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是明朝对朝鲜外交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历代冠服给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明朝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朝鲜的实际情况对不同人员赐以不同品级的冠服,并将冠服给赐与对朝鲜王室的册封相结合,展示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藩属关系,反映了明朝的等级尊卑观念与制度,是明朝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象征。     

朝鲜初期对明朝表笺问题探析

表笺作为处理朝鲜与明朝政治外交关系的重要工具,承载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丰富的内容。朝鲜太祖年间与明朝发生的三次表笺问题,实质为朝鲜和明朝的外交纷争,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明朝的文字狱、明朝对朝鲜的不信任、朝鲜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差异等。表笺问题也是朝鲜与明朝两个新兴政权在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与适应过程中的体现。     

诗赋外交在明朝与朝鲜关系史上的作用

诗赋外交是在明朝与朝鲜的外交往来中特色明显、作用巨大的一种外交方式。这种外交方式弥补了明朝与朝鲜政治交往上的不足,解决了两国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深化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密切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从而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     

明前期建州女真与朝鲜、明朝的关系探析

明朝前期,东北边疆民族建州女真部在其发展过程中,两属于明朝与朝鲜朝,其中对朝鲜既主动顺事,又对朝鲜边境进行寇掠.朝鲜对建州女真人采取的是拉打并举的两手策略,既以授予官职、经济利诱等方式拉拢,又参与明朝对建州女真的军事打击;明朝则对于建州女真与朝鲜发展关系既采取限制政策,又站在朝鲜一边,纵容、联合朝鲜打击建州女真部.对建州女真、朝鲜、明朝的三边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揭示彼时东北亚地区的民族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     

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的“别贡”

史学界通常认为,在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回赐.而对明朝不时向朝鲜索征贡物的史实,往往给以忽视,或避而不谈.而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性质.这种"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给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     

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与政策主张

曾纪泽自1878年出使欧洲以来便一直关注着朝鲜问题,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有关朝鲜释放法国传教士问题、巨文岛事件以及朝俄密约等问题的交涉,而他对朝鲜问题的关注尤其是从国际关系大局角度考虑朝鲜问题的认识与主张,在晚清第一代外交官队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到1885年奉命回国后,他在总理衙门等不同的工作岗位继续关注朝鲜问题,尤其对沙俄势力觊觎朝鲜表现出深刻的忧虑并曾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却因英年早逝而未能进一步有所作为。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认识与相关政策主张,理应成为19世纪末晚清对外关系史及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朝鲜朝与明朝党争特征之比较

朝鲜与明朝都产生过较为激烈的党争,且影响较大。与明朝党争相比,朝鲜党争的性质更为清晰。朝鲜公论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党争成员基本上属于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上有高度的自觉性,因此党争基本上起源于士大夫内部的分化,其中朱子学思想和观点的分歧在党争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比例。而明朝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党争参与者的身份多样,各种派别在皇权的制约下相互牵制和抗衡,阳明学的产生和发展更是对官方朱子学产生了冲击,也对明朝党争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与明朝党争的比较,更容易发现朝鲜王朝党争的特殊性。     

朝鲜古代“乐府”文体批评探析——以李睟光为中心

在朝鲜古代乐府文体批评中,除了李睟光明确以＂古乐府＂来命名、研究之外,其余研究者如洪万宗、许筠、李翼等大都称＂乐府新声＂、＂乐府＂、＂乐府诗＂、＂歌词＂、＂歌曲＂等来标识和品评。李睟光注意到乐府体制的演变、发展与衰亡以及乐府文体批评中的辨体意味等;洪万宗所注重的是乐府及其变体中的音律的不同;李翼重在乐府探源,并且从唐代＂新乐府＂的声调、格制、色彩的文体角度,区别了朝鲜乐府模仿创作与中国乐府创作的差别以及不足。这些朝鲜古代文学批评家所进行的乐府文体批评,标志着朝鲜汉文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到＂自觉＂的发展阶段。     

清政府对日交涉关于宗藩态度差别的原因探析——以琉球、朝鲜为中心

琉球和朝鲜都是中国传统的藩属国,在对其遭受日本的侵略这一问题上,清政府本应同等看待,但是清政府在实际对日交涉中却采取了轻视琉球、重视朝鲜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两者的战略地位、清朝的海军力量及其清政府大国虚荣心等因素影响和决定的。     

从考古资料探索汉匈关系——以和亲与文化交流为例

纵观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和亲与文化交流在汉匈关系史上有着突出地位。近年来,随着匈奴考古学的深入展开,在匈奴人活动的中心地域(即今蒙古国),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城址、聚落遗址等文化遗存。这些发现使我们对汉匈和亲政策及诸多方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就蒙古国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汉代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考察对象,并结合文献史料,将汉匈和亲关系及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流、互鉴与融合等方面做一探索。     

