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心与习心——基于“身体哲学”的阳明心学阐释

在中国哲学史上,阳明心学既是对业已僵化的朱子理学体系的反抗,也是对发端于先秦的身体哲学的一种回归.身的原则贯穿于阳明心学的始终,而此身不仅是切己亲感的"我之身",亦是通过一套"生命符号系统"来打通物我相分的"天人合一"之身.通过"本心"概念,王阳明重新确立了身体哲学的"家本位"、"情本位"原则.同时,由于身亦为在世之身,从而导致"习心"的形成,而"习心"是人欲侵染的结果,其根源恰恰在于古代中央集权大一统社会自身的权力等级制度之中.因而,本心与习心便构成阳明哲学最根本的矛盾,其本质乃是平等与不平等、身体话语与权力话语的对立.而这对矛盾的解决,最终是一个基于身体之践履的致良知过程.     

具身的人工智能体究竟何以可能？

具身认知强调人的身体本身是认知活动的基础，受这一立场启发，人工智能的研究不再囿于模拟大脑的计算-表征框架而有了具身化转向。具身的人工智能体是否可能，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从“具身”的视角看，须首先消除心、身二元论思维，从而彻底摆脱传统人工智能采用的计算-表征思路，以及将人类心灵和身体视为心灵和身体的唯一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身体”不是一种与“心灵”对立的实体，身体的“具身性”在于它自身负载着能够有效应对环境的机制，从而本身是认知活动的基础或一个环节。在此意义上，以应对世界的活动为模型的人工智能体可能具身化，从而“在-世界中-存在”，此时，“人工智能的身体=人类创造的身体形式≠人类的身体”。     

身体思维与中国古代治道观的形成

早期中国在身体思维的视野下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治道观。在治道的目的层面，古代思想家将国家视为一种放大的身体，强调治国与治身的相通性，以身体层面的中和境界为基础而展开对治道目的的论说。在治道的内容层面，古代思想家往往从身心一如的角度出发，以心与身的一体性来论说国君与臣民一体性，并在此基础上突出心对身的内在调节性，借此彰显君主对臣民所承担的“养”与“教”的责任。在治道的途径层面，古代思想家经常将身体视为权力规训的对象，主张通过对身体的内在与外在的规训，即“礼”与“刑”两种途径来实现良善治理。这种身体思维视野下治道观长期被坐实到具体的政治运作中，由此而形塑了古代中国特有的治理模式。     

梅洛· 庞蒂表达现象学中的基本向度——以思维、 言语、 身体三位一体解读为中心

梅洛· 庞蒂关于表达现象的思索始终围绕着思维、 言语、 身体等三个基本向度展开. 他尝试逃脱思维与语言二元对立的窠臼, 在现象学的视域下, 思考意义的生发机制, 揭示思想与言语之间难以剥离的同一关系, 进而阐明正是 "沉默的身体" 赋予两者本源性融合的属性, 同时, 语言表达本身即是一种拟身化的表达.     

论新感觉派矛盾的身心观

新感觉派作家擅长描绘人的主观感受,重视身体欲望的满足,让身体从"心"的压抑下解放了出来。然而,对身体感觉的过度关注和对身体欲望无止境的发泄却又让身体沦为了"物"的奴隶。可以说,新感觉派的"重身主义"不仅没有消弭"心"的存在,相反,却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心"的重要性。新感觉派作家对身体的态度呈现出既迷恋又厌恶的状态,他们既沉浸在物质享乐中难以自拔,又对"心"的迷失感到恐惧,这就是新感觉派在压抑与放纵间摇摆不定的身心观。在身与心的撕扯之中,新感觉派作家也在寻求着救赎之路,那就是——回归自然。     

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碰撞——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角度看美国黑人小说《看不见的人》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化或多极化的世界,当代世界文化已经不可能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所以关注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成为势所必然.美国黑人小说<看不见的人>就是一部表现不同种族文化冲突与对立的著作.本文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看不见的人>进行了再分析,通过分析黑白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对立,以及主人公在这种冲突中找寻自我的过程,并结合艾里森在书中运用的艺术手法,认为作者艾里森揭示了美国种族差异与对立的根源,即一种建立在政治经济不平等基础上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扭曲与漠视.     

