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及其它

源于道家之哲学思维,兴于<楚辞>之文学创始,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一方面在文学形态上涵括散体大赋、骚体赋、乐府古辞、文人乐府、游仙诗等,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展出程度不等、方式不同的传承和创变.不仅如此,"人神同游"隐含着某种固定的表达模式,其"游"中寓"忧",它往往通过文学幻想和时代演绎,表达出主体对客观世界和有限自我的超越.     

论南朝乐府民歌与宫体诗

早在千百年前,人们就这样谈论南朝文学予人的总体印象:“儿女情长,风云气少。”“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虽然人们当时作出这一评价时不无贬意,但却也道出了南朝文学的最大特色。而最足以体现这一特色的,无疑是曾被人视为“谣俗”、“淫哇”的乐府民歌及更为声名狼藉的宫体诗。南朝乐府民歌主要包括吴歌与西曲两大类,(另还有专门祀神的神弦歌)大约五百首左右。吴歌,便是吴地的民歌,流行在长江下游及五湖     

论汉代骚体赋对楚辞文体的接受

骚体赋和散体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两种最重要体式,在汉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乐府五言诗又交互影响、互相浸染,形成骚散相兼体赋。汉代骚体赋摒除其祭祀意味,继承其幽愤情怀,以悼念屈原和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悲慨为主,在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表现出赋与道家精神的结合,在深层次上实现道家思想在“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曲胜。      

论模拟与永明文学新变

永明时期，拟旧题乐府、拟古诗因创作程式化、游戏化以及古乐系统的坠失而陷入了困境，而拟赋古题之作和拟制新题乐府通过因题赋义和模拟民歌找到了新变路径，并形成了新的审美理想。以江淹和沈约为代表两派文人，因模拟对象和方法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体选择和理论路线之争，从而导致了他们文学史地位的戏剧性变化，这也折射了齐代文学在模拟中蜕变的新变趋势。     

宋玉赋中巫山神女的文学史地位与影响

从社会文化、精神心理和文艺美学角度看,宋玉<高唐>、<神女>二赋中的巫山神女这一神话传说,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具有"开人神爱恋之先"、"肇梦恋文学之端"、"曲尽女性美的第一篇"三个方面的开创地位和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从刘宋拟乐府书写范式的转型看士庶乐府之分流———兼论此种拟作范式转型之社会动力

刘宋时期出现了拟作汉魏旧题乐府的新高潮,历来评论均认为模拟太甚,艺术价值不高。其实,时人拟乐府的书写范式发生了转型,针对断裂的文学传统,除陆机外,还纳入汉晋乐府、汉大赋和古诗,甚至晋宋山水、行旅诗等“记忆、文本片段”,使之成为多层、重叠的“杂而不越”的复合行文结构,保证了文本在跨历史的共识中被阅读,使之在诗学重构中获得“新的生命”。此种新型拟乐府反映了当时士族乐府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成为主流文学样式。以鲍照为代表的庶族拟乐府努力贴近此种主流,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庶族本色,由此导致了士庶乐府之分流。此种拟作范式的转型、士庶乐府之分流的社会内在动力也无疑来源于当时的社会分层。     

中国古代创作思维"神思"的本质和特征

“神思”从创作思维、构思、想象、作者创作心智结构、创作心理活动等不同角度集中体现了创作主体性 ,从而确定了“神思”的本质和特征 ,在“神”之“思”和“思”之“神”两方面突出了作者与非作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 ,形成了中国文学和文论的民族特色和优良传统 ,构成了“神思”型的创作思维模式。     

说《浑天》 谈《海潮》——兼论唐代科技赋的创作与成就

唐代辞赋踵武姬、汉,百体争开,创作题材,亦多新创,其中科技赋的大量出现,尤为特异。在唐人科技赋中,杨炯的《浑天赋》与卢肇的《海潮赋》最为代表。就赋学艺术而言,以杨、卢创作为代表的唐人科技赋价值取向与汉代京殿大赋相类,首先在宣扬宏大的文化气象,表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唐天声。杨、卢诸赋以文学笔法写科技论文,充分显示赋家的个人才学,此与赋表才学的文体特征相关,同时也得益于赋体文学博物知类的优势。而唐人科技赋之崛兴,又缘自文化传统的演进,并具体表现在“赋学之复兴”、“科技之发展”、“文化之兼容”与“文学之写实”四个方面     

论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和其他文体的关系

承继两汉民间乐府中故事体歌诗的创作传统,伴着时代艺术手法的日益精湛,六朝时期文人袭旧调、述本事的故事乐府创作因日益文人化而走向繁盛.和汉代他体文学对故事体歌诗创作的漠然态度不同,六朝时期的文人故事乐府创作相继得到了小说和俗赋（故事赋）的关注。其关系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1）文人故事乐府和小说的同题多作及手法互见现象;（2）文人故事乐府和俗赋（故事赋）的演唱性功能及叙事手法互见现象。     

近五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 "人神之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人神之恋”是先秦至宋代文学尤其是志怪传奇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题材和审美意象。近五十年来,“人神之恋”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其研究成果甚为丰硕,论者以对作品的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来分析它的审美意蕴。在个案研究方面,论者主要对先秦诗赋至六朝志怪的具体作品进行分析,挖掘其中的人神婚恋内涵;在整体研究方面,论者通过一个朝代或者多个朝代文学出现的人神之恋现象给予整体把握。     

