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见文翁能化俗--试谈文翁"诱进"蜀地的背景与措施

文翁,名党,字仲翁(前156-前101年),庐江舒人也."为蜀郡守"之时,"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以教育吏民,使蜀地"大化".死后,"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     

“文翁化蜀”与早期西南丝绸之路开拓

[提要]西汉蜀郡太守文翁广立官学,蜀地因而文教大盛,相继产生了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名人,史称“文翁化蜀”。这一使得蜀地确立华夏文化正统身份的标志性事件,不仅带有强烈的儒学教化色彩,而且对早期西南丝绸之路开拓具有重要影响。司马相如及其副使“通西南夷”事业的成功,又是以“文翁化蜀”后相对普及的文化条件为基础的。在早期西南丝绸之路的开拓进程中,由当地少数民族担任向导和翻译的情形可能较为普遍。史籍所见“九译”“重译”记录,也可以理解为华夏文化扩张达到空前规模所产生的一种文化自信现象。     

百年文翁研究述论

西汉景、武之际的蜀守文翁,是我国古代著名循吏,其兴学化蜀、勤政爱民的史绩,勇于创新的精神,对巴蜀历史和中华文明有卓越的创造性贡献。本文从文翁生平、文翁政绩、文翁兴学与古代教育、文翁化蜀与巴蜀文化以及文翁资料整理与研究等五个方面分析了百年来学界关于文翁研究的学术成果,并由此提出未来文翁研究的些许思考,以期对文翁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有所裨益。     

论“蜀文冠天下”不全是文翁兴学之功

文翁所"兴"之"学"是"官学",他采取"诱进之"的办法,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让大家都看到读官学有很好的仕途。如果只有学习内容为儒家"五经"的官学,中国文化的发展或者将就此终止,所幸的是,传授古文经学的私学仍然在发展。司马相如、落下闳等文人学者的出现与文翁毫不相干。之所以"蜀文冠天下",并不完全是文翁兴学的原因,而是蜀地有对文化教育重视的传统,始终活跃的私学教育,在经历了多年战乱之后终于安定了的社会条件下的一次文化大崛起。     

文翁二题

有关西汉循吏、教育家文翁籍里和生卒年等生平基本问题异说较多。据《汉书》所载,文翁的籍里应当定为安徽庐江。文翁生年下限基本可定,而卒年则无从考察。安徽舒城发现的《文氏宗谱》中有关文翁生卒的记载基本不可信。     

堪称蜀易奇葩的“卦影术”

易经八卦,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图象。为了使图象通俗化,蜀中易学家试着将符号变为图画,将图象变为图语,这种传统方术古称"轨革术"。到北宋初期,蜀人费孝先将这种图象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创造了"卦影术"。卦影术在宋代盛极一时,文献记载其应验之事不可胜数。但随着其术之诀窍渐被人识破,加上占卜多为"事后诸葛亮",对当时卜问者的指导意义比较模糊,因此,卦影术在宋代以后逐渐销声匿迹。卦影术的生灭历程很好地体现了蜀学所具有的创造性,堪称蜀易中的一朵奇葩。     

蜀族历史经济文化初探

远古时代,“蜀”是以蚕为图腾的一个部族,源于氐羌,活动于今甘肃、青海一带,后迁徙到川西北高原,再进入成都平原,治水务农,逐渐由畜牧业进入农耕时代,生产发展,经济发达,在开创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的同时,亦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蜀文化”。     

关于涵化理论的历史考察和方法论反思

大众媒介作为人们了解外在世界的渠道,建构着人们对于社会的观点和看法。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涵化理论致力于探讨电视对受众建构社会现实的影响。它通过实证研究验证理论假设,针对各方的批评和置疑不断充实完善,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近年来,对涵化研究方法论的探究使其日益趋向更为周密和完整。     

任职四川时的王廷相及其与蜀学的关系

在四川任职时期是王廷相哲学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经由该时期,王廷相的气学理论逐步确立起来,并体现出崇实、独立、明辨的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其诗文创作、从政理念等各方面,并在理论上与蜀学的追求彼此呼应且相互影响。       

近代蜀学大家龚道耕的《诗经》学研究

在近代蜀学当中,龚道耕博学渊源,通鉴别裁,不仅仅是近代四川高校的知名教授,亦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术大家、蜀学的重镇人物,人称"著述行天下,弟子遍蜀中"。本文拟立足于道耕先生今存的《诗经》学文献,略述其《诗》学思想及成就,希望以小见大,以点窥面,具体展现出这位近代蜀学大家不拘家法、汉宋兼采、今古并治、独具通识的经学观。     