解读《庄子》哲学中的“身体”

《庄子》在“离形去知”的口号下坚持这样的观点，即身体是人在世的基础之维，身体与外物、自然直接相关，并与之有着类似的属性。然而身体中的物性在智虑思维的作用下有变异为物欲的可能，身体应在顺物而无容私的状态下与物相接，这是人在有限性的身体中投向无限过程的契机。身体中本然具有的机制使其与“天”有着相通的可能，故应“乘身”而“藏形于天”，道在身-心的统一体中得以展现。因此若将身体置入对身体的认识以及超越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则可以理解在《庄子》哲学中并存着的“堕肢体、黜聪明”与“形全精复”的看似矛盾的主张。这一内在思路可以概括为由观而知身，知身以乘身，乘身以化神。     

论底层文学的身体叙事

近年来,身体叙事在底层文学中大量出现,底层身体的受难成为底层文学中的主要景观,创作者借此抒发道德上的同情,探寻新的美学策略.分析近年来底层文学中出现的身体叙事模式,可概括为:强健一冲突一毁灭.在底层小说中,受难的身体作为文本符号,具有一种公共性,成为作者情感体验及个性体验之外的他者.     

身心之喻——《老子指归》身体隐喻中的思想

《指归》的身体观思想很重要的体现之一即是用身体的基本架构＂心-身＂来比拟政治构成的两个重要元素――君与民。以心喻君、以身喻民表达了严遵对于君民关系以及无为而治的政治理解。引入了身体隐喻的表达方式,严遵对于君民关系的论述显得更为明晰。关于君民关系,一方面君民之间既是互为一体,相互感应,另一方面＂民又不谕君之所为＂,这其中的矛盾又得以通过身与心的关系来解决。     

人的利益冲突与解决方式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类成员的社会联系交往中,由于各种社会差异的存在,便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的对立与冲突.冲突内容多种多样,有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等等;冲突范围也宽窄不一,有个体间的、阶级间的、民族间的、种族间的、国家间的等等.人类利益冲突与其解决方式之间具有同步性.自有冲突始,解决冲突的方式便应运而生.古往今来.解决冲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即战争武力手段与和平谈判手段.     

论善恶分野与冲突

善与恶是评判人品行的对立概念,它的标准和尺度并非是纯客观的,而是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认识。当人们用权利的角度来考量善恶时,善恶分野的界限便模糊了,恶甚至也是人们的权利,由此形成善——恶冲突、善——善冲突、恶——恶冲突三种模式。对此,人们应以广阔的胸襟容之,才能谋得最大的利益。     

跨文化戏剧研究:观念与方法

汲取了后殖民批评理论的跨文化戏剧研究,依然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讨论问题,在现念和方法上还未走向自觉.公共现演域这一概念蕴含的关系主义视角,可以使该研究同时关注中国戏剧中的西方和本土想象,以及西方戏剧的中国想象,并探讨其中的冲突和借重关系及其逻辑关联,从而避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凸显一种"间性智慧"的研究指向.     

形式、结构与心灵形质说——兼与中国神形观比较

以居身性和涉身性为特征的认知理论深受笛卡尔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并没有明确阐释心灵的本质是什么。当代心灵形质说在考察笛卡尔主义思维模式基础上,吸收当代生物哲学中的"结构"概念以"复苏"形质说,提出心理是一种身体、社会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构模式。当代心灵形质说的出现,表明西方心灵哲学对心灵的认识正悄然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考察,原来的"小心"概念也向"大心"概念转变。就其"大心"的认识,它与我们中国心灵哲学中的神形观有相似之处,但在致思取向和方法上存在差异。     

王阳明的身体哲学思想

所谓王阳明的身体哲学思想,不是指在阳明哲学作为"心学"的整体性质外又另存一个与之性格完全相异的"身学",而是指阳明哲学在思维方式和质地上的根身性,它是对中国古代哲学"体知"传统的一种回响。身体隐喻、身心一体、身物不二的身体哲学观念与思维,在王阳明论证万物一体、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的功夫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论传统儒家思想中的身体观念