明朝与中亚穆斯林贡贸关系探析

明朝与中亚穆斯林贡贸关系的确立 ,是明朝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陈诚多次出使西域、中亚。哈密卫的设立及明政府给予贡使丰厚的回赐 ,吸引哈密、吐鲁番及中亚撒马尔罕、哈烈、鲁迷及天方国贡使源源不断向明朝进贡。贡使入关后受到贵宾待遇 ,沿途有通事伴随 ,京城设有会同馆专门接待贡使 ,这种贡贸关系将中外友好关系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清对朝鲜“蠲弊”问题管窥——以《同文汇考》为中心

朝鲜进献贡物和清敕使问题是清与朝鲜朝贡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清朝对此两项实行“蠲弊”,反映出各时期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化,其目的和效果各有差异,因此“蠲弊”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两国关系顺和这一点上.     

清代后期柏覆在朝鲜活动述论——以《奉使朝鲜驿程日记》为中心

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朝鲜宪宗十年）清朝派出吊祭使柏莅前往朝鲜谕祭朝鲜孝显王妃。柏蔹在朝期间,除完成吊祭使命外,还进行了赏赐朝鲜官民、辞却赆银、观赏景色以及与朝鲜官员进行诗歌交流等活动。通过对柏薇在朝鲜活动的研究可以看到,清朝虽然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但其在朝鲜的地位并未削弱,清朝与朝鲜仍维系着友好的关系,而柏莅与朝鲜官员的诗歌交流则可视为此一时期中朝文化友好交流的见证。     

明朝灭亡与“小冰期”

历史上每次气候变迁都会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一定影响。以明朝为例,身处"小冰期"鼎盛时期的晚明,气候的冷变使得灾害多发,对农牧业造成巨大冲击,而社会秩序、军事战争等都与"小冰期"这一气候大背景有着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因此,有必要从"小冰期"时期气候变迁这一角度来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以期对研究王朝更替与气候变迁之间的关系做出更加全面、合理地解读。     

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北元与高丽联手,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而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时而对北元、明朝采取双边外交,时而弃明投元,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李成桂改国号李氏朝鲜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李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清代朝鲜“仁祖辨诬”与明臣袁可立形象的书写

清前期的朝鲜“仁祖反正”辨诬，是清代中朝宗藩关系中的重要事件。明臣袁可立曾主导调查朝鲜政变一事，并在查明情况后为朝鲜助封，从而推动了朝鲜请封的进程，也对明末清初史书中关于“仁祖反正”的记载产生了很大影响。朝鲜君臣对仁祖请封过程中袁可立的重要助力作用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在辨诬时却对其进行重点抨击。在辨诬过程中，朝鲜为达到目的多次向清朝提及袁可立，进而影响到清代关于袁可立的历史书写。     

明代中朝使臣经行路线考——以《皇华集》较为集中的吟咏胜地为中心

明代中朝使者往来频繁,其经行路线因为明朝都城迁徙、东北边患加深、朝鲜申请等诸多原因曾数度改易。根据史籍、《皇华集》《燕行录》《东国舆地胜览》等相关文籍的记载,明代中朝使臣的经行路线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从中可见明使与朝鲜远接使的周旋吟咏之迹。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发展与完善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始于汉初娄敬.其意图是对匈奴的侵扰暂且妥协和退让,以求得一段时间的安宁,也是汉匈国力强弱的一种体现.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带来了对匈奴一味妥协和退让的弊端.至汉武帝即位,为了实现大一统的宏伟目标,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威服战争.在汉匈国力强弱的转换中,西汉中后期的和亲理论及政策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改造,就是要将和亲作为匈奴对汉求和臣服的标志.从长远来看,西汉王朝也终将使匈奴臣服.东汉王朝的和亲理论更为完善,成为一种积贮力量、等待时机、重新武力征服匈奴的战略设想,并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国家统一、匈奴臣服、汉族与匈奴等非汉民族和平友好交往的象征意义.     

明朝宦官干政形象的一种政治文化解读——以王振为中心

明人语境中的宦官王振形象以戕害大臣、耗帑纳贿、唆主弄兵为主要内容。关于王振的负面评价在明中期以后逐渐固化为一种明人对宦官干政形象的典型性描述,这是士大夫意识形态主导而生的历史产物,反映出士大夫群体对宦官干政的不满情绪。王振形象凸显于明史的深层次政治文化含义为,士大夫群体有意避免宦官把持朝政与皇权专制极端化互为表里的政治模式达到现实制度安排的常规化,以及此种政治模式合理性的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