治基础。用以维护南安姚氏第一家族地位的宗室出镇制度,也因姚泓的弱势而孕育出分离势力。后秦的灭亡根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君主制与门阀统治之间的矛盾,并非缘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问题。     

刘宋时期的皇权与禁卫军

引言东晋元兴年间,代晋称帝的桓玄管拥有一支为桓氏所用的禁卫军。《宋书》卷五十《胡藩传》载:“义旗起,玄战败将出奔,藩于南掖门捉玄马控曰:‘今羽林射手犹有八百,皆是义故西人,一旦舍此,欲归可复得乎?’”《通鉴》文略同,胡注曰:“桓氏世居荆楚,西人皆其义旧,此盖从玄东下,玄既篡,因以为羽林。”共说是。然而,桓玄政权的短祚,使其“羽林射手”变成了门阀政治的殉葬品。在以刘裕为首的次等士族强化皇权的过程中,我们又看到禁卫军的重振。一、从“彭沛乡人”的“义队”到初具规模的刘宋禁卫军刘宋禁卫军的前身是元兴三年(四○四)刘裕在京口起兵后建立的“义队”。《宋书》卷四十九《刘钟传》云:“义旗将建,高祖版钟为郡主簿。明日,从入京城。将向京邑,高     

后秦法制初探

本文主要根据《晋书》的有关载记，通过对后秦统治者的法律思想、后秦的法律内容以及后秦的司法制度的论述，较全面地探讨了十六国时期后秦政权的法制，并概括了后秦法制的特点。     

论刘裕的家世与执政过程

论刘裕的家世与执政过程〔韩〕朴亨宽※此论文是于１９９４年受朝鲜大学校学术研究会的资金援助而完成的。一、刘裕的家世刘裕系徐州彭城县绥舆里人，汉高帝弟楚元王交２１世孙。其曾祖混，西晋末，为避难渡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今镇江），曾任武原令。其祖靖，为东...     

刘宋武帝与天师道

东晋末年刘裕通过镇压以天师道为旗号的孙恩之乱起家并最终凭借军功建立了刘宋政权,然而刘裕与天师道实又有其他重要关联。刘裕及其姻亲家族均表现出信奉天师道之痕迹,此外,刘裕代晋造宋在军事政治上所依赖之重要人物亦表现出与天师道的密切关系,天师道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政治上结合的重要纽带。     

简论姚兴

姚兴(366—416),字子略,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县西)羌人。其先祖世世为羌酋,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其父姚苌乘前秦新败,局势动荡之机,拥兵自立,建后秦。太元十八年(393),姚兴继姚苌为后秦皇帝,直至在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去世,共在位22年。后秦建国的历史共34年,其中姚兴的统治占去了三分之二强,几乎可以说是与后秦相始终。姚兴在位期间,是后秦的鼎盛时期。在政治上,他推行汉化政策,倡导儒学,擢用贤良,注意搞好民族关系。在经济上,则主要是大力恢复和发展关陇地区残破的社会经     

晋宋之际散骑常侍一职的闲散化

东晋安帝前期,散骑常侍一职并没有因部分北府集团军功将领的取得而发展到滥授的程度,但到了后期,刘裕"造宋"事业接近尾声,他大举收缩北府军功将领阵线(迫使他们退居二线,以刘氏宗室、外戚代为出镇地方),出于对这些老将的优抚,刘裕大量加赠散骑常侍一职,这成为一种策略性举措。同时,在事实层面上,刘裕强势的控制使得这些老将散骑常侍一职"顾问、拾遗补阙及平尚书奏事"的作用发挥有限。这样,在主观和客观上,刘裕这种策略性举措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散骑常侍职任的闲散化以及地位的卑轻。     

论宋玉及其作品的接受在六朝的演变

六朝是关于宋玉研究的重要时期,自晋至陈,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步走高,论者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批评到揄扬的流变过程,并最终在刘勰的大力肯定下奠定了辞赋宗师的地位。随着文人对宋玉的推崇,其形象首次由楚襄王的文学侍从转变为绝世才子,而他所开创的经典文学意象在六朝文人笔下,也客观存在着一个由晋代悲秋到向梁陈女性题材创作集中的现象。导致这种流变产生的深层原因应是文学自觉向纵深发展的结果。     

略论刘禹锡谪居朗州以后的文学创作思想

贬谪朗州对刘禹锡的诗文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禹锡的“气干文支”、“立言寓言”和“辄立评议”的创作思想同韩愈的古文理论是互相呼应的 ,“氓谣俚音 ,可俪风什”更使其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取得了极有价值的成就。     

