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与适应: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待儒学态度迥异

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天主教侧重于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传播"福音",进而使整个中国基督教化;伊斯兰教侧重于适应儒家思想文化,"附儒而行",加速了与儒学调和及中国化的进程.两种宗教不同态度的表现和结局,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它对宗教如何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经史到文苑——"记"之文体内涵的源流及变迁

"记"的文字含义是识记,在这种含义基础上,"记"逐步获得了它的文体意义,成为经史中一种专事记录的文章体式.作为一种文体,"记"在六朝获得文体生命,唐代进入文苑,宋代其内容得到拓展,形式更加稳固,明清时主体性色彩更加浓厚,逐渐成熟稳固.根据史志中以记名篇的书目数量和文学总集中记体文内容的变化和类目的增减,可以更客观地了解"记"作为一种文体其内涵发生的变迁.     

人、民之分与政制伦理——《论语》中的人、民与古希腊的“德莫斯”

由民、人之会意以及<论语>中之人、民之说始,略释中、西方古典人与民之分的政制要义:无论是古典国人的民、人之说,还是古典希腊人的"德莫斯"统治之分析,都凸显了重要的政治道理--圣贤以德治天下,民无一不得其所.其实,人类必定要承认人所共处的政治生活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对等.民、人和谐共处的政治要求君有君之德,民有民之德.不管诸子之治道还是希腊古人之治道,都要求统治者行"宜"(中庸)之道,节制自己的欲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对人、民进行良好的教育,还要注重立法,不能"只顾讨好民众而不顾道德",而要劝民"追求最好的东西".     

夜落西街

出外旅游没有联想,止于没有去过桂林阳朔的人。去过桂林阳朔的人,总期盼着有一天能背上简单的行李远离烦嚣的城市,抛弃一切苦恼和杂念到阳朔住上一阵子:清晨醒来,赤脚沿着青石铺砌的西街走到漓江,乘一叶竹筏徜徉于青山秀水之间,或戴一顶斗笠在竹排上     

建国初期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

建国初期党的组织建设适应形势和任务的转变及时作出调整,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围绕政治路线加强组织建设,整顿与新建相结合,不同地区支部相区别和自上而下展开政治动员四个方面.     

略论唐代的东都尚书省

唐代中央职官在东都洛阳分设了一套职官体系,东都尚书省是唐代东都分司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都尚书省并不全盘照搬长安官制,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东都尚书省不设尚书令与左右仆射,以东都留守为长官.东都尚书省虽也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六部之下所设各司往往不齐备,六部的具体工作也和长安官制有所区别.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研究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在高校"两课"教学中重要地位的论证及存在的问题的分析,阐明了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势在必行,进而明确了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的重大意义.     

在这山和那山间叙说

过了小暑天气闷热，用电脑码字属于自讨苦吃，坐在沙发上，前面摞着两个纸箱权当桌子，头顶上空调吹着，不一会儿膝盖骨就开始疼。最热的是电脑，一个叫“鲁大师”的软件时不时就提示主机快80℃了，再来个怪声烦人，干脆把它卸载了。机子用三五年，似乎就老得不成样子，如果多折腾几下，就热得快散了架。天热，鱼缸里硕果仅存的三条鱼中，有一条出状况了，沉在水底一动不动，只是喘气，另外两条游过来安慰一番。我赶紧清理水缸，甚至加进一小包海盐，可惜于事无补，扛了两天这条鱼终于彻底翻肚了。想起那句和鱼有关的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其实它们在鱼缸里，只要健康地活着就好，高兴不高兴咱不知道。看着快要不行了，我好像感觉到金鱼对这个小天地的依依不舍。     

大地的创伤,我们用爱抚平——首都人民支援汶川抗震救灾纪实

灾难的来临如此突然,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前一秒,我们还沉浸在太平盛世的喜悦中,为奥运圣火的到来欢呼雀跃;下一秒,地动山摇的瞬间.b是生死别离两重天.汶川,这片曾不为世人熟知的土地,殷红的鲜血正在这破碎的躯体肆意流淌. 据国务院应急办提供的数字,截至19日12时,汶川地震已造成34073人遇难,245108人受伤.     

毛泽东中共“三大”至“四大”期间任职中央局秘书考析

中央局秘书是中共三大与四大之间仅次于党的委员长的重要职位,也是毛泽东担任的第一个中央领导职位.但目前关于他担任中央局秘书一事,学术界仍存在错误解读和不当表述.通过对历史文献和相关论著的研读分析可知,毛泽东确曾在中共三大后担任中央局秘书,而且这一职务并未在中央迁沪后即由罗章龙"接任",相关似是而非的表述不足以采信.     

论管理的道德性

管理伦理是管理学和伦理学交叉研究的一个崭新课题。管理和伦理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人们对管理和伦理关系的认识早已随同两者的产生而产生。近现代以来,由于管理对象不断扩大的普遍化趋势、人在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中作用的主体化趋势、管理的人文化趋势和企业竞争加剧与社会压力的扩大化趋势,更加强化了管理与伦理的内在联系。管理与伦理的结合不是人们人为的外在强加,而是管理本身的结构和内在要求所决定的,其内在根据在于管理的道德性。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     

编目工作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该文简单介绍了图书编目工作的内容和作用 ,分析了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书目数据库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探讨了网络环境下中文图书书目数据库规范化的重要意义 ,指出了编目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是资源共享的重要保障和前提条件。同时文章结合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编目工作实际 ,阐明了编目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的重要性 ,并根据实际工作体会提出提高编目数据质量的一些设想及几点措施 ,扼要论述了编目工作的信息化发展方向     

