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共和国时代公民权扩展的原因

罗马共和国时代,公民权扩展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罗马公民权的价值是其扩展的前提;第二,罗马种族组成和宗教构成具有多样性,这使公民权的扩展成为可能;第三,在体制上,罗马共和国实质上是贵族共和国,因此元老院能允许公民权的扩展,而且罗马贵族寡头统治的社会结构,也便利了其他城市获得广泛的公民权;最后,公民权扩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城邦本身的发展变化.     

从公民文化的发展过程看中国公民文化建设

公民概念来自西方,公民文化在西方是主流价值,它们的引入可以更好地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服务,并有利于我国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实现。文化建设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公民文化建设,涉及中西文化的定位,而且还有公民文化权作为公权,它与私权之间的较量与均衡。公民权不是终极目的,根本的是个人自由独立价值的实现,为此,公民文化又具有阶段性特点,但在目前却是实现自我提高的最好方法。     

公民意识内涵:公民现象的反思与公民特质的认同

在一般意义上,公民意识是关于公民现象的反思和对公民特质的认同;在具体意义上,它包含四个方面,即国家观念、私权意识、主人意识和公共理念;上述四个方面又可以展开为这样几个要素,即"爱国主义"、"私人性与自主性"之观念、"国家客体、契约纳税、公权民授"之意识以及"集体、志愿、公益"之精神.     

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的逻辑与路径反思——公民权的视角

从治理逻辑出发,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不仅仅关系到教育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三农问题和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而从公民权逻辑出发,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则关系到农民工子女完全公民权的实现。公民权是现代国家的基石,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是其公民权的内在组成部分,保障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是现代国家应承担的责任,而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根本保障则在于宪政建设。现代国家应当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加强宪政建设,切实保障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公民权。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私权自治

农民私权无保障的弱势地位导致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化.运用组织行为学的参与管理理论、当代行政法学"行政权--公民权"的平衡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扶持项目的过程中形成的村民参与管理理论并结合我国村民自治制度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应当实现农民私权自治,其核心是被征地农民的参与管理权,主要包括知情权、询问权、评议权、表决权、监督权、诉讼权等.     

海伦与雅典公民权渊源考

荷马时代公民权包括宗教权、执政权、土地权。海伦作为荷马时代第一美人,代表着神话语境下的公民权。她起源于海外殖民,由海外殖民者创造,由多利亚人在斯巴达确立,而后传入雅典。海伦与雅典公民权的渊源,反映了荷马时代希腊公民观念的演变与影响。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法律制度失范与重构

城市房屋拆迁的实质为房屋征收（或称不动产征收）,是公权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私权的合法剥夺,是政治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市民社会的干预。基于人权、自由、秩序诸价值的考量和公权与私权、拆迁入与被拆迁入利益平衡之需要,以私权保障理念为基点对现行失范的补偿法律制度予以重构,对于构建一套合理的保障被拆迁人利益的拆迁法律、法规意义重大。     

公民社会:概念的语言分析及解释框架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公民社会"概念具有三重内涵,即语法意义、语义指称与语用意义。在本质上,公民社会概念是一种社会分析模式,具有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双重架构;它通过公民成长的尺度(城邦民市场人私人公共人)来评估社会发展,表达公民成长的正当性及其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公民社会概念的解释框架是:动态线脉——城乡分离、市场崛起、"经济/政治"分离、"私权/公权"分离、"经济/政治/文化"分离;静态要素——商业化、市场经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国家。在当代语境下,"公民社会"的演进体现为如下态势,即"市场驱动、公民授权、国家有限、民间自组"。     

公民问责:理论意义与制度设计

公民问责是行政问责的一部分,是行政问责的深化。公民问责,是指由公民个人依法启动国家的制度资源,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的行政活动进行质询和审查的权力监督活动。公民问责遵循以私权限制公权的逻辑,以实现对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的保障和救济。现代社会的公民问责制主要包括宪法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以及信访和举报制度等。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公民问责制,关键是要建构和完善公民问责的制度平台,降低实施公民问责的"门槛",增强对公民问责的支持和援助,给予公民问责以充分的保护和激励。     

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

本文通过对“市民社会”、“市民—公民”、“城堡—城市公社—国家”等三组概念的词源学考察,揭示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对市民社会的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分析了二者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亦即现代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城邦或以城市为文明中心的政治国家,以及人们关于它的观念和思想;中世纪末叶以来在西欧涌现出来的自治的城市公社,它在后来的发展,以及人们关于它的观念和思想。作者认为,17、18世纪以来在一些西欧国家产生的现代市民社会实际上可以看作这两种传统的汇合,它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一个“国家公民”的社会,这一社会在西方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     

谈瑕疵证据的法律效力

瑕疵证据内涵主要应限定为“非法获得的证据” ,表面上表现为司法权力的不正当利用 ,根本的原因却是由于国家司法调查权和公民私权的冲突。这一点英国、美国 ,甚至联合国在公开的文件中均对其非法采用性有明确一致的认识。但具体到我国 ,却出现几种失之偏颇的认识 ,应予以澄清     

在法治中国理念引领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纠纷的解决为中心

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主要包括公权侵害私权引发的社会矛盾、私权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社会权保障缺失引发的社会矛盾。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领域,社会重构模式与社会治理模式并举,价值取向存在差异,制度性摩擦初现端倪,包容性体制尚未建立,法治中国理念的引领功能被提到突出位置。在治理工具的选择上,尚未出现理性自觉的选择谱系。在多元社会纠纷的解决方案中,不同制度的效力范围与位阶尚未厘清,制度选择出现了功能错位现象。审判制度的权威被制度化消解、合意制度被泛化使用、信访制度出现自反性困境,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制度选择引发了次生社会矛盾,亟须在法治中国理念引领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性权利概念探析