论清人集韩文的文本特征及其文化意蕴

集韩文是集句文学的一种尝试,即全篇集取韩愈古文而成的集句文作品。由于集句文发展的滞后,集韩文自清代才正式出现,在齐召南、李友棠、戚学标、刘毓崧等文人的别集中均可见到。这些集韩文作品虽有勉强拼凑的痕迹,但其中亦不乏天衣无缝的成功之作。集韩文之所以能够成为集句文学体裁的一种,正是源于韩愈古文的道统性及其语汇的独创性,同时也可看到清人开拓文学体裁时所作的尝试与努力。从集韩文出发,可以发现清人的知识之广、文学兴味之浓、文学才思之捷,亦可以由侧面考量清人对韩文的接受方式。     

项羽与怀王:项羽政治品格的历史分析——以王夫之评论为中心

从先秦至汉初,不存在后人所理解的君臣尊卑之道,君尊臣卑以君守君道为前提,不能以厚实的君尊臣卑观念衡量项羽与怀王的关系。怀王排抑项羽在先,项羽独立发展在后,以当时君臣权利和义务衡量之,项羽没有绝对服从怀王的义务。古今学者对项羽放逐义帝而后弑之、背怀王之约的理解并非历史的真实。刘邦对项羽的批评正体现了项羽政治品格的光明磊落。     

散文与经学关联视野中韩愈文道观的本体论内涵及意义——兼与刘勰、朱熹文道观比较

韩愈在汉代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的背景下从形而上的角度探讨儒道,具有探求本体的意义。通过与刘勰、朱熹等人文道观的比较可以看出,韩愈修其辞以明其道的论述中,道与文依附于君子这个实体真正形成了本末、体用关系,道是君子对人生、社会的理想和精神追求,文则是对这种追求的表达,形成了真正的文学本体论。这样的文学本体观念不仅使韩愈等人散文创作获得成功,也在后世乃至当代得到延续,为我们认识和继承古代散文的传统、更好地把握散文发展的古今演变提供了线索。     

韩愈分司东都与韩孟诗歌唱和群体的形成

文人分司东都对文学创作及洛阳诗歌唱和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唐诗人韩愈分司东都期间,在洛阳任职或居住的孟郊、卢仝等人与之进行了较多的诗歌酬赠唱和。同时,洛阳便利的交通条件、韩愈在文坛的影响及其喜欢奖掖后进的作风也吸引了贾岛、刘叉、李贺等人。诸多诗人在此会聚,促进了韩孟唱和群体的形成,并在彼此的相互影响中形成了共同的诗歌审美追求。     

楚汉相争新论:道德的争锋

透过对楚汉相争中刘邦和项羽的语言和行动的分析,结合秦亡汉兴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考察,这场交锋既不是政治的、军事的交锋,也不是用人得失的、谋略战术的交锋,而是一场真假道德的大对抗。项羽的悲剧是道德的悲剧,项羽的失败是奉行真道德信条者的失败,项羽的生命力是真道德、真贵族精神的永久生命力。     

古代文集编辑探源

别集、总集均属于古代集。它们的编辑，尤其是别集的编辑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先秦时期章多以单篇流传；两汉之际，史家录作品由依类分别记录，到逐类记录；东汉末至建安时，别集雏形已形成。魏晋以降，出现以姓氏标明为集的《诸葛氏集》。最早的总集是晋挚虞的《章流别集》，而不是刘向所编的《楚辞》。     

东晋孙恩、卢循起事的浙东因素

孙恩、卢循起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于江南地区的一次大规模的对抗统治者的民众活动。孙恩、卢循起事在东晋末期爆发，前后绵延十三年（399，411）之久，影响遍及东晋主要统治区域。孙恩、卢循起事原因众多，但其浙东因素无疑最为主要。这其中包括浙东地区大族与低级土族的矛盾、浙东地区经济的兴盛和苛剥、浙东地区海洋地理环境等。此次起事的综合因素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古代浙江历史上的发展高峰之一。     

杨万里在宋代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及影响

杨万里在宋代诗坛的地位超过陆游,这是南宋人的看法.严羽评宋代诗体时认为,南宋独有“杨诚斋体”.全面看,陆游成就大于诚斋,但杨万里诗歌艺术创造性更高.该文详论了杨万里对刘克庄、张镃、姜夔、永嘉四灵以及江湖派的影响,认真评析了诚斋对金元诗坛、明清诗坛的影响;也仔细分析了历代对杨万里诗歌的反面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