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禁止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立法的规定与实践中行政诉讼调解的广泛应用成为我国行政审判中矛盾存在的公开秘密,带来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双重困惑,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提出建构我国和谐统一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设想.     

论行政诉讼调解——调解制度植入的合理性

行政诉讼可否调解,受制于＂行政权不得处分＂原理。随着现代行政管理模式转变,行政权在行政管理中已广泛出现合作、协商形式处分行政权,行政诉讼以调解方式处分行政权的科学性不但大量出现在相关的理论研究中,也以各种方式出现在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调解理论的日趋成熟和社会的期盼,定会成为一项制度安排。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

目前,在我国修订《行政诉讼法》时增加调解制度已成为学界共识的背景下,行政案件适用调解的范围是首先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之一。从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出发,分析了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及域外的经验,界清了行政诉讼调解适用的范围：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行政自由裁量权案件、撤销违法行政行为带来其他重大损失的案件、行政相对人亟待解决实际困难的案件、群体性行政纠纷案件以及行政合同纠纷案件共计六类,并从实践操作上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运行进行了程序设计。     

在行政诉讼中设立有限调解制度的思考

目前行政诉讼大量存在调解或变相调解之后结案的情况,这与《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行政权不得处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形成矛盾和冲突。考虑到法的价值和行政诉讼之目的,结合司法实践中行政案件调解的情况,根据均衡和制衡的原则,应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以合法、自愿和有限为原则,对行政诉讼调解进行规制。     

论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调解

按照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是不适用调解的。但是,在行政审判实践中,“调解”却已经早已普遍存在,且行政诉讼中调解已具备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能。应完善相关立法,确立调解为行政诉讼结案方式之一。     

司法实践视角下的行政诉讼调解

目前,行政诉讼法学界主张肯定调解制度的意见逐渐占主流地位.调解本身具有恢复性和灵活性特征,从灵活、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与纠纷的角度考量,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关于行政诉讼应扩大有限调解范围的理性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中涉及的调解有特定性,即只在国家行政赔偿时适用调解,这是人民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中通常所称的有限调解原则。我国行政法律、法规、规章中大量规定的非羁束行政行为的适用是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实现的,这说明现行法律允许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对公权力有较灵活的选择性和处置性。法律也应授权人民法院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有调解之权限和职能。     

国内调解制度与国际调解制度之应用分析与比较

调解作为一种民商事纠纷解决模式,有其特殊的文化理念。在我国,调解制度,一方面有其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有诸多弊端。而国际上一些国家在近期进行的司法改革中,青睐以调解为重要手段的ADR模式,并且国际上越来越多的跨国纠纷中对调解制度的选择,使得国内调解制度与国际调解制度之命运截然迥异了。     

对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再思考

作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一种变通方式,行政和解在司法实务中大量存在。行政和解随着服务与合作精神成为现代行政法上占主导地位的人文精神以后,司法政策变迁,行政权力逐渐具有可处分性而产生。行政和解制度的完善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是正本清源,修改法律,承认行政调解制度的合法性;另一条思路是,在法律修改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至少应当对行政和解制度的适用程序进行规范。     

论法院调解制度的转型

法院调解应当随着我国社会现状的变革而转型,其转型的理由为:诉讼制度功用的变化是时代理由、民事诉讼体制转型是客观理由、法院调解基本理念的变化是主观理由.转型后的法院调解应当以以人为本为基本理念,在多元的、人性化的基础上构筑现代法院调解的具体制度,从调解主体、调解时机、调解内容、与大调解格局的有效衔接等方面不断创新和完善,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国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检讨

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在行政诉讼过程中 ,人民法院在诉讼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 ,如何对行政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的制度。我国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的规定存在缺陷 ,制度运作与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职权调查制度不相适应 ,在新的诉讼证据规则面前缺席判决制度更加难以运作 ,在撤诉情形下缺席判决制度形同虚设。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难有作为。     

调解制度论略

调解制度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本文对调解制度的形式、调解制度的特点、调解制度的局限性等方面作了简要论述,以明了调解制度的利弊及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试论中国民间调解制度的历史演变

笔者通过对调解制度的产生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对调解制度的改造及改革开放后调解制度的发展,来分析中国民间调解制度的历史演变。我们相信人民调解制度在充分汲取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法治的丰富营养后,会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地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镇调解制度初探

调解本身就是一种自治性和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地方自治制度的倡导和推行,以及出于对法院调解成效不彰进行补救的需要,乡镇调解委员会开始承担起调解基层社会纠纷的重任。由于地方制度的屡屡变更、乡镇调解制度设计的粗浅以及制度执行中的敷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调解制度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制度的价值却不容忽视。乡镇调解制度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层社会的稳定,缓解了基层司法资源短缺的压力,推动了中国调解制度的法制化进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乡镇调解制度改变了传统基层社会调解的自发性和随意性,初步实现了调解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这一制度化的形式一直被延续到当代,为现代调解制度建设和完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研究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理论价值在于 :有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和实现公正审判 ;可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也是人民法院高效、及时、准确审理行政案件的需要。第三人资格的基本要件是“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并体现为直接性、法定性和独立性的特征。第三人资格的程序要件 ,在参与诉讼的时间上必须是在本诉开始以后 ,一审审理修结之前 ;在参与诉讼的方式上 ,一是可以向人民法院直接申请 ;一是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重构的具体制度设计之探讨

本文针对我国法院调解各项具体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实践操作及各种学者观点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分别提出了若干改革建议或方案，以期通过具体制度设计来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     

审判沟通与审判正当性的维系——兼论行政诉讼调解

在中国职权主义司法的语境下,审判正当性的获得源自于"法律适用模式",这一模式将审判正当性系于法官能够严格适用法律,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且无法承受现代社会之变,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和脆弱性,审判正当性的传统维系面临着现代危机。审判沟通模式乃是基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着力弥补传统的法律适用模式的缺陷。在进行审判理念与制度的重构时必须基于法律适用模式,在此基础上引进新的审判沟通理念,以调和法律适用模式带来的审判正当性危机。审判沟通模式包括诉讼和解、简易程序、证据展示与交换以及诸如量刑建议在内的体现当事人双方沟通对话的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行政诉讼调解具备了正当性。     

中日调解制度比较

为什么立法已明显表现出强化法院职能 ,弱化调解的改革意向 ,调解结案率仍一直居高不下 ?调解的存在果真只是传统的遗留 ,低素质法官的偏好吗 ?本文希望以过程性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 ,通过历史的溯源以及与邻国日本相似制度的比较 ,从解决纠纷的层面上而不是单从工具主义出发探讨调解制度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国际商事调解的法律性质及其制度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国际商事调解以当事人利益为导向、高度自治的法律性质。参与调解的当事人不仅可以决定是否达成争议解决方案,还可全过程控制调解程序,包括选择何种调解模式、调解环节是否采用绝对保密的单方会谈方式、自行判断调解程序是否正当等。当事人在国际商事调解中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滥用其自治权侵害对方当事人权利、第三人权利或社会公共利益。为规制国际商事调解可能带来的法治风险,我国在相关制度构建中可从调解员准则、公共主体参加国际商事调解的特别规定、调解的保密性及其例外、法院的执行与审查、防范虚假调解几个方面予以重点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