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李白集刊布述略

明代,李白集之刊布盛况空前,不仅各种宋、元版本得到大量重刻,而且明人自编的各种选集、评注本纷纷涌现,共计达58种之多,不少版本屡经补订,影响深远,成为李白诗文在明代得以广泛传播与接受的文献基础.系统梳理其源流、刊刻、传播及兴盛原因等情况,对构筑明代李诗接受史有重要意义.     

明代公文制度述略

明代公文制度体现在公文的撰写、传递、收办、封置等工作环节之中。对篇幅、用语、纸张、格式、用印等的发文规定,对封装、驿传等的递文规定,对票拟、批红、签收、面裁、覆奏等的办文规定,对照刷、磨勘等的封置规定以及对行移勘合、保密等的涉及文书工作始终的通则规定,都显示了明代公文制度的既严格又繁琐的特点。明代公文制度对后世乃至现当代的公文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明代抚州书院述略

明代是抚州书院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先后兴办书院40余所。它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洪武至天顺年间的沉寂期,成化至万历年间的恢复和繁盛期,天启至崇祯年间的萧条期。明代抚州书院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抚州文化的发展、教育的昌盛和学术的繁荣。     

李白研究述略

20世纪至今,李白研究在文集版本校注与整理、诗文系年、诗歌选本编选、概述性研究、身世生平、思想性格、艺术成就、诗歌接受、经典化研究、普及著作及赏析文章等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成就。既有传统基础性研究方面超越往昔的成果,也有在现代学术思想指引下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还有普及类著作和赏析性文章的繁荣:这些学术成就从多方面推动了李白研究的发展与进步。     

明代杭州商业出版述略

明代的杭州出版业在全国的地位虽然较之宋元时期有所下降,但它仍然是全国重要的图书出版中心,坊刻弄口图书流通更是在全国出版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杭州的书坊出版了一大批图书,特别是在市民社会兴起的背景下,受商业利益的驱使,通俗文学、科举考试用书和实用类图书成为书坊刻书的主要品种,杭州书坊敏锐的市场意识和经营策略对于今天的出版业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明代小说道教因素述略

明代小说包含着许多道教因素。神魔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与道教息息相关,长篇历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具有浓郁的道教色彩,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话本体小说更是＂道化题材＂。明代小说中道教影响的意象痕迹和渗透随处可见。道教作为一种本土宗教,原本就与中国百姓的世俗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作为道教信仰、道教情感艺术表达的一种形式———＂道化题材＂小说,就更是植根于世俗生活的泥土之中。     

明代宦门闺秀教育述略

社会地位较为尊贵的明代宦门闺秀较之平民阶层女子,有着优先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她们或延请名师、或师从父母、或从宗教宣讲中获得教育.明代宦门闺秀教育呈现以下特点:从女教书籍中获得启蒙,文化成果闺秀化,名媛结社、出版诗集,才女地域分布明显.由于商品经济的刺激、文化教育的普及、家庭环境的熏陶、进步思想的推动,明代宦门才女辈出,闺秀文化活动较为繁荣.     

明代武官优养制度述略

档案资料记载表明代武官及其家属的优养,主要包括对老疾武官、残疾应袭舍人及故官遗母、妻、女等人的优养。明朝在前代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武官优养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永乐元年新旧官的划分,人为地造成武官之间的不平等,导致军队内部的分化,其影响深远。     

明代官修边疆史籍特点述略

明代官修边疆史籍颇具特色:边疆问题长期存在是明代官修边疆史籍的直接编辑动因,宏观层面指导边务是明代官修边疆史籍的根本编纂目的,中央地方上下联动是明代官修边疆史籍的特有组织形式,史事连续资料准确是明代官修边疆史籍的突出文献价值。     

明代潮州文学述略

宋代以降,儒家主流思想文化重心逐渐南移,政治、经济之轴心也逐渐南移。地处岭东的潮州,正是凭借着中原儒家思想文化南移之风,直接接受封建文明的浸染,使自身的封建文明进程发展至繁荣之巅峰。历经元末明初的社会动荡之后,明代潮州的经济文化终于迎来了难得之发展机遇。外来移民之入潮,带动了潮州本地农业之发展,促进了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国家政权控制之加强,推进了官师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学校教育和科举之进步,催生了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与逐步壮大;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长期的互相渗透与融合,宗教信仰的多元,共同推进了潮州地域文化之发展与定型。明代之潮州文学,正是在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滋润土壤中得到孵化与茁长,从而得以长足发展。     

明代京东地区军籍移民述略

明代的京东地区处于边防要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这里的移民问题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出现了军籍移民类型。军籍移民是整个京东移民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同其他移民一样,共同开发了京东大地,为京东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贡献。     

明代绍兴藏书业述略

明代绍兴藏书业盛况空前,主要有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和佛寺藏书等形式,并以丰富的藏量、较高的学术文化价值著称.     