性权利指在不妨害社会秩序和他人性权利正常行使的前提下,自然人为了实现个人的性利益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的性方面权利,以及排除他人妨害的资格。性权利首先是物质性权利,即保持性生理载体健康和完整的权利,包括性健康权和肉体安全权;其次是精神性权利,包括性自由的权利以及性平等权。性权利与健康权、身体权、名誉权、隐私权、配偶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论失信联合惩戒中“失信”之含义

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技术,失信联合惩戒饱受泛化与滥用的质疑。厘清失信的内涵是正确适用失信联合惩戒的前提,但学理上对失信内涵之艰难探索,仍然无法揭开失信之“面纱”。目之所及,“违法说”存在逻辑错误,违法并非失信的充分条件;“违约说”“丧失民事名誉说”“负面信誉评价说”未能处理好公权与私权的边界;“失德说”“违背道德诚信说”未能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逃避社会责任说”受制于“社会责任”只是一种倡导性而非强制性规定。为了避免公权介入私权产生不必要的争议,失信必定是违法,但必须剔除承担民事责任的违法,在此基础上,失信可视为违法的充分不必要条件。从法政治学而言,国家推行失信联合惩戒的政策意图是强化重点领域的法律实效。失信是一个富有政策性的概念,失信具体包括哪些违法种类,取决于国家治理的需要,并随政策的调整而动态变化。     

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中的公民财产权及其保护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包括个人账户基金和社会统筹基金两部分.公民在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中的财产性权利主要有三种:个人账户基金的所有权,统筹账户基金的共有权,养老金领取权.通过重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中的公民财产权观念、加强社会养老保险行政程序中的公民参与、运用财产权诉讼等方式,可以更好地保护公民在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中的财产权.     

父亲即教师——古罗马父亲在教育中的角色探析

父亲即教师是古罗马时期的家庭教育模式,它与父权制下的罗马人对教育的独特理解密切相关。罗马共和中前期,父亲主要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培养孩子成为合格的农夫和士兵。共和后期和帝国时期,罗马家庭教育逐渐被希腊式学校教育取代,但是"父亲即教师"的教育理念仍受到皇帝和贵族的推崇,并将之视为帝国稳固的理想根基。     

语言哲学视野中的“公民社会”

语言分析的基本框架是:"符号—符号"的语法体系,是符号本身的逻辑架构;"符号—现实"的语义体系,是符号对现实的抽象;"符号—解释者"的语用体系,是符号的意义。在本质上,"公民社会"概念是一种社会分析模式,它通过公民成长的尺度(城邦民—市场人—私人—公共人)来评估社会的发展,表达公民成长的正当性及其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公民社会"概念的解释框架是:动态线脉——城乡分离、市场崛起、"经济—政治"分离、"私权—公权"分离、"经济—政治—文化"分离;静态要素——商业化、市场经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国家。     

“互联网+”视野下文化产业政府监管的新形态——以文化权实现的国家义务为起点

文化权与公民权、政治权等同属公民基本权利谱系。公民权、政治权的实现要求国家的消极不作为;但公民文化权的实现却更加需要国家义务的履行。文化产业政府监管作为文化权国家义务的表达形式之一,符合国家对公民文化权尊重、保护与实现三层次义务的要求。在"互联网+"的战略部署下,传统文化产业在转型升级的同时,其运营模式、知识产权保护、传播与消费模式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因此,"互联网+"视野下文化产业政府监管的新形态,要求以更加普遍的尊重义务、更加全面的保护义务以及更加积极的实现义务,保障公民文化权的实现。     

慈善法制的当下问题与完善路径

<正>中国慈善法制的当下问题1．公民慈善的实施困难公民慈善的实施困境源于根据以《公益事业捐赠法》为核心的原有慈善立法之规定,公民既无权直接开展慈善募捐等活动,也难以间接通过成立慈善组织进而开展慈善募捐等活动,换言之,公民慈善实施困境实际上包括了三个方面问题:第一,公民慈善募捐的困境。《公益事业捐赠法》是以“捐赠”(而非募捐)为核心展开立法,并将公益(慈善)捐赠做了特殊界定,而基于以上对公益(慈善)捐赠的界定,公民虽然可以成为捐赠者,但却不能成为受赠者,更不能成为募捐者。究其原因在于,《公益事业捐赠法》的上述界定表面上只限定了受赠者的范围,即包括了公益性的社会团体(公募基金会)和事业单位,但由于受赠者获得捐赠只能通过主动募捐或被动接受两种方式得以实现,在此意义上,受赠者的范围较之于募捐者更宽,而上述界定对受赠者范围的限定实际上也就限定了募捐者的范围,即唯有公益性的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可以成为募捐者,公民则被排除在募捐者之外。⁽(1))     

辩证的私法自治——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理论基石与路径选择

在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型过程中,私法自治理念内涵发生变化。强调辩证的私法自治理念即强调既要以私法自治、私权神圣为中心,又要以包括法律家长主义在内的国家干预理念对其补充,实现私法自治与国家干预的动态平衡。将辩证的私法自治理念作为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理论基石,即要求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应采用较少限制的法律家长主义,在意定老年人监护制度中呼吁全权的个人自治,在法定老年人监护制度中应最大限度地尊重个人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