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时期的觉醒者和“扎挣者”

中国现代文学在诞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通常是把它称为“新文学”的。这固然有个面宽面窄的问题,但主要是与旧文学比较而言。说它新,是由于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根本变革;更因一个新的形象——小资产阶阶知识分子形象的兴起。由于它的出现,才在文学发展史上断开了一个时代。从宏观上把这一形象放在二十世纪中外文化的交汇碰撞中,从新旧文学形象的演变与对比中,深入考察它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是很有必要的。但过去的研究中却更多地把现实革命斗争和作家情况作为两大参照系统,习惯于只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上,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笼统地加以区别。由于文学是人学,脱离人和文学形象而探讨的新文学,就很难是     

青蓝更替 风骚各领——鲁迅小说和吴敬梓《儒林外史》

“民族文学在世界性文学交流中的历史抉择”,当然是个诱人而具兴趣性的大题目;它究竟能否做出“一体化世界文学是文学未来的唯一归宿”的文章,却“终究也是一个假说”。因此,说“总体文学时代”就“是各民族文学在各自传统基础上的多元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交流中融为一体的趋势之间彼消此长的时代,”①这个结论被历史确认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也     

元人杂剧反映元代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

元人杂剧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时代的代表文学,无论是艺术形式的完美,还是思想内容的深邃和广阔,都标志着我国古代歌舞剧发展到了一个黄金时代。中外的戏剧研究者对它都是推崇备至,积力赞扬。我国戏剧史学家王国维把它和楚骚、汉赋、六朝骈语、、唐诗、宋词并提,认为它们都是“后世莫能继”的“一代之文学”;日本汉学家盐谷温也说元曲和汉文、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终于划了一个时期”。十分清楚,他们都是把它当作一个时代的代表文学来进行评价的。象关汉卿、王实甫等杂     

百年树人——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人性研究

一、问题的提起解放以来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人性学说的研究,重点几乎都摆在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上。很多文章反复引证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强调只存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具体人性,不存在超社会、超历史的、永远不变的人性;更不能把这样一种抽象人性当作出发点,由它放射出无穷无尽的能量,决定社会的方向,推动历史前进。这些批判对于破除资产阶级偏见和局限性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具体革命斗争中不可少的一步。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过的,历史上的一切否定都是具体的。新事物并非凭空出现或来自外部,它是从旧事物中分化而来,为旧事物所创设,作为它的对立面而存在和发展。所以,它越是同旧事物“彻底决裂”,从另一方面说也就愈加陷入旧事物而不能自拔。例如,马克思对自发的朴素共产主义曾作过这样的评述:它是私有财产的否定,但是“在它的最初的形式中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而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舍弃”。     

当代英美小说异同

本文尝试从总体上,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美两国小说的异同。 本世纪前提出这样的研究课题,也许没有多少价值。因为美国尽管早在一七八三年就开始从政治、经济上独立,但在文化、文学上却长期处于对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依赖地位。这种状况可以从十九世纪英国评论家锡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那里看到,他问:“在我们地球的各个角落,谁会读美国的书呢?!”那时的美国文学不过是欧洲文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的文学作品似乎只是用欧洲、英国的旧瓶装上美国的新酒。美国自己的评论家爱默生(Donald Emerson)也说过:“本世纪以前,虽然有许多美国作家具有了广泛的声誉,其中有些人还受到褒奖,更有少数对世界起过局部的影响作用,但是美国文学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它不过是以本国题材为内容的欧洲文学的一个分支。”     

简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可比性

比较方法是比较文学主要运用的一种方法。正如雷马克所指出的:“总的目的、重点和处理都必须是比较的。”但是,这种比较又绝不能盲目地进行,也不是“为比较而比较”的“纯比较”。它有其特殊的要求,要求之一就是先要确定用以进行比较的文学必须具有内在的可比性。没有可比性的比较是荒唐的比较。可比性是比较文学存在的客观基础,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先决条件。     

《庄子》意象三题

本文所说的意象,不是指在作家的头脑中出现的没有独立的审美意义的零碎意象,而是指作家的审美意识物态化(语言符号化)的产物——文学文本中的特殊“形象”——整体意象。 任何文学形象都是客体主观化与主体客观化交融渗透的产物,文学文本中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的意象的产生过程也是如此,但是当它以整体意象在作品文本中出现的时候,从“物”与“我”的关系来看,就是客体主观化了的。诗歌意象最能体现这个特点,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庄》、     

论茅盾早期“为人生”的文学观

“为人生”的文学观,是茅盾早期批判旧文化、旧文学,创造新文化、新文学的主导思想。他的“为人生”文学观的形成和发展,是受到俄国文学,“五四”时期新文学思想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发展的启示的。他的“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是在暴露旧的社会罪恶的同时,主张描写理想,歌颂民族性的“美点”;建立发展个性的人的文学——真的文学;坚持独到的观察、丰富的想象、真实的描写和独创的个性的写实主义精神。     

关于“词”的名称与定义的重新审视与界说

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后起的文学体裁,作为“一代文学”的典范形式,“词”和“宋词”的概念已在宋代以来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词学”和“词史”研究中被广泛运用。但是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有它发生、发展、繁盛、衰落的演变历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的体裁名称是变动不居的,它的内涵性质也是确定的。尤其是象“词”这种文学体裁,不仅是在中国古代诗歌长河中流淌了干余年后新分溢出的一个支流,而且更经历了一个由综合艺术中独立出来而回归诗歌长河的漫长而曲折的演变历程。与其它文学形式相比,“词”的名称尤其     