明代学者郎瑛生平与学术述略

仁和郎瑛是明代学术史上的一位重要学者,在考据学方面贡献至大.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被长期忽视的历史人物.通过郎瑛的生平家世、交游以及学术著述与贡献等情况,我们可见这位明代学者一生的概貌.     

明代邸报出版与社会舆情传播

作为一种官报,明代邸报的出版传播机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严密的组织程序。一方面,邸报须经由通政司、六科、提塘等机构出版传布,且对邸报的传布时间、传抄方式、讯息内容均有具体规定和严格控制。另一方面,明代邸报传播的社会舆情广涉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真实性和时事性特征,是研究明代新闻出版史乃至明史的珍贵史料。但在专制时代,明代邸报的舆情传播也存在舆论控制严格、舆论影响有限、传播虚假新闻等不足。     

明代徽州木商经营活动述略

明代徽州木商主要来自祁门、休宁和婺源,以家族集群或地缘组合的形式从事木业运销,形成明代徽州木商经营上的一个特色。同盐商一样,到明代中后期,徽州木商已在全国范围的木业采伐运销中取得了优势,成为实力最为雄厚、地位最为突出的地域木商,也是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性反映。徽州木商凭其资本和人脉优势,在全国范围活动,更参与到浩大的皇木采办工程中,在早期获取过较为丰厚的经营利润,而在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营商环境日益恶化、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的晚明时期,也遭到灭顶之灾,活跃在长江下游芜湖、南京等地的木商中,已难见徽州木商的身影。     

评《明代辞赋述略》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辞赋的地位与诗、词并重,曾成为气度恢弘的汉王朝的文化标竿。但自宋以后,辞赋创作似乎走入了末途,虽然仍有作品和作家问世,但却被新的的文体如小说、戏剧等更加生动活泼的文体所淹没,不再为人们所重视。学者们论辞赋,首则屈骚宋赋,次则汉魏六朝,唐宋也有不少人注意,而于明清辞赋,却很少人顾及。然而,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孙海洋教授所著的《明代辞赋述略》一书,却向我们展示了明代文学的一片新天地,读后令人为之一振。该书名为“述略”,旨在大略述有明一代辞赋创作的概况,全书重点介绍和评述了近80位作家,所…     

明代《说文》学述略

《说文解字》是我国最重要的文字学著作之一,以至形成文字学史上专门的“说文学”。“说文学”以清代为最盛,同清代相比,明代对《说文》的研究则显得异常萧条,故这段时期的说文学往往被学界所忽视。本文从时代学风、版刻情况、研究情况、传承发展几个方面对明代说文学大体状况作了简要梳理。     

李白诗在明代的编刻与流传

继宋代多次整理李白全集之后,明代编刻李白集达到历史上的顶峰时期.根据各种公私书目统计,明代编纂、评注、刊刻李白集及其选本约有六十种之多,可谓盛况空前,成为李白诗流传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李白诗编刻参与者的文化素养普遍较高,使得明代李白集在质与量两方面都有所提高,其中有些版本多次增订与翻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李白诗在明代得到广泛的编选与刊刻,是由于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既与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士人心态等密切相关,也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尊唐思潮以及唐诗学兴盛息息相关.     

明代戏曲出版的分期及成因

明代戏曲出版由前期的沉寂到后期的繁荣,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奠基期,洪武-弘治时期(1368-1505);鼎盛期,正德-万历时期(1506-1620);继盛期,天启-崇祯时期(1621-1644).这三个时期的形成既源于明廷的一系列政策和商品经济的刺激,又与戏曲自身的发展理路相关.     

汤显祖与明代出版之缘

发达的明代出版业造就了无数名人,汤显祖就是其中之一。汤显祖的一生与明代出版结下了不解之缘:繁荣的出版业带来了家族丰厚的藏书,使汤显祖早期慧根得以开发;蓬勃兴起的印刷业,使汤显祖一时间文名远播,为后人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汤显祖,也丰富了中国文化史的内容;汤显祖为人写序、整理文献、校订《册府元龟》、重修《宋史》、点评并出版《花间集》等大量的编纂活动,都与出版事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