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封建”思想研究

本文以胡宏有关“封建”的论述为中心,具体考察其在不同时段、不同政局下的论述变化。其论述大致由肯定郡县制,只是修正郡县制在实行时的缺陷;再到在史论中隐约批评郡县制,意欲恢复封建;最终全面论述封建建制。认为封建是大法大本。其论述虽看似循序渐进,实为在具体时势下的权衡结果。     

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既与他本人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关系 ,也与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潮对他的直接影响有关系。同时 ,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反映。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固然多变 ,但其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吸收、借鉴西方新学理等特点却始终不变     

朱熹义理史学思想三论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义理史学的开创者。他将理学的核心观念融入史学中,不仅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内容,也深刻影响到中国史学的发展。     

何炳松史学思想析论

何炳松是曾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他致力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形成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 ,其核心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上的总体史观 ,主张从宏观联系的角度研究历史。因此他对通史 (指西方的综合史 )极其推崇 ,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他虽重通史著作 ,但不偏废史料 ,在史料学和编纂学上有许多具体建议。他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 ,要求史学求真与致用相统一。这些思想继承前辈 ,启发后人 ,在 2 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焦Hong的史学思想

焦竑是明代后期的著名学者,其著述中包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体现了他对一系列史学问题的看法.在刘知几"史学三长"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史职"说,拓宽了对史官外部条件的要求.同时,他也发表了对史馆修史、史料收集、修史原则的看法,构成了他的历史编纂观点.在目录学方面,焦竑继承了前人的成就,在分类上有所新创,形成其独特的目录学思想.此外,焦竑对历史考辨的态度以及所运用的方法,也对传统考据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史学是思想

“史学是思想”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而“史学是科学”和“史学是艺术”则属于一种对象论、目的论、形式论、功能论的命题。同时,“史学是思想”又不同于科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观点。因为,后者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命题,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本体论的命题。科学与艺术只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有立足于“史学是思想”,二者才能被合理地统一起来。所以,史学的思想性永远高于科学性和艺术性。史学是思想,伟大的史家便昭示着思想的高度。     

论胡锦涛的史学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胡锦涛的史学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坚持群众史观、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注意发挥史学功能是胡锦涛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胡锦涛的史学思想对我们推进新世纪的史学研究、加深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简论战国诸子史学思想

战国时期“托古之风”是一场研究古史的史学实践活动,诸子们把历史发展看做一个过程,逐渐由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转向重视史学教育作用,提出的史学思想和原则,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十年来周谷城史学思想研究述评

十年来,学界对周谷城的史学思想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既有成果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认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缺乏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整体现照和系统研究。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论王船山的史学思想

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王船山在学术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就其史学思想来说,在继承古代学者治史优良传统的同时,无论是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还是在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方面的独特视觉和眼光,都具有自己鲜明特色。对于他的史学成就,从近代以来,有一个逐步重视和推崇的过程,船山先生的史学思想对诸如曾国藩等湘籍名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其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何炳松史学思想的特色

何炳松是中国近现代最早的系统接受西方史学专门训练的史学家之一,他在国内首先传播了鲁滨逊的“新史学”。他力图以西方史学理论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史学之精华,构建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     

戴震的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

在历史发展问题上,戴震着重探讨了人的基本生存要求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尤其重视对人欲、人情的研究。他提出尊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尊重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自主创造力,并由此生发开去,论述了统治者的为治之道。在史学观上,戴震强调治史要重视经国济世,务求切于民用,同时又极为重视考证,他的史学见解,正是求实而又致用的结合。在治学方法上,戴震始终坚持考证与阐发思想的统一。他在治学中常用的因经求道与即事言理、比较分析与归纳类别、广参互证与“思之贯通”等方法,说明他既能运用考据的手段,又能超越这一手段,不满足于断章零句的解决,而能贯通群经,善于发明义理,构建自身的思想体系。     

胡宏的文学观念探析

胡宏的文学思想基本受其理学思想影响,信奉“斯文”即“斯道”,认为斯道即尧舜孔孟之道,斯文的重点和目的在于道之传,而不在于文之饰,论文尚道、尚实,反对空言,极为轻视鄙薄词章之学、诗赋之艺。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现实启示

在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过程中,傅斯年所提倡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与贡献尤大。这种实证主义史学,一方面是对西方相应的史学思潮的回应,另一方面是对本土主要是清代考据学实事求是传统的继承。它在今日不仅对抵制史学中的玄学化倾向仍有助益之处,而且从世界史学发展的总趋势看,它自产生之日始就揭示的求真求实的科学化宗旨,终将代表着史学发展的主导方向     

李大钊史学思想形成的职业条件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形成于19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之中。中国近代新式学校教育普遍实行以来,许多史学家都是以史学专业教育或研究为职业而成名成家的,李大钊也不例外。李大钊1920年7月开始了近七年的北京大学史学教授的生涯。北京大学史学教授职业为李大钊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契机与舞台。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北京大学史学教授职业的职责要求以及其本人的尽心尽责的履职是密不可分的。李大钊在史学教授的岗位上,积极参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教学研究和课程改革,认真教诲学生,大力提携青年。在这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师者李大钊也受到诸多启发,成为丰富其史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     

道家思想与两汉史学的发展

两汉时期 ,中国传统史学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这又是与道家学说的演变和发展密切关联、相伴而行的。司马迁、刘向、班固、荀悦等史家的史学活动 ,《史记》、《七略》、《汉书》、《汉纪》等史学名著的相继推出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学说的沾溉、启示和影响 ,并折射出道家思想在汉代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另一方面 ,汉代道家学说的广泛传播 ,日趋深化和不断完善 ,也往往得益于史家的努力 ,得益于史学的发展。二者是相互促动 ,相得益彰的。我们研究汉代史学史、思想文化史 ,对此应该有所关注 ,有所探究     

论吴玉章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

吴玉章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历史学家之一。分析研究吴玉章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对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史具有一定的意义,予我们今天亦不无借鉴和启示。     

秦史学与法家思想

在中国史学史上,秦史学(包括秦代以及统一之前的秦国史学)总体而言不够发达,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秦人在历史观方面则具有"时变世异"、"今胜于古"乃至"厚今薄古"等思想。秦史学基本状况及特点的形成与法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主导性作用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