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时期牵动政局的一件大事,素为治汉史者所关注。巫蛊事件,事端突起,头绪纷繁,令人扑朔迷离,致使论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采众说,探索根源,以期辨明事件之真相,就教于行家。蛊义为惑,凡以邪魔妖术惑乱人心,贼害无辜者都称为蛊。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狱,是     

巫蛊研究的人类学方法论

传统的研究方法把巫蛊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认为巫蛊仅仅是人们的主观臆想 ,客观上并不存在。因此 ,巫蛊研究成了学术研究的禁区。作者认为 ,应当把巫蛊视为一种文化事象 ,把它放在促成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系统中 ,运用人类学的整体观、相对论和泛文化比较的理论方法对巫蛊进行考察和研究 ,这样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才能有助于今人理解巫蛊这一特殊文化事象的实质     

苏文应是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的元凶

传统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把汉武帝当作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的制造者,经商炜副教授的批评后,一些学者又重提江充是"巫蛊之祸"的元凶说,不妥.其实,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的真正元凶应是苏文.因为拳夫人从传奇入官到"十四月生子",都有他的背景;公孙贺、卫太子、刘屈蹩和李广利、史皇孙的"巫蛊"案,都不能排除他的嫌疑;汉武帝"罪巫蛊"时,他被活活烧死,受到的处理最重.只有将苏文认定为元凶,整个历史线索才能清楚明白并与逻辑一致.     

傩与“日祭”——从“乡人裼”说起

殷商时期的乡人裼(傩)祭仪,体现出以贵族中下层国人为主体的社祭习俗,目的是祈求天地之气交融而风调雨顺、神人谐和,为上古人类对太阳崇拜的祭礼衍化形态.有关“上甲微作裼”的记载,与分封于鲁与晋等地的殷遗民旧俗有关,是西周以后殷商社祭形态的延续,后为两周宗法体系吸收而作“乡人傩”,进而归纳入《周礼》系统.     

潭溪地区蛊文化的民间叙事与族群认同

湘西潭溪地区流传的”苗婆放蛊”传说,反映了潭溪地区土家族和苗族在资源竞争和分配体系中的紧张关系,土家族通过这种叙事文本的创造与传播强化了族际边界与族内凝聚力.“无蛊不成寨”则反映了潭溪地区土家族与苗族在日常生活和婚姻方面的密切联系,为两个族群现实中的共存关系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     

从《突厥语大词典》看中世纪维吾尔人的婚姻习俗

文章收集了《突厥语大词典》中有关婚姻习俗的词汇,并对其进行了分析,力图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这一角度来反映喀喇汗王朝时期维吾尔人的婚姻习俗。     

《突厥语词典》与维吾尔族馕文化

从《突厥语词典》中有关馕的释文中,可发现制作馕的科技文化的内容,与维吾尔族行为方式直接有关的习俗文化的内容,以及维吾尔人对馕的信仰、观念等精神文化的内容.可见,在喀喇汗朝时已初步形成了维吾尔族的馕文化.     

从神灵世界向现实世界的演变——从出土文献的盟誓文书中看神灵崇拜的式微与革新

在出土文献中,古代的盟誓思想基础是神灵崇拜.从盟誓文化中产生出宗教、祷告、巫蛊等民俗.随着人类进步,神灵崇拜走向了式微,但盟誓却由神灵世界走向现实世界--即宣誓.宣誓明显地体现出盟誓的一些重要的特征,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六朝时期士人守丧不食盐习俗论析——以江浙士人为考察中心

六朝时期江浙士人守丧出现了一种不食盐的风俗.这种守丧不食盐风俗虽发生在六朝时期,却是对汉代以来中国传统守丧习俗的继承,这一习俗与两晋时期流行的玄学风气有很大差距,这可见江南地区更多保存了汉晋以来的传统文化.江南地区对汉晋文化的保存,与同时的北方相比照,更能看出江南文化承系传统文化的脉络,这为江南地区以后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一步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产权来源的习俗与习俗产权考察

权利或者产权与习俗之间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习俗不仅是产权的来源,而且产权本身就是习俗进一步演进的结果,或者说产权是习俗的制度化.以习俗为基础的习俗产权不仅存在于习俗经济中,而且广泛存在于现代市场经济中,习俗产权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研究、理解和完善产权理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