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福利获得及对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河南省875份问卷的分析

城市农民工的福利获得是其社会权利的体现。本文基于河南省农民工调查问卷,描述了城市农民工的福利获得状况,利用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福利获得对幸福感的影响。当前城市农民工的福利获得依然呈现出差异性特征,这种差异性进而影响着他们的幸福感。基于福利获得提升城市农民工的幸福感,就要尽快以户籍改革消除依附于户籍的社会福利分割,以整体性破解社会福利的碎片化困境,以社会认同重塑推动农民工市民化。     

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的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采用O-Logit模型,探讨了在不同城市规模下,本地户籍农民工与外地户籍农民工的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具有户籍地的差异,外地户籍农民工比本地户籍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更高;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的收入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差异,对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的农民工收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在大城市及中小规模城市的影响不明显;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对中小城市农民工的收入影响更为显著,对其他规模城市农民工的影响则不显著;整体而言,相较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特别是健康状况和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更显著;互联网可获及程度对农民工月均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研究结果分析,为农民工的增收,基本权益保障,以及完善城镇化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城市女性群体主观幸福感研究

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取样,对城市女性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及群体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女性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得分与全国平均水平无显著差异;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和收入等四个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女性群体的主观幸福感。     

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文章尝试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指标体系,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分解方法,对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研究发现:尽管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汉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数均值差异较小,可是随着分位数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禀赋(特征)差异是两者均值差异的主因,禀赋(特征)对差异的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先升后降(呈倒"U"型);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正相关,与流动范围负相关,与现住房性质的关系呈"U"型;年龄、本次流动时间、开始此项工作时间的影响各有不同。为实现"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需要提高少数民族农民工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妥善解决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引导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农民工就近城镇化,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     

农民工分层分类及其城市融入程度差异性研究

以1 980个农民工为样本,通过方差分析,从分层分类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层级和类别的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程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目的、城市交际网络、流动模式、职业、收入水平等要素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具有影响,但务工年限及其差异对其城市融入水平影响不显著。农民工城市融入政策措施的制订应该考虑农民工群体分层分类的现实,不能把农民工简单地作为一个同质性整体对待。     

社会网络何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的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两个方面，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均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作为农民工联系迁入地居民的纽带，能够通过工资收入和身份认同两个方面间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异质性检验发现，新生关系网络、社会活动参与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表现在流动年限差异、教育年限差异以及性别差异，即这些个体特征在社会网络之间产生交互效应。应建立良好的社区管理体系，规范用工单位雇员最低工资，促进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发挥不同群体之间的带动作用，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

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则.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当做自变量,根据相关问卷调查的数据,回归分析表明,个体特征中仅性别对公平感有着显著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重要指标收入情况对公平感几乎没有影响.研究发现,对公平感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即构成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四个方面,差异趋同、心理认同、交往融入和受歧视感受均对公平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农民工的公平感与这一群体的稳定有很大关系.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的多维分析

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概念没有统一认同,并且由于研究目的差异,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对城市归属感的变量处理也不同。归纳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内涵,通过调查数据评估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基本状况,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正向显著影响,收入水平感知、公共服务水平、当地人际交往水平、本地市民角色认同、当地方言技能水平等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通过培训来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提高社区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能力、加强农民工方言技能培养等方式促进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交流,在社会网络关系层面加强互动,从而提高农民工城市归属感。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代际差异视角和724份问卷调查数据,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测评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综合得分较老生代农民工高出0.157 766。文化程度、务工年数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正向作用,年龄、婚姻、兄弟姐妹数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参加同乡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因区域和企业所有制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老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则只受文化程度和务工年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