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吉诗注新解

清人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是多种李贺诗注本中较为详明的一种,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将它和姚文燮的《昌谷集注》、方扶南的《李长吉诗集》批本汇编成《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后来出版的几种李贺诗注,无不参酌、采撷王注,如叶葱奇《李贺诗集》、林同济《李长吉歌诗研究》(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六辑),刘衍《李贺诗校笺证异》、沈惠乐《李贺诗选注》(《李贺及其作品》上海古籍出版社)。笔者多年来研习李贺诗,陆续发见王琦《汇解》中疏     

李贺咏昌谷诸诗中专名考

李贺咏昌谷诸诗中所用专名不多,但是,注释专名时,内容似欠充实,出现的疑问不少,诸如“昌谷”、“昌谷北园”、“南园”、“昌谷山居”、“南山”、“天几”等。现分条陈述己见于后,以尽“抛砖”之责。文中专名,揣摩作者所绘制《昌谷图》。一、“昌谷”“昌谷”,见李贺诸诗题目,《昌谷诗》、《春归昌谷》、《昌谷读书示巴童》、《自昌谷到洛后门》、《昌谷北园新笋四首》等。昌谷在何处?清代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序》云:“按:昌谷在洛阳,地志多失     

李贺诗与八关十六子

李贺带着难言之隐而弢晦作诗的原因之一,据称与八关十六子有关。“元和之朝,外则藩镇悖逆,戎寇交讧;内则八关十六子之徒,肆志流毒,为祸不测;上则有英武之君,而又惑于神仙。……贺不敢言,又不能无言。……故贺之为诗,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倘不深自弢晦,则必至焚身。” (清代姚文燮《昌谷诗注自序》) 姚文燮“有《昌谷诗注》,多以史事释之。所谓借古人以成一家言者,至其当处不可易也。”这是清代王琦在《评注诸家姓氏考略》中对姚文     

析疑匡谬 辩明正义——评孙虹《梦窗词集校笺》

孙虹教授的新著《梦窗词集校笺》已于2013年12月在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一千四百余万字,集汇校、汇注、汇考、汇评于一体,汇校底本采用彊村丛书本《梦窗词集》,校本有31种之多,还有各类选本15种,几乎穷尽了与梦窗词相关的所有版本;汇注对前此各种注本不捐细流,广泛吸纳,但又推陈出新,纠正诸家笺注有数百条之多;汇考则以梦窗生平行踪为本,结合时、地、景而考之;汇评也有很多补充,仅过录海内孤本的批校语就有9种。     

李贺集题正名

李贺集题,一千余年以来,无统一名称。“李长吉诗篇,稽唐宋两史艺文志及郑氏通志略,皆日李贺集。后人不欲指斥其名,而依其所居之地以名之,改题曰‘昌谷’。今称李长吉歌诗,从吴西泉本及杜樊川序也。”(清代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序》)杜牧《李长吉歌诗叙》内沈子明书提到,“贺且死,尝授我平生所著歌诗,……忽得贺诗前所授我者。”一称歌诗,一称诗。王琦所说的“今称李长吉歌诗,从吴西泉本”,实有异于王琦《评注诸家姓氏考略》内所说的话,“吴正子,字西泉,……有长吉诗笺     

关于李白《大鹏赋》的系年

李白现存古赋八篇,第一篇即著名的《大鹏赋》。对该赋的系年,几个年谱说法不一。薜仲邕系此赋于开元十年之下(《翰林李太白年谱》),却不知何据。王琦《李太白年谱》则谓此赋未详作于何年。黄锡珪《李太白年谱》系此赋于开元十四年,言白是年“秋间即由蜀中历纳溪、渝州,出三峡,来游楚地啊凡经江陵、武陵各处”,并举白自序“余昔于江     

清代王琦诗学思想述略

王琦作为清代前中期杭州地区较为著名的学者,以辑注《李太白全集》和《李长吉歌诗汇解》两部著作闻名于世,其注释具有极高的学术性,体现了他成熟的诗学思想。王琦以情景理论和儒家诗学观念观照诗歌,并在解读之中对前人理论有所超越。在运用情景理论之时,重于情与景的融通;在理解儒家诗学观念时,侧重于文学艺术本身的思考,这是体现王琦诗学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     

