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周谷城的民族投降主义和活命哲学

周谷城先生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几十年中,曾经写过大量的历史著作和历史论文。在这些著作和论文中,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观点。本文想就他在《中国通史》中有关宋金战爭部分加以分析、批判,以揭露其反动的史学观点及其政治目的。     

略论周谷城研究中国史的特点与成就

一、树立以“通”为特征的整体历史观，求得历史自身的完整性周谷城先生以一人之力，撰写出《中国通史》上下两册（开明书店，1939年出版），这在中国史学界是不多的。在初版《中国通史》的“导论’冲，周先生标举了中国古代所谓通史的“通”字的四种意义，如“历代事情前后相续，著于一书，叫做通史”，等等。他以为这几种意思都不足以反映今日通史之“通”的内蕴，从而提出“维护完形之通史”的概念。即，将“通”建立在他的“历史究形论”的基础上，其要义在于：不要毁坏历史之完形；在分解历史的诸因素时，须寻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求…     

周谷城“文化综合说”的形成

《生活系统》奠定周谷城文化观的基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研究使周谷城意识到产业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周著《中国通史》的"中外文化汇合演进"说是其后"文化综合说"的源头和雏形,周著《世界通史》的编撰使周谷城意识到了欧洲中心论问题。1978年后,周谷城在上述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精辟独到的"文化综合说"。     

关于《荡寇志》

以《水浒》七十回本“续书”面目出现的俞仲华的《荡寇志》,又叫《结水浒传》,这是一部彻头彻尾歪曲《水浒》和诬蔑我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起义的反动古典小说。如果说,《水浒》写的是“官逼民反”、“除暴杀官”,《荡寇志》写的则是“民反官剿”、“荡‘寇’救官”;如果说,《水浒》处处阐明:“取非其有官皆盗,损彼有余‘盗’是公”的真理,把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看作是“替天行道”,并以满腔热情歌颂了他们的正义斗争,那么《荡寇志》则是以反动观点阐明:“只有朝廷除‘巨寇’,那堪‘盗贼’统官军”的歪理,诬蔑梁山泊农民起义军是“聚众暴乱”,是“乱臣贼子”,把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官军,歌颂为“除暴安良”。《荡寇志》这部反动小说是披着艺术盛装出现在我国古典文坛上的。诚如鲁迅所说:“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很明显,对《荡寇志》这样反动作品全面彻底地进行分析批判,将有助于我们识别历史上的反动派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是怎样通过文学艺术这个武器来宣扬自己的反动观点,蒙骗人民群众,并从而千方百计地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忠服务的。这篇文章只是想在这方面作一些探索的尝试。     

梁漱溟反动政治思想批判——读《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下凡引此文,均不另注)深刻地揭露了梁漱溟所谓“乡村建设”的反动实质。     

关于“艺术创作”的若干问题讨论综述

周谷城在《新建设》1962年第12期上,发表了《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对艺术创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文发表之后,引起了不同意见的讨论。今年三月以来,《文艺报》、《新建设》、《文史哲》,《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陆貴山的《关于艺术创作的一些问题》、茹行的《对《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的几点意见》、《从哲学观点评周谷城先生的艺术观》、王子野的《评周谷城《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朱光潜的《表现主义与反映论两种艺术观的基本分歧》、姚文元的《略论时代精神问题》、胡锡涛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质疑及其它》等文章。这些文章根据《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并联系周谷城近几年来发表的《美的存在与进化》(载1957年5月8日《光明日报》)《史学与美学》(载1961年3月16日《光明日报》)《礼乐新解》(载1962年2月9日《文汇报》)等文的观点加以评论,表示不同意周谷城的观点。对于这些评论,周谷城先后在《评《关于艺术创作的一些问题》》(载《新建设》1968年6月号)、《评王子野的艺术论评》(载《文艺报》1963年第7、8期)、《评茹行先生的艺术论评》(载《新建设》1963年第9期)、《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载1963年11月7日《光明日报》)等文中作了答辩,反复重述他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的意见。现将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试比较司马迁与修昔底德的经济史观

司马迁(公元前145或135年——?)是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具有经济史观的历史学家。他在《史记》的《货殖列传》、《平准书》和《河渠书》等篇章中,首次用经济观点说明历史问题。无独有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公元前460——395年)则是外国第一个从经济角度解释历史事件的历史学家。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战争史》)一书中,试图用经济观点来说明一场大战的发生及其胜负原因,产生了古代希腊的经济史观。经济史观是古代史学思想的一个飞跃,它摈弃了“神命史观”与其他唯心史观,向唯物主义历史观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批判《水浒》中的“江湖义气”

在对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江湖义气”进行正确的分析和批判,从而对《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进行深刻批判,这对于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对于在思想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通史》和周谷城教授

周谷城著的《中国通史》(修订本,上下册,749万字),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正在广泛发行。它成书于三十年     

“活教育”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批判我的教育思想

杜威实用主义反动教育思想害了我40年。通过“活教育”的传播,我在旧中国贩卖了他的反动教育理论,危害了教育事业。从1951-1953年,《人民教育》及《新教育》等刊物对“活教育”的理论和实施,展开了批判,上海、南京等地教育工作者并对“活教育”进行了调查。我在过去几年中写过几篇自我批判文章。现在我想在过去的检查基础上,对“活教育”作进一步的批判。“活教育”的理论体系就是杜威唯心主义儿童中心思想。要了解“活教育”目的论的反动实质,首先     