汉魏六朝辞赋与志怪

汉魏六朝辞赋的叙事性和虚构性,决定了其与同时代志怪的必然关联。这种关联主要以意象、情节和题材为典型,表现为辞赋作品描绘神祗鬼怪、虚构人神同游、幻想神仙意趣、伪托人鬼交通等。而上述表现,特别是以神女为中心意象的传统主题及其表达模式的文学嬗变,客观上证明：其一,汉魏六朝辞赋是早期辞赋在新时代的拓展;其二,汉魏六朝辞赋在吸收志怪叙事特定信息的同时,又对志怪叙事产生积极作用,以致影响着文言小说的时代走向。     

宋人对韩愈“气盛言宜”理论的接受

＂气盛言宜＂是韩愈提出的重要文学理论,它与＂不平则鸣＂一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对于韩愈的＂不平则鸣＂理论来说,＂气盛言宜＂更侧重于散文方面。韩愈在粱肃文气观的基础上提出＂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观点,在＂气＂与＂言＂的关系及如何养气等方面多有开拓,从而影响甚大。在＂气盛言宜＂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宋人的理解与接受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环,从胡瑗到李涂,不管是文学家还是理学家,在接受韩愈这一理论时都各有特色。宋人的接受亦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祭习俗商盛周衰原因新探

商代盛行的巫术观念是人祭广泛实行的思想根据;异族间文化冲突所引起的种族仇恨,使得商人大量杀害异族以祭祀神灵,是人祭习俗在商代盛行的现实根据。人祭习俗在周代呈现衰败的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周时期,周人本无人祭习俗;另一方面是由于商末周初,周人进行思想文化大变革,提出＂敬德保民＂的口号,人的地位得到抬高。     

自我的迷失与膨胀——韩寒笔下的“上海印象”

文章拟从韩寒的文本出发，以其笔下的“上海”印象为切入点来展现作品人物自我缺失、迷失的心路历程。通过对上海“城市建筑”呆板、人工化、无生气特点的描绘，表现了城市景观与自然景观之间的冲突；通过对精明世故、人情淡漠的上海人生存状态的再现，凸现出物质繁荣与精神虚无之间的不协调；通过对以城市文明和现代化为主导的上海文化的反思，表明了作者以边缘立场对抗主流话语的反叛姿态，其结果却导致一度迷失的自我得以极度地膨胀。     

西汉文学叙说

西汉文学的时间断限是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5年。西汉文学的主要业绩表现在辞赋、文章、诗歌三个方面。辞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源于先秦,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时代特色。汉代文章积极关注现实,对后代影响巨大。汉代诗歌,古朴典雅,体被文质,其中乐府诗的影响尤其久远。     

刘次庄《乐府集》及其题解批评

北宋初、中期的乐府诗批评,以刘次庄的《乐府集》最为著名。刘次庄的《乐府集》与《乐府集序解》为一书二题之合刻,前者收"止于陈、隋人"的古乐府21类428首,后者的"序解"是对428首乐府诗所作的题解。刘次庄于"序解"中,不仅主张乐府诗创作应"得意外之趣"、"不以辞害意"、"不与古人同圈模",并且还以"作是诗"云云,形成了乐府诗题解论评的一种批评范式。"序解"从内容到形式,是北宋初、中期乐府诗批评渐趋成熟与完善的标志。     

雷州与汉乐府

汉乐府《有所思》反映了雷州地区的珍珠和海南的玳瑁走进中国北方女子的妆饰世界,使北方的婚恋习俗焕然一新的一幕。雷州之所以能走进汉乐府,是因为雷州在汉代的外交和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雷州是西汉时期广东的两大首府之一,人口密度略超番禺。认识雷州上古史,对于今人承传历史开创未来,有重要意义。     

唐后乐府诗的界定与分类

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唐后乐府诗”,与传统的“汉唐乐府诗”相比,具有明显的质的变化与不同。从立题名篇的角度来看,唐后乐府诗可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新题乐府系由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所构成,应对各自的界定与类别特点进行甄别与考察。研究唐后乐府诗,不能以研究汉唐乐府诗的眼光进行审视。日本学人松浦久友提出的“非乐府歌行”说,与唐后乐府诗的实况严重不符,不能用以界定唐后的“乐府歌行”。     

论乐府古题《豫章行》及其流变

《豫章行》现存汉唐时期的文人拟作共9首,其流变特点是：主题上所写的时事与古辞＂伤别＂主题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语言形式上,显示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这些特点,体现了文人拟乐府创作的基本规律,说明文人拟乐府是介于音乐与文体二者之间的创作行为,在其文化功能上既有音乐文化因素,也有文体意义的性质,六朝许多文人诗歌范式就是在拟乐府的创作机制中逐渐形成的。     

浅析杜甫信奉道教的原因

关于杜甫与道教的关系,争论颇多,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认为杜甫对道教信仰的虔诚比李白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种否认杜甫信道,认为道教仅仅给杜诗增添了斑斓的色彩。从杜甫的诗赋入手,以杜解杜,继而得出杜甫有崇道行为和道教信仰,并从时代风气、个人心结、坎坷遭遇、多病身躯几个方面剖析了他信奉道教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