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差异化费率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机制优化——以甘肃马铃薯保险为例

利用1991-2014年马铃薯生产的单产数据,对甘肃省55个县区马铃薯的趋势单产进行了拟合,采用经验费率法计算了各县区马铃薯保险的纯费率,并对各县区财政保费补贴错配和个人缴费交叉补贴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农业保险现行的统一费率和相同比例的保费补贴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逆向选择、打击了投保积极性、降低了补贴效果。为此,提出保费补贴比例只有根据地区差异、产品种类、目标导向、保障水平进行调整,才能更好地发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惠农”工具的功效。     

基于综合风险区划的玉米保险差异化费率厘定研究

科学合理的费率厘定是细化农业风险管理、提高保费补贴效率、增进社会福利的关键所在。利用1978—2015年玉米生产的数据,对全国28个地区玉米的趋势单产进行拟合,计算各地区玉米生产的变异系数、减产强度、专业化水平和效率水平。利用这4个指标采用K均值聚类法将28个省份玉米生产的综合风险划分为4类,赋予合适的风险系数,并使用经验费率法计算各地区玉米产量指数保险的纯费率。为实施差异化费率政策和优化保费补贴机制提供依据。     

基于综合风险区划的农作物产量指数保险费率厘定——以大豆为例

科学风险区划是推动农业保险费率公平合理,解决农业保险中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的关键。利用1978—2014年全国27省份大豆生产相关数据,计算各省份大豆生产变异系数、减产强度、专业化及效率水平。利用以上指标,采用K均值聚类法将27省份大豆生产综合风险划分为四类,赋予合适风险系数,以经验费率法计算各省大豆区域产量保险纯费率。综合风险区划基础上的差异化费率厘定不仅可体现保险产品供需双方公平性,而且为差异化保费补贴提供借鉴,有利于发挥财政补贴撬动作用。     

农作物区域产量保险财政补贴研究

分析了农作物区域产量保险财政补贴的补贴额、补贴方式、补贴资金来源、补贴资金分摊等问题。研究发现,最优补贴额应当为保险公司愿意承保的最低保费与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保费的差额;补贴方式主要采取"保费补贴";补贴资金主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配置格局及使用方向、划拨每年农业救济款的一部分等方式来筹集;补贴资金分摊方面,中央政府应承担主要的保费补贴责任,尤其是对基本粮食作物,省级政府主要承担本地区特色农作物的补贴,县级部门不承担补贴,取消农业大县、财政穷县对农业保险的配套补贴。     

政策性农作物保险的扶贫效应评价——基于短期预期收入变化的视角

评价政策性农作物保险的扶贫效应,可以从农作物预期纯收入的相对变化程度来分析。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发现,能够主观影响政策性农作物保险效用的因素有两个——风险保障水平和政府保费补贴比例;当灾损低于触发值时,政策性保险对农作物预期纯收入具有降低效应,且风险保障水平越高纯收入降低幅度越大,政府保费补贴比例越大纯收入降低幅度越小;灾损达到或超过触发值时,政策性保险对农作物预期纯收入具有激励效应,且风险保障水平越高纯收入提高幅度越大,政府保费补贴比例越大纯收入提高幅度也越大。并据此提出了提高政策性农作物保险扶贫效应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建议。     

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政策对新疆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分析

文章应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新疆农业保险1982—2008年的赔付支出与保费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政策的实施,不仅显著促进了新疆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增长,大幅提高了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而且显著降低了农业保险的边际赔付水平,使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下降,对新疆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供求平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农业保险短缺的经济分析

面对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年下降33.3%的危急局面,本文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对我国农险“需求不足,供给有限”的成因进行分析,提出农业保险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正外部性的新观点,并以此为理论依据提出农业保险必须由政府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给予补贴的政策主张。     

我国农房保险与巨灾保险的衔接问题

通过对相关政策法规的分析,发现我国农房保险制度与以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为代表的巨灾保险制度在保障民生、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保险标的、基础保障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在受益对象、承保风险、保险金额、费率厘定、保险方式、风险转移、责任分担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性,二者将在一段时期内并存。进一步探讨农房保险未来发展趋势及其与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在功能重叠、财政压力、民众选择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冲突,从制度安排、功能设置、政策引导指明其衔接必然性,最后从责任范围、保费补贴、人身保险、管理机构等方面探讨了其衔接难点和并轨途径。     

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与财政补贴政策优化：一个文献综述 *

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快速发展，在保费收入、保障范围和参保农户数量等指标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保障水平不高、农业保险“不解渴、不顶用”也一直是各方反映的焦点之一。本文结合了福利经济学和保险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遵循“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必须优化其财政补贴政策”的逻辑主线，对实施财政补贴政策是提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的前提条件、有效途径、有力举措和重要渠道进行了梳理和评析。最后，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对该领域日后的研究重点进行了预测，并进一步探讨了其优化路径。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激励实效研究

以水稻保险为例,通过四川省628个小型农户的双边界竞价实验（DBDC）数据,研究保费补贴政策对农户参保意愿的激励效果。竞价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访农民（59%）愿意为水稻保险支付10元/亩保费,高于现行保费水平（4元/亩）。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单一提高补贴水平、降低保费不会大幅提升农户购买意愿。因此,保费成本并不是小型农户主要经济负担,单纯提高政府补贴不足以大幅推进参保意愿和参保率的上升。实证结果也表明,有农作物损失经历、务农年限短的农民购买意愿更强烈,农险补贴政策重心应由小户生产者向大型农业经营者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