古希腊审美主义的发生及价值维度--从毕达哥拉斯到苏格拉底

古希腊人在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追求人的存在的超越和审美化人生,追求生命、灵魂的不朽和永恒,这一取向为古希腊审美主义的发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希腊哲人对人的存在处境和世界存在的理性反思,标举和谐、逻各斯、美和善作为一种终极价值,从而不断推进人和人的生活、人类社会的完满化及其人与宇宙、人与自然的和谐建构,并依此对人生和社会意义进行哲学追求。前苏格拉底的审美价值形而上学为西方审美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价值维度。     

高校专业实验室建设及管理浅谈

文章论述了高校专业实验室的重要性和加强专业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的必要性及意义，分析了当前高校专业实验室建设及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三个问题：(1)实验室硬件设施陈旧落后，仪器设备采购不规范：(2)实验人员待遇偏低，队伍不稳，数量不足，知识老化，素质偏低，结构失衡；(3)实验室管理滞后、利用率低。根据多年实验室管理经验和广泛调研，结合实例就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儒道互补历史原因管窥——兼论道家对儒学独尊地位的挑战

儒道互补格局的形成,既与人性结构模式中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矛盾统一密切相关,也有学说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性.通过制造关于圣人、经典和诗乐的神话,儒家在与君权建立神圣同盟时,早已使对语言文字、圣人经典的信仰敬畏变成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而百家之中,惟有道家通过彻底否定语言文字、圣人经典、君权政治等,对儒家的地位发起了挑战.儒家谋取和维护话语霸权,与道家消解和挑战其地位的努力相生相伴、相反相成,深刻影响了士人心性和民族文化精神.     

从“用具”到“技术”——海德格尔此在的敞开与遮蔽思想流变解读

在探讨人与"技术"的关系方面,海德格尔是一位先驱式的人物。他对人与"技术"关系的思考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集中在《存在与时间》中,通过对"用具"的分析构建出"此在"的在世方式,展现出"用具"在构建"此在"与世界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此在"在"操心"中直面"用具"而敞开自身进入真理之领域,从而实现了人的自由;后期在《技术的追问》中,他对现代技术进行了批判,追问得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此种本质将世界解蔽为单一的向度,造成了"此在"的遮蔽,使人的生存陷入困境。在这两个阶段,他分别使用了"用具"和"技术"两个概念,并指出两者是不一样的。"用具"和"技术"虽然指涉的对象一致,但是通过对两者的分析,海德格尔展现出的是此在的敞开与遮蔽状态。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随着媒介革命的纵深发展,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微时代”。与之相应的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使得网络成为媒体危机甚至诸多突发事件恶化的媒介,导致社会风险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网络谣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在义愤心理、信息流瀑、从众效应、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的作用下,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强化机制。因此,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常态,必须强化网络社会制度规范,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切实提高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发挥网络积极正面的功能,使之趋利避害。     

构建“疫情经济学”学科的理论体系、逻辑结构和主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带来了重大影响,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厘清了“疫情经济学”的理论渊源,界定了“疫情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并介绍了“疫情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认为,“疫情经济学”的创立具有丰富的理论渊源,包括流行病学的学科基础理论、相关学科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政府有关疫情政策文件以及百年来人们应对疫情的实践经验; “疫情经济学”的学科可以定位为一门涉及多种门类学科的交叉学科,研究对象可以界定为人类社会在疫情发生、发展、疫后的各种经济活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研究主线为疫情的管理、影响及机遇; “疫情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疫情的概念及其演进、疫情的危害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疫情预防、疫情控制与管理、疫后经济发展特点与政策、应急产业发展与管理和疫情管理体制等; 创立“疫情经济学”学科,能够通过系统分析疫情来源,研究疫情防控措施,从而对疫情进行事前预控、事初急控、事中管控以及疫后经济恢复、疫情相关产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的本质、人的世界与哲学的力量

劳动以对象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诞生为前提,以内在的精神活动即思想为前提,劳动是外在化和客观化了的思想。思想本身就是劳动,是决定其他劳动的劳动,人是一种思想着的动物。哲学是思想的最高的、最彻底的和最纯粹的形态,思想规定了人的特殊存在方式,而哲学则规定了思想的存在方式。哲学活动的目标是要超越一切确定性、有限性而走向终极,追溯终极原因和认定终极意义,这决定了劳动的范围和劳动的目的。哲学还要反思自身和自我批判,其所具有的内在否定性,人因而能够突破种种限制而超越既定世界,不断创造出崭新的未来和理想天地。哲学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最高"解释",这种解释塑造了改造世界的主体——人,奠定了人的内在世界,人内在的观念内涵决定了人外在地对世界的改造。文化世界是根据观念建立起来的,因观念的变化而提升和变化,哲学便是改变观念的活动,是改变个体心灵的活动,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哲学的力量是本源性的力量,人的日常行为和日常所思由其所派生。人的力量和意志来自于内在的思想,来自于内在的哲学认识和哲学信仰。     

鲁迅与陈独秀对道教和道士思想的批判

道教和道士思想是中国的国粹,陈独秀和鲁迅都洞明其弊,在文章书信中屡有针砭,且带有各自的特色。陈独秀分析造成义和拳的五种原因,把道教排在第一,认为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道士所造的迷信邪说的结晶;但这一思想在建党以后发生了变化。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要比陈更加深广,对道教和道士思想的批判更加坚持不懈,他关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论断真正抓住了中国文化和宗教问题的要害。以科学代宗教是他们共同的主张和遥远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