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资源的文化网络——一个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面对市场经济背景下乡村治理与发展的新变革,加之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发展导向下多维复合的新要求,乡政村治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展示出诸多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实践已经证明,它的良性运转不仅需要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而且实际上还需要市场性(市场的资源、渠道和形式)的赋权。借鉴文化网络分析的方法,在实践中以敬老、互助、治理、发展等文化共识为纽带,由乡贤、长者社员、村民入股成立村社全要素股份合作社,通过多种形式的股权设置和健全的治理结构,把乡村产业要素进行整合,通过这一资源的文化网络,发挥村社全要素股份合作在农村经济、文化和治理中多维的综合作用,对于构建乡村振兴内生长效机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浅议国外网络文化管理的经验及启示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和迅猛发展，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网络文化逐步兴起并发展，它既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有效地管理互联网，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对国外网络管理的经验与做法进行了梳理，这对加强我国新形势下网络文化建设不乏启示和借鉴。     

国外大学文化建设的特点及其借鉴意义

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是大学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需要,是大学实现社会服务功能和文化引领功能的需要.国外大学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其大学文化建设形成了鲜明的特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我国大学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借鉴国外大学文化建设的特点,加强我国大学文化建设,应着重从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理念、注重大学精神的挖掘和培育、重视大学物质文化的创新几个方面入手.     

国外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经验和启示

许多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本国的重要发展战略,高度重视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它们在这方面的政策措施、重要举措和成功经验,为我国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重要启示:要在国家战略层面上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加强政府推动和市场运作,强化法规规制和政策引导,推进创新驱动和科技驱动,培育市场主体和文化品牌,拓展对外文化传播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国外乡村旅游发展经验及启示

分析了英国、日本、法国、美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经验,认为处于当时环境背景下的欧洲,之所以会对乡村旅游项目进行扩张,是因为受到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影响。针对国外乡村旅游发展的特点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所应用的模式,探讨了对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启示。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视域下的乡村文化建设

乡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推动乡村全面和谐发展、促进乡村社会文明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文化生活普遍贫乏单一、不良文化占有一定市场、文化基础设施十分薄弱、文化市场发育极不健全等诸多危机,充分认识乡村文化建设的价值功用,切实把握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大力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观念创新,建立健全乡村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努力创新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形式,着力夯实乡村文化发展的基本阵地,积极推动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加快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

乡村精英是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乡村精英和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关注。通过对近代以来乡村精英格局变迁和文化精英散落的分析,以及由此引起城乡文化差距拉大和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文化精英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乡村文化精英层的生长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乡村精英模式的调整、新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城市文化反哺和智力回流等,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新时代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基层组织功能提升

农村基层组织不仅是农民个体融入农村社会治理过程最重要的平台,也是其参与国家事务的微观组织载体。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挑战意味着仅依赖政府垄断和强制特性进行的公共管理模式必须向依靠多元利益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当前,作为农村公共治理重要载体的农村基层组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功能发挥不够、不当的情况。为此,农村社会建设必须更加突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其他基层组织的合力作用,积极用好乡村外部力量的协同功能,借助于现代网络化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为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充分发挥提供政治、体制及技术的支撑。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新指针和整体性治理的新方略,而乡村文化振兴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在文化治理视角下阐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发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与产业兴旺目标耦合、乡村伦理文化复兴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乡村自治文化重建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乡村农耕文化复兴与生态文明目标耦合。进而提出,应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建构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推力和精神动力。     

善治视野下的乡村生态治理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乡村生态治理缺乏整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出现了社会资源整合有限、政府角色错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等多重难题。唯有在善治视野下重塑乡村治理中公民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能将外部的政策、资金支持转化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力量,从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效果。未来应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完善政府与社会、市场三个维度的合作治理范式,健全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的公共服务体系。     

基层治理视阈下安徽城乡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安徽省近年来以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为切入口,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行路径。通过剖析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一新生事物的内涵和功能,明晰其发展现状与脉络,提出进一步规范其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对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有所裨益。     

基层民主和村庄治理——来自8省48村的证据

本文运用1986～2002年期间48个村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农村基层选举对村委会问责、地方财政以及国家税收的影响。我们发现,选举增加了村庄预算中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了行政支出以及上交给乡镇政府的份额。这说明选举强化了村委会的问责,但削弱了地方财政能力,因此可能损害超出村庄范围的公共品供应。在控制农村税改之后,选举对人均税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选举没有减弱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最后,我们没有发现选举的竞争性对结果有显著影响。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变革

整体性治理范式契合当下中国乡村治理变革的现实需要。借鉴和运用整体性治理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观与治理体制机制的整体性创新与变革,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方式上的整体性转型和民生导向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整体性治理也为创新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模式,克服农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提高风险治理能力提供可行的治理途径。     

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

通过对农村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实践的考察,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供给理念。作为一种典型的“输入”式供给方式的项目制,因为忽视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导致资源浪费和治理失效的问题;成都市推行的公共服务资金政策,通过将决策权下沉到议事会的方式,实现了公共品供给方式从“输入”到“嵌入”的转变。研究发现,普惠性的资金分配和弹性化的使用规则、需求表达和组织回应的制度化、村庄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的组织吸纳、群众参与和基层监督机制这四个层面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公共服务资金具备公共性、权责性、合法性和透明性四个基本特征,从而体现了基层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善治理论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接班人”危机与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化

“当家人”与“代理人”的角色冲突,使村民组长的职责履行陷入双重困境;低下的经济待遇和不可求的政治升迁机遇,使村民组长职位吸引力丧失殆尽,从而加剧了村民组长的“接班人”危机。稳固的乡村政治空间结构、强大的乡村社会资本以及双重角色寄托的延续,决定了村民组长“接班人”危机的解决不可一蹴而就。建议改进村民组长待遇制度,在乡村政治空间结构濒临崩溃、乡村社会资本面临瓦解的东部沿海农村,试行村民小组的合并或撤销措施,并伴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而逐步推广。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的基层治理创新研究

城镇化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三农"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举措和主要战略。基层治理创新是解决目前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