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发”到“未发”——李侗对程颐“中和”诠释的转变

“中和”思想源自于《中庸》,因其丰富的心性理论为宋代理学家所重视。北宋学者程颐从“已发未发”的视角对“中和”概念进行重组建构,将其抽象、提升为心性论的高度,并提出了“已发之后求中”的心性理论。而南宋学者李侗将程颐的“中和”概念进一步内化,提出了“未发之前求中”的心性理论,更加突出了“心”的作用。李侗对程颐“中和”思想的全新阐释,在宋代《中庸》的研究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吴澄论“心”

元代理学家吴澄的心性论内容丰富,寓意深远。吴澄从心能弘、心即仁及心具道三方面,结合“仁”、“道”、“理”等重要范畴对心性之可能及其形上根据进行充分论述,并以“弘”强调主体的道德自觉在心性之动态展开与现实呈现过程中的重要性。吴澄以“弘”统贯心的三种基本含义（即知觉之义、主宰之义以及道德之义）,并以“仁”为本心之全德。在此基础上,吴澄通过对“心”的辨析疏理,为心学正名,将心学纳入儒家道统,体现了其弘扬心性的治学取向。     

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及其若干问题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即存有即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此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的新儒家的特质。     

论阳明心学对儒学的融合和发展

王阳明对儒学的融合主要是对先秦圣贤和宋明理学家的融合,王阳明对他们在心性论、境界论及工夫论等方面所含的哲理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天人合一”的美学意义

“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学命题。“天人合一”建立在“心性”论的基础上,它将自然之“天”人情化,又将人情形象化了,二者合而为一,构成审美意象。“天人合一”是生命的模式,它以“生”为本,又以“乐”为最高境界。这种境界理学家通常称之为“孔颜乐处”,它实是超道德的审美境界     

“天人合一”的美学意义

“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学命题。“天人合一”建立在“心性”论的基础上,它将自然之“天”人情化,又将人情形象化了,二者合而为一,构成审美意象。“天人合一”是生命的模式,它以“生”为本,又以“乐”为最高境界。这种境界理学家通常称之为“孔颜乐处”,它实是超道德的审美境界。     

论新安理学家范涞及其哲学思想——以《范子哤言》为中心

范涞是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新安理学家,《范子哤言》是其从中年到晚年的读书笔记以及人生体悟的综合,其中囊括了范涞主要的哲学思想。在“理气论”方面,范涞继承了朱熹“以理为本”的宇宙论思想,并且认为“气”是沟通“形上之理”和“行下之物”的中间环节,但是他的理气论思想中存在着“理”和“气”两个本体的“二元矛盾”;其“心性论”也基本上继承了朱熹的观点并有所发挥,但有些地方亦有不足之处。最后,在其“格物致知论”方面,范涞认为“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思想最为重要。     

《周易》“艮其背”与宋儒主静思想析论

《周易》“艮其背”之诠释史呈现出政治治事与心性超越两个面向。宋代理学家从艮卦中吸取资源,为政治治理之解注入了超越的理据,强调主静工夫在修己、安人中的作用,克服了单纯从经验层面平面地论析政治的弊端,实现了儒家治世安人与个体安身立命的合一。     

儒佛心性论与袁宏道的“性灵说”

“性灵说”是晚明文学思潮的核心。在学术渊源方面,受到了儒佛心性论的影响,尤其是王学左派心性论所体现出的灵知活泼、道德色彩淡化的特点以及禅宗心性论的主体特征和《宗镜录》心本论。将“性灵”与本体之“心”联系在一起,深化了“性灵论’的内容。心性论对“性灵论’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过于反观自照,必然限制了作家的视野。     

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