古蜀史料辨伪

古蜀史是指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以前西蜀地域的历史。在古蜀史料中关于"蜀之为国,肇自人皇"、"蜀王,黄帝后世也"、"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的记载皆出于战国后期及秦汉时期。从有关这些史料的典籍的时代及所述史事的考辨,可以证实近世所建立的古蜀世系观念是由传说而"层累"地造成的,它仍属传说的性质,并非信史。近年学术界在研究巴蜀文化时存在一种以"信古"的倾向出发而将传说与史实混淆,未能对有关史料进行辨伪,以致难以认识古蜀社会性质的真实。     

简论郭沫若与蜀学传统(下)

郭沫若同胡适、鲁迅一样,都是学贯中西、既往开来的文化巨人,是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旗帜性人物。文章从地域文化影响导致的文化感受差异入手,认真分析了郭沫若与鲁迅在反思民族文化传统方面的不同思维方式和形成原因,以及郭沫若与胡适在建设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方面的不同建树和深刻影响。由此得出结论,认真研究郭沫若,不仅是蜀学向新蜀学的拓展,也是国学向新国学的拓展。     

简论郭沫若与蜀学传统(上)

文章描述了蜀学发展的基本线索,自西汉始是指儒学在蜀地的传播,北宋以"苏学"为代表形成学术特色,晚清成为经学研究的中心,"重文史"和"崇实学"是两大鲜明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郭沫若的所受教育、性格养成、思维方式等,分析了蜀学文化传统对郭氏的深刻影响。     

《新唐书》史实考正拾零

《新唐书》在撰写时大量使用了野史、笔记、碑志、传状、小说等,很大程度上造成《新唐书》史料运用不精或史料记载错误。这与编撰者对原史料理解有误或失于考证等有很大关系。     

也谈《焚书》原本的问题

近有文章考证万历十八年《焚书》并没有刊刻;《焚书自序》的作者不是李贽,而是后人一篇伪作;又论述《焚书》原刻本只有两卷书信。对此文章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焚书》万历十八年已经刊刻流传,《焚书自序》应该是李贽的作品。《焚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焚书》指书信,广义的《焚书》包括狭义的《焚书》(书信)和其他杂著,后者也称《老苦》,广义的《焚书》是书信和杂著《老苦》合刊本的总名。     

古蜀时期的原始宗教与历法

不同时期的蜀地有不同的原始宗教反映,而历法应该与之有着必然联系。本文从古蜀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原始宗教入手,借助蜀地的考古发现,分析原始宗教与历法之间的辩证关系。研究表明,古蜀地区从日月崇拜向月亮崇拜、太阳崇拜的演变,历法也由太阳历分10月、12月而演变为阴阳合历。     

古蜀汶山考

"汶山"对于古蜀文化研究,不但是一个重要地名,也是一个重要的疆域。该地域无不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数代古蜀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汶山是"三星堆"青铜器的铜资源的重要开采和冶炼地之一,也是黄金、玉石等原料产地,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相关历史材料中都提及到了汶山,如《蜀王本纪》中描写到的"望帝(杜宇)治汶山下邑,曰郫化",其汶山指的是哪里?所提及的"郫化"又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的探寻都将为古蜀历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经作者对龙门山的岷江流域、湔江、石亭江和北川湔江流域多年实地调查和相关史料查阅,从2006年至今,虽然中间经历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山河改变、人文失常,灾后重建彻底改变了当地传统文化的格局,但作者对"望帝治汶山下邑"的汶山,有了一定的区域概念,即:东临成都平原,西以岷江河谷和北临北川湔(戬jiǎn)江河谷,北起北川县曲山镇(涪江上游),南至都江堰宝瓶口和关口。     

鱼凫时代是古蜀社会转型期

古蜀有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几个王朝,其中鱼凫时代位居第三。古蜀各王朝传说信息条数分别为4、0、3、11、14,鱼凫时代是一界线。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古蜀历时三、四千年,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结果相合。前三代历时约1500年,后两代历时仅500年,故鱼凫与杜宇之间并不衔接,中间且有上千年的空白。据《山海经》知,鱼凫族实受颛顼族迫害而逃亡。从地名线索得知,此族沿岷江南下,再沿长江东至鄂西。由此可见鱼凫时代为古蜀社会转型期。     

《蜀王本纪》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离不开历史文献的指引和诠释,而历史文献也离不开考古发现的证明和补充。作为目前能见到的时间最早、内容稍多一点的古蜀史书《蜀王本纪》,是我们认识和诠释地下出土的古蜀信息的宝贵钥匙,同时,《蜀王本纪》也需要考古发现的证明与补充。     

吸收与反哺——林纾与英国文学之关系探微

剖析了英国文学对林许纾文学管极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并双向阐释了林纾与英国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林纾与英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已从"冰雪姻缘"升华到"火烧奇冰"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