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 30 个省市的实证分析简

本文以结合方向距离函数的环境绩效ML指数为基本方法,以20011011年我国30个省市环境规制及工业经济的数据为基础,测算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都要低,各省市均存在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西部地区在环境约束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幅度最大,而中部和东部地区下降幅度递减,西部地区以环境成本实现工业增长的特征最为明显;环境规制对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随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等也是影响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空间差异分析——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的研究

文章运用2005-2009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服务业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原因、空间差异与变动趋势进行了考察,并将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整体仍表现为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增长,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西北和东北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且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中国及各区域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不同的影响.     

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非参数Maliquist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状况,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研究表明,1998—2007年我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9．9％：行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变化显著,技术效率变化不大;技术进步是推动我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显著因素。     

碳排放约束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

针对传统ML指数不具有传递性特征并且面临潜在线性规划无解的问题,将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引入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中,并利用中国31个省市1993—2013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碳排放约束条件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分解。研究表明：是否考虑农业碳排放因素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产生较大影响,忽略碳排放约束会高估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可能导致政策偏误;在碳排放约束条件下,中国农业发展普遍存在效率恶化与技术进步并存的局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贡献,农业技术效率不增反减;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要明显优于其他地区;中国农业大省在碳排放约束条件下未能表现出特别明显的农业优势,农业大省并非农业强省。     

人力资本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影响路径分析

以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SBM-GML指数法对2001-2019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分析人力资本与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二者之间的关系,探究农业机械化在人力资本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中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人力资本显著影响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第二,人力资本对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在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粮食产销平衡区三个样本区域都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但显著程度、影响程度各不相同;第三,在人力资本对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过程中,农业机械化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是人力资本影响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路径。     

自主创新、技术溢出和市场化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CH-LP技术溢出分析框架下使用固定效应模型、Driscoll-Kraay方法、工具变量法、差分广义矩估计和分段估计等方法同时分析了自主研发和4种开放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以及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2004—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自主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其他各种开放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各种开放渠道产生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出口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降低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国有规模工业企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反映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指标时发现:在国有企业占经济比重较低时,国有企业占比的上升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当国有企业占经济比重较高时,继续提高国有企业的比重反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2004—2018年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全国层面,建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U"型趋势,即开发区在建立初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开发区建立一段时间后,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成立之初的抑制作用主要源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区域差异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差异及其溢出效应——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提升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是有序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所在。基于两期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与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数,对2003—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碳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更为合理的测度与分解,并结合共同前沿理论建立生产率差距变化指数,探究城市群间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时空差异的来源,同时分析城市集聚效应对碳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取得一定增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产出效率有待提升,技术进步是提高碳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动力。根据生产率差距变化指数将城市群碳全要素生产率划分为正主峰型、负主峰型与反复波动型。碳全要素生产率在空间上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市集聚效应对本地和邻地碳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据此,提出应兼顾要素投入集约和产出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应分类分区精准施策以及加强空间治理观念,建立推动经济增长低碳化的区域协同机制。     

两化融合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法和SBM-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测度了区域两化融合质量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02-2011年各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近年来的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工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各区域应加快对传统重化工业的信息化提质改造,进一步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实现由传统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向绿色集约型工业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变。     

信贷错配、非金融企业结构性去杠杆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杠杆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探讨信贷错配在其中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分部门来看,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负效应更加显著;分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负效应更加显著。信贷错配使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民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东部地区。因此,非金融企业进行结构性去杠杆的首要任务是改变信贷错配的制度基础,进而可以达到提高非金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     

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利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中国工业行业大类面板数据,运用ＭＬＤ指数、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和变系数模型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考察了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工业行业的ＭＬＤ指数呈下降趋势,但收入分布集中程度降低、尾部变厚;面板数据变系数模型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是行业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对不同行业影响强度的差距在６．９％左右;随着其他影响因素的纳入,全要素生产率对单个行业影响程度在逐渐降低,其影响强度在行业间差距呈上升趋势。     

财政分权、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污染门槛效应的视角

基于财政分权下政府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策略博弈,从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产业引导与产业自身调整间的非合作博弈的发生、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异质化效应,并应用2004—2017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环境污染程度较低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环境污染程度较高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不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财政分权主要通过税收竞争与财政环境补贴和支出双重路径影响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借此,对在区域财政分权背景下动态调整区域财政体制与产业绿色发展转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农业产业结构变迁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1997—2016年中国大陆31省区面板数据,在较为全面地测度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基础上,借助空间杜宾模型,从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考察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与间接溢出效应。结果发现,1998—2016年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不断提高,其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驱动;东、中部省区农业绿色生产率整体水平较高,东北三省次之,而西部省区最低。省份间农业绿色生产率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农业产业结构是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一地区农业绿色生产率不仅受到本地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直接影响,还受到邻近地区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间接溢出。因此,新时期更应重视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与优化升级在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升农业整体发展质量。     

我国物流产业生产力成长与技术效率变动探析

提升产业效率是产业调整振兴的重要手段。本文采用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法,对1997—2007年我国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变动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物流产业技术进步速度缓慢,特别是技术效率负增长造成的产业效率下降是近年来我国物流业发展较快但却大而不强的根源。文章结合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指出基础设施网络的协同性不强、高端市场竞争不充分和低端的过度竞争、制造业物流服务水平不高、市场秩序不完善及分散的管理体制等问题是我国物流产业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1983--2006年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多数年份全要素生产率都大于1,我国农业正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对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财政支农弹性及出口弹性均为正值,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但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城镇化的作用方向与预期的相反,主要因农村较高素质劳动力的外流及对剩余务农人员培训相对滞后所致。     

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

运用2000年至2009年高技术产业相关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指数即技术进步指数和综合效率改善指数,并由此对高技术产业R&D的生产率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高技术产业的各行业发展并不均衡,部分行业生产率发展波动较大.而另一部分则相对稳定.整体来看,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率各指数表现较稳定,同时发现2000- 2004年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综合管理水平的提高,而2005-2009年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来看,主要支撑动力是来源于技术进步指数.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     

我国流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关联和影响因素研究

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与先导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正在日益成为流通产业增长的重要源泉.运用超效率SBM-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测度了2004—2015年我国流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我国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全域和局域上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本省份流通产业TFP具有促进作用,但二者均会对邻域省份的流通业TFP增长产生抑制效应;研发强度的加大和连锁化程度的提升对流通产业TFP增长的提升作用非常显著,且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而产业政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很小,未能显著促进流通产业TFP增长.因而,加大产业科技创新投入、发挥规模经营优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提高城镇化质量是促进流通产业TFP增长的关键.     

中国西部城市群全要素生产率研究:2001—2010

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了中国西部7个主要城市群在2001-2010年期间城市群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2001-2010年期间,西部城市群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上升了3.4％,主要来源是技术改进;选定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不稳定,最近出现了持续的下降趋势;西北城市群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了5.3％,西南改善了2.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西部城市群经济增长还处于投入增长阶段,利用效率整体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