话本小说史的分期问题

话本小说在我国小说乃至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以往我们对话本小说的研究较为薄弱,再加上话本小说本身存在的复杂情况,所以目前连这一文学宝库的“储藏量”,可以说还没有很好的探明,更谈不上对话本小说史的深入研究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还是一块有待于开垦的“处女地”。为促进话本小说史研究的开展,本文就它的分期问题略陈管见,向诸位学长同仁求教。     

中西“人”的研究历史发展比较述评

<正> “拥护德先生”,即追求民主(Democracy),是“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提出的两个著名口号之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时国粹和旧文学。”“拥护德先生”的口号,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叛逆,对西方天赋人权论观点的接受。它的提出,不仅由当时的政治历     

诗与诗人

在文学中,没有比诗更古老而又更年青的品种了。说它古老,是它与舞蹈和音乐出于同一本源,自从有文字出现,就诞生了诗;说它年青,是它永远与青春、激情、敏感、创造、活力联系在一起。不仅每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的冲动都始于诗情的荡漾,而且对诗没有感受力和兴趣的人,对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的真正妙处也难免隔膜。诗,是文学中的文学,是比别的文学类别更纯粹、更     

现代主义定义界说

一、目前,现代主义的界定混乱不堪提起西方的启蒙主义,我们说它是个文学思潮;原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说它是创作方法;法国的湖畔派,我们说它是个文学流派;每一种艺术现象,我们都有一种和内涵相应的界定。西方的现代主义,现在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了,但它应该界     

对“文学是人学”的我见

“文学是人学”这句话常被人们当作文学的命题而乐道,有的还说那是高尔基的“著名论断”,比如《禁区·荒区·闹区——对文艺研究的一点看法》一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二期)。但是,高尔基在何时何地作过这个著名的论断呢?谁也没有提出过明确的根据。由于求知欲的驱使,我曾翻阅过高尔基的一些文学论文,也查阅过我国文学家编著的《高尔基论文学》之类的书,都未能发现这个著名论断。直到今年,在《书林》第三期看到钱谷融同志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才     

汉三国晋南北朝时期佛典翻译文学

引言 中国在早只有原始信仰而无宗教。所谓宗教是从外国传来的。首先且影响最广大而悠久的是佛教。(道教虽然属于“国产”,但它是佛教的仿制品,即是:比着佛教的规模而建立起来的。我国古代只有道家,并没有道教。) 佛教之来中国是有其历史和地理的条件的,这先不必去说它,我们不是在研究佛教史。现在只说一说它来到中国之后,发生的影响。这可分成三部分来讲:一、迷信;二、哲理;三、文学。 第一先说迷信。佛象因果之说,一方面是报应、轮回,另一方面是极乐世界的净土。这就使得旧封建社会中被剥削、被庄迫、穷苦无告的人民大众最易于接受。     

它来自中华民族文化的长河——“五四”文学民族渊源初探

在漫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五四”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结束了旧文学的时代,开创了新文学的纪元。“五四”新文学的发軔,当然首先是基于它特定的社会环境,也同外来思潮(从启蒙主义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可分离,但从民族渊源上说,它还有更     

《金瓶梅》当成书于万历中期

关于《金瓶梅》成书的年代问题,中外研究者们有好几种说法。主要有两大说:一说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简称“嘉靖说”);一说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简称“万历说”)。“嘉靖说”是一种旧说,而且据的是传闻,没有扎实的根据。到1933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第1卷第1期上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第一个同旧说进行挑战。次年(1934)1月,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后来主张“万历说”的越来越多;黄霖先生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更为精     

工农兵文学内容层次模式探究

历经两个世纪,时达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其内容层次模式为四种：场景—主旨;场景—时代精神—主旨;场景—社会心情—时代精神—主旨;场景—政治观点。它们都没有离开中国意境美学的“有形—未形—无形”模式,但都缺少“无形”这一深层,也缺少西方文学中的哲学意蕴层次,所以工农兵文学作品一般都显得比较肤浅。但是它却十分重视场景描绘的具体和生动,及其所体现的意义,表现出工农兵文学“重思想情感,也重形象;不重思维,而重感染力”的内容特点。     

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

90年代文学是“无名”状态下的文学,它表现为各种文学思潮和另类写作现象多元共生,逐鹿文坛,谁也占据不了主导性的地位。90年代文学思潮正是通过多种冲突并存的形态来达成多元化发展趋向,从而改变了80年代文学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但90年代文学并没有超越“五四”新文学传统,它只是20世纪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共名与无名”状态多次循环的又一次再现,无名状态每次出现的时间都很短暂,无法真正显现其较为持久的艺术特征。因此,90年代文学很难成为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当代”不应该是一个文学史的概念,而是一个指与生活同步性的文学批评概念。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对当代文学的定义,也就是指反映了与之同步发展的生活信息的文学创作。它是处于不断变化不断流动中的文学现象,过去许多前辈学者强调“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文学与文化语境

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的问题提出来。在文论史上,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理论家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不是提问,是具体的答案而不是思考的过程。但是,仔细翻看一下他们,对文学的定义,可见出其间的千差万别。对于什么是文学,它有什么特征和作用,它的所指是什么？不同论者有不同回答。可以想见,未来的人也会对于文学有与我们不同的理解。伏尔泰在两百多年前就说：“我们可以给金属、矿物、元素以及动物等下定义,因为它们的性质永远不变,可是人的作品,就像产生这些作品的想象一样,是在不断变化着的。”［1］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