近年来,身体社会学逐渐兴起、发展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章试图阐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身体观念,以此引导人们审视当代消费社会中的身体消费实践,为逐渐改善不合时宜的身体消费观念提供一些智慧的源泉。在传统儒家思想中,身体是＂四位一体＂的,身体结构则是＂形—气—心＂三个层级的有机统一,并强调＂内圣外王＂以修身。其身心关系则可表述由＂身心一如＂到＂以心控身＂。     

被时间观念规训的女性身体——基于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比较

以“永恒”的灵魂为设准而贬斥“时间性”的身体,这一观念是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灵魂/身体”的内在思想结构与“男性/女性”二分的社会意识相互贯通,由此形成了西式的男权文化.中国古代传统虽“重身”却不重“女身”,女性在推重父子血脉相继的“非时间性”的身体政治学中被边缘化.因此,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负载着统治集团寻求恒久权力的梦想,都与一种“祛时间化”的文化资源捆绑在一起,都是一种男权文化.相应地,建构一种基于两性身体间性的女性化时间,对于走出传统男权政治社会的“死循环”是必要的.     

试论启蒙主义的内在张力--兼及如何重构新世纪的启蒙思想体系

本文认为情感与理性的矛盾构成了启蒙主义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体现为情与理相互激荡、彼此促进的统一关系;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彼此冲突与干预的对立关系.二者之间或对立或统一,以及相互作用的矛盾方式,在中、西启蒙文学史上有着从浅入深,纷纭复杂的变化.但以往对启蒙主义的研究,或囿于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或将启蒙主义与理性主义等同,既影响了从理论上对启蒙主义深层结构的充分挖掘,更造成了对中国近现代以来启蒙主义文化思潮评判上的混乱.启蒙主义表现为一个持久的人性解放与人格追求、情感觉醒与理性探求的过程,它为人类精神的解放所提供的是一种借以发展的内在张力或动力系统,重新建构新世纪新的启蒙思想体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高调主义、低调主义的冲突和超越

语调哲学是一种新的话语哲学。高调主义与低调主义是两种最基本的语调分野。本文揭示高调主义与低调主义两种语调的概念含义,指出其在理想与现实、激情与理性、群体与个人以及行动策略和人生观上的对立与差异,并从思想冲突与价值冲突、策略冲突与路线冲突、内在冲突与外在冲突、历史冲突与逻辑冲突等多种角度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把握张力、超越冲突的方法。     

论权利冲突

权利冲突的类型分析在任一国家(社会)中,不同社会利益主体和利益集团的存在,即意味着利益需要的冲突和应有权利主张的对立。冲突着的应有权利要求显然不可能全部通过立法形式实现为现有权利(法定权利),于是这种冲突在法律生活领域便表现为未被法律所确认的应有权利与已上升为法律的现有权利的冲突。权利冲突并不单纯地表现为具体的社会成员、组织、行业之间权利主张的对立和权利行为的摩擦,尽管这种对立普遍地、经常地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并恰恰是法律作为社会关系调整器的工具价值意义所在:通过法律调整,对立着的甚至业已破坏了原有法律秩序…     

从德性身体到伦理秩序——由儒家工夫论开启公共伦理生活

公共伦理生活始终需要人的具身性现象在其中勾连、表达,但是如果没有心体层向身体的跃迁便无法实现在他人一侧的感发效应,从而个体自身还是隐匿在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中。也就是说,个体在心体消沉、不显的情形下,单凭具身—知觉的经验不可能实现与他人共在伦理生活。这就意味着,身心空间虽然存在,但是却为主客二分格局,进而心体局限在这种二元结构中。如此,无论公的意识多么强烈,都无法构建起“人我”一体的世界图景。这威胁着儒家工夫论所依循的德性的实践意义。程朱所提供的显仁之法——“公而以人体之则为仁”,从“人体之”的具身的道德实践理解,充分显示了由工夫所构建的身体现象的统一性,及以之奠立公共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