鲁迅《自题小像》作于南京论

鲁迅《自题小像》一诗,作于何时何地?《鲁迅全集十卷本·鲁迅著译年表》及《鲁迅旧诗笺注》,都说是一九○二年作于日本东京,而《鲁迅诗歌注》及许多考证文章,则说是一九○三年在日本东京所作。我们拿鲁迅自己计算年龄的方法,来衡量前面所说的时间地点,便知其不符合事实。鲁迅计算自己的年龄的方法有二:一是虚岁,一是实岁。鲁迅早年及中年以后所写诗文、《自传》、《日记》、《题记》等,     

钱笺《秋兴八首》发微

钱谦益于明末著述的《读杜小笺》对杜甫的《秋兴八首》作了笺注,入清之后,《钱注杜诗》又更为详尽地为这八首诗作了注解。两次笺注侧重不同,方法各异,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钱氏在“天崩地解”之后,于笺注《秋兴八首》中,以史证诗,寄寓其对前明的忠诚,满怀遗民之痛。     

李贺诗注疏纠谬——以李诗生命意识的"睹木兴叹"表达范式为议论角度

生命意识是李贺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诗人在表达这一主题时,采用了多种表达范式,"睹木兴叹"就是其中的一种.前人由于对李诗生命意识及其这一表达范式缺乏足够了解,在注疏李贺诗歌时往往违背了诗人本意.文章以"睹木兴叹"这一表达范式为议论角度,对姚文燮《昌谷集注》、王琦《李贺诗歌集注》、叶葱奇《李贺诗集》三家注疏中的不妥之处作举例纠正.     

“孔砚”辨

李贺《杨生青花紫石砚歌》:“孔砚宽顽何足云”,“孔砚”究为何物,注家说法不一.姚文燮谓“孔方平歙砚也”.王琦辨其非,以为“歙砚后五代李后主时方见珍于世,前此安有所谓孔方平之歙砚哉”!他据《初学记》引伍辑之《从征记》曰:“孔子床前有石砚一枚,作甚古朴,盖孔子平生时物.”以为诗即指此,并谓李贺“太无忌惮”.“四人帮”搞所谓评法批儒”时,曾据王注大做文章,以为找到了李贺是反孔的法家诗人的力证.目前出版的书刊中,解此句,亦仍用王注.     

论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的成书与体例

在楚辞学史上,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是一部相当重要的《楚辞》注本。目前,学术界并未对胡濬源的生平履历、《楚辞新注求确》的成书过程与著述体例作全面的专题论述。笔者考证,胡濬源生于乾隆十三年(1748),卒于道光四年(1824),享年77岁。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时年胡濬源69岁。该书版本主要有国家图书馆藏的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长沙务本堂刊本和日本早稻田大学藏的和刻本。日本和刻本存在不少错误,其价值实不如国内藏本。《楚辞新注求确》在篇目次第、笺注编纂等方面自成体例,均融入了胡濬源本人的编著理念和学术风格。     

《投笔集》初议

《投笔集》是钱谦益的晚年巨制,也是最后的诗歌结集,原为《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从第二和起改为《后秋兴》。《有学集》卷十《红豆二集》仅录《后秋兴八首·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即《投笔集·后秋兴之三》。钱曾《有学集诗注》卷首序文说:“余年来篝灯校(?),厘正鱼豕,间有伤时者,轶其三、四首。至秋兴十三和诗,直可追踪少陵,而伤时滋甚,亦并轶之,盏其慎也。”故《投笔集》一百零八首诗,《有学集诗注》未录,另有钱曾注本别行于世,流传极少。清室灭亡前一年即宣统二年(1910),邃汉斋校印《牧斋全集》发行,在例盲云:“《投笔集》之名,不见于正集,仅见于遵王笺注本之目中,遵王笺注《有学集》诗耳,《投笔集》编次在第十二卷,下注‘慎不敢抄’四字,至翻刻本,则以下二卷之东涧集分为三卷,不列其目,当时止有抄本可知,兹特取旧钞本附诸卷末,以为全壁。”但邃汉斋所印,、无钱曾之注,同在宣统二年,顺德邓氏风雨楼假常熟庞氏旧藏《投笔集》钱曾注抄本,排印行世,才与广大读者见面,而在清一代见者极罕,许多评论者大都未接触它。     