历史的结构与权力——与韩毓海《我们需要一种“光明史观”》一文商榷

韩毓海以"光明史观"对抗所谓"阴暗史观",这种简单而激进的钟摆式表态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及后者的时代意义;而断言历史错误是伟大人物推动历史的伟大错误尤为荒唐,其骨子里的"英雄史观"热衷于为历史创伤涂脂抹粉而缺乏反思批判精神。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历史话语与权力有着多样的纠葛。     

也论船山史观与唯物史观

<正> 近年来,对王船山历史观的评价,争议颇多,《湘撢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四期发表的《船山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提出:“可以边样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形态,船山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雏形。”显然,持此观点的同志认为,王船山已经建立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虽是“雏型”,却已具唯物史观之“型”了,这也就是说,在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两军对垒中,船山史观已属唯物史观营垒,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属于同一阵线,二者仅是“初级”与“高级”之别而已。这种观点,颇受到重视,《光明日报》、《新华文摘》均予摘录转登。最近,该学     

真理终究是真理——批“四人帮”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诬蔑

<正> 一九六七年五月,报刊上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下简称《要害》)的文章,恶意诽谤诬蔑《论修养》“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想思的大毒草”;攻击刘少奇同志“同老叛徒伯恩斯坦一样,有其阴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历史证明,恰恰需要彻底批判的是《要害》本身。     

青铜时代并无青铜缝针

我因撰写中国刺绣史稿,涉及了古代缝针——绣针的产生、演变过程。若干名家所著的中国通史,如翦伯赞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周谷城著的《中国通史》等,都明白载列商代青铜制造的生产工具中有缝纫用针。商代号称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因此上述记载,似乎顺理成章,应无疑义。可是重新涉猎先秦文献,并未找到依据,也未发现可资印证的出     

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伟大领袖毛主席撰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热情支持了两个青年人对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俞平伯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文章,严厉批判了刘少奇、周扬一伙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反动罪行,从而发动了一场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九六七年五月,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紧张决战时刻,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连同另外四个关于文学艺术的文件公开发表了。这些文件的发表,有力地揭示了长期以来我国文学艺术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证明了刘少奇、周扬一伙是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光辉著作是彻底摧毁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有力武器,是从政治上宣布其死刑的历史判决书。     

多元决定的历史科学——论阿尔都塞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判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理解是与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从三个方面批判了黑格尔历史哲学及其辩证法原则：其一,阿尔都塞以外在性的实在论观点批判了黑格尔的内在性的实在论观点;其二,阿尔都塞以统一性的“整体”结构批判了黑格尔的同一性的“总体”结构;其三,阿尔都塞以复杂性的辩证法模式批判了黑格尔的简单性的辩证法模式。由此,阿尔都塞在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同时,完成了对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结构主义解释。这是与他明确的政治意识密切相关的。     

贵在严谨 贵在出新——读《老子注译》

在学术园地繁花似锦的今天,我们有幸读到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亨先生近作《老子注译》(华钟彦校),不能不说又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这本书展现了新的研究成果,给人以新的启示,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 早在一九三○年,高先生就出版过《老子正诂》。一九五五年作者在“重印老子正诂的说明”中说:“《老子》一书和其它古典作品一样,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个彻底的整理。但是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不够,认识很低,还没有力量担任整理《老子》的工作,还没有力量写一本崭新的、正确的、完全符合科学的,有分析有批判的《老子》注释,这是应该向读者表示歉意的”。今     

“人权”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吗?——同肖蔚云等同志商榷

一九七九年第五期《红旗》发表肖蔚云等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怎样看“人权”问题》一文,(以下简称肖文)其中有一部分观点是很好的,如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揭露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性;批判了那种“公然要求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发善心,要求资产阶级政府的首脑来‘关注’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的反动言论;还着重论述了“怎样看‘人权’问题是关系到正确认识和区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原则问题”等等。     

“合二而一”论的一个标本——驳周谷城先生的“无差别境界”说

周谷城先生的“无差别境界”说,是直接与唯物辩证法相抗衡的思想核心。这个核心,贯串于他的宇宙观、历史观、艺术观、幸福观等方面,成为一个与“合二而一”在本质上无差别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思想系统。虽然,它的本身并不是什么新的货色,只是拣的剥削阶级的哲学唾余。并早在一九二三年起,周先生就通过撰写的《生活系统》和编译的《实验主义伦理学》以及其他的有关论著宣扬这个谬。现在,他又利用现阶段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机,应运地旧货翻新,起着为反动阶级服务的作用,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坚决地予以驳斥和批判。     

周谷城“真实感情”说的真实面目

在周谷城的美学体系里,抽象的“超”阶级的“真实感情”说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在他看来,任何真正的艺术都必须以“真实感情”为基础,艺术作品才能“感人”和“不朽”。周谷城早在1924年撰写的《生活系统》一书中就开始宣扬“真实感情”,经过了四十年,他仍在改头换面地大肆宣扬。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作一番剖析,从而彻底揭露他所宣扬的“真实感情”说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