《史拾》与《史拾载补》

长期以来,学术界只知《史拾载补》而不闻《史拾》。《四库全书总目》之《史评类存目》云: 《史拾载补》无卷数。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明吴宏基撰。宏基,字柏持,仁和人。是编取《史记》八书及儒林、循吏、游侠、酷吏、滑稽、日者、龟策、货殖、匈奴、西南夷、大宛列传十一篇,加以圈点,并略附笺注评语于篇后。前有自序,似乎先著一书名《史拾》,而此补之者。又冠以苏辙《古史跋》,似乎补所未收者,其体例殊不可解。又有郎壁金序,称其旅摭稗收,凡天经、地     

《王右丞集·论画三首》辨伪

《王右丞集笺注》卷二十八所收录的《画学秘诀》和《石刻二则》本不是王维的作品,对此,《笺注》的作者赵殿成“顾其传世已久,姑且存之,别为一卷,以殿于(王维)诗文之后,俾爱奇之士,无叹其略焉”。赵氏为《王右丞集》作注功劳卓著;但把伪作编入王维文集的作法却不足为训。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使伪作平添一层新的保护色,变得更易迷惑人。设若有人在文章中称引     

试论李陈玉《楚辞笺注》的体例、方式和标准

李陈玉为《楚辞》作注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以往的注家不满,二是寄寓自己的家国之痛和终生未展抱负的感慨。李氏的训释原则虽为"笺注",但却是根据篇章的需要有所侧重。正文笺注除了沿用传统的训诂方法之外,其中较为重要的特点有两方面:结合多种方法,注重篇题章句文意的贯通;坚持了驳旧解误的标准,并将之贯穿于以《天问》为重点的字词、章句的阐释或疏通。《楚辞笺注》的不足,主要在于存在不少主观臆断或穿凿附会之说。     

李贺《马诗》的人才思想探讨

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是李贺人才思想的结晶。其中不少人才观点可资借鉴。笔者仅就下列各点作一粗浅的探讨。治国需要人才李贺虽家庭寒素,职位卑微,然而他却时时来往京洛,对当时国家大事,统治者的举措,以及“豪家富贵常制”等动态,都有着耳闻目睹的接触,他处于望族王孙的地位,胸怀宗国危殆的忱虑,因此“贺之为诗,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藏哀愤孤激之思于片章短什。”(姚文燮:《昌谷诗注自序》)而希望朝庭重视人才,擢拔杰出的人才来治理国家这是李贺《马诗二十三首》中一个特别突出的思想。《马诗》第二十首说:重围如燕尾,宝剑似鱼肠。欲求千里脚,先采眼中光。     

李贺诗注疏纠谬——以李诗生命意识的"睹木兴叹"表达范式为议论角度

生命意识是李贺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诗人在表达这一主题时,采用了多种表达范式,“睹木兴叹”就是其中的一种。前人由于对李诗生命意识及其这一表达范式缺乏足够了解,在注疏李贺诗歌时往往违背了诗人本意。文章以“睹木兴叹”这一表达范式为议论角度,对姚文燮《昌谷集注》、王琦《李贺诗歌集注》、叶葱奇《李贺诗集》三家注疏中的不妥之处作举例纠正。     

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与傅干《注坡词》

傅干《注坡词》是苏轼词最早的笺注本,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除对其大量采录外,还作了必要的增补和订正,但也有漏收及沿袭讹误之处。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作者不易,笺释家尤难"之说,也警示我们在古籍整理中必须确保严谨、审慎的态度。     

施耐庵、施伯雨与《水浒传自序》

明人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录有一篇《水浒传自序》,文字与金圣叹评本《水浒》施耐庵“原序”相同,但多出“元施伯雨”的署名。按《文章辨体汇选》体例,这意味着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笔者考证,这篇《水浒传自序》很可能源于金圣叹评本《水浒》,但相反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施耐庵是否“元施伯雨”,则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而《水浒传》“施耐庵的本”则有可能不是小说而是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