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末士风的嬗变——从"婞直"到新人格的追求

东汉桓灵之际,党人力矫"保身怀方"的守节之风,在士人中掀起了一股"婞直"之风.但随着党锢之祸的到来,像陈寔这样的士人对"婞直"之风有所保留,主要据仁、德以理政、修身,想使废于上的风俗能在"清于下"中得到整肃.像郭林宗这样的士人则走向论道讲学与人伦识鉴,开清谈之风,让士林倾慕不已.像黄宪这样的士人则更加超脱,从坚持志操与学问中走向逃避,在独立自由的人格追求中渗进玄学新人格的因子."道性周全,无德而称"的新人格成为士林之典范.     

论汉末魏初人物评价标准的新变——以荐举文为中心

汉末魏初,荐举文书中的人物评价标准经过西汉对士人忠与谋的重视,东汉对士人自身秉性的认可而发展成为对士人清名的推崇。"清"成为汉魏易代之际士林人物品评的核心关键词。这种集中体现其时士人理想人格之"清"在承袭士人清白品性的传统意义之外,更增添了士人在乱世中激浊、厉俗的新内涵。汉末魏初士人思想的更新是"清"评形成的基础,而统治者对德高望重且清虚自守的士人的需求与召唤又加速了"清"评的形成。     

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

宋室南渡以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信仰之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如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甚深.禅悦之风在士林的盛行,不仅对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有所影响,而且也因此影响了士林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以禅喻诗"是南渡士人对文学作出的新诠释,而"援禅入诗"、"援禅入词",则是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就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尽管参诗之说始自北宋,但真正将参禅与作诗结合起来并提出重要的诗学概念与范畴的,则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以后,方为诗人所共识,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禅悦之风在南宋初期的盛行,有历史、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就士人来说,他们信奉佛教,除去学术与个人遭际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渡政府安置南渡士人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士人与佛教接触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士人对佛教的了解.     

《后汉书》序论赞与东汉士林精神

中国士人自古就有以道自任之传统,但其作为整体力量的发抒,则是在东汉一朝。东汉士林在与外戚、宦官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显示出直面生死、抗愤奸邪的勇气,谱写了一曲士林的正气之歌。范晔《后汉书》序论赞对东汉士林精神作了历史性阐发,对后世士人精神气骨有很大的溉养之功。     

商业文明的发展与晚明士林风气的嬗变

晚明时期,商业文明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四民观的转变,唤醒了士人阶层的理性精神,一股新异的思想解放之风在士林中鼓荡。对自由个性的张扬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构成了晚明世俗社会生活的一道靓丽风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黄宗羲与明清之际气节观的重建

从亡国之由的追问中,黄宗羲批评了士人阶层中弥漫的＂市井之气＂、＂乡愿＂之学及晚明以来士人不自振拔、逃禅等＂风节委地＂之士风。他认为,作为遗民的士人,为故国尽死节并非唯一选择,其应然的应世方式是＂持子陵之风节＂,傲活人世,竭力著述,＂抱道不仕＂新朝,在维系＂清气＂、＂扶植善类＂方面做出应有贡献。     

欧阳修理性人格及其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

欧阳修开领了有宋一代的士风、学风和文风,为当世及后代确立了一种新型的"人格范式",这一人格范式影响和培育了有宋一代的士人人格,对宋代文化的影响巨深。作为学者型的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的政治活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活动造就了他完备的理性人格,使其人格结构具有他人所不具备的历史理性、批判理性和实证理性的人格要素。研究和总结欧阳修的理性人格,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欧阳修人格范式的理解,而且对于现代人格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陈亮的艺术精神与文章创作

陈亮以一世英豪自勉,疾呼恢复,倡言王霸,尊崇功利,其在思想领域所作摧陷廓清之功早已为世人所认可。陈亮慷慨作论,径遂直陈,一任忠义之心、婞直之性袒露无遗,少有吞吐嗫嚅,颇具阳刚之气。其文亦气势恢弘,笔力矫健,情感激越,灵思奔腾,往往使人心骇目夺,足与当时文章家相颉颃。尤其在软媚之风弥漫的南宋文坛,陈亮之噌吰鏜鞳,如洪钟巨吕,振聋发聩,催人警醒,不无针砭时弊、拨乱反正之效用。     

略论士人知识群体的形成及社会属性

春秋战国时期 ,士人知识群体形成 ,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权建立 ,代表战国多元文化发展的士人与专制政治发生了冲突 ,秦王朝的焚书坑儒 ,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就是冲突的表现形式。西汉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 ,将士人群体置于专制政权设置的规范之中 ,士人群体的社会属性在此时基本确定 ,其社会生活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创造和传承文化 ;追求个性独立 ;注重道德修养、追求人格完满 ;积极的用世思想。这些特点成为士人群体与其他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的基本区别     

从文化人格看古代士人政治困境的形成及其解脱——以张九龄罢相为中心

“为王者师”,即在专制等级秩序的范围内借助王权以弘道,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古代优秀士人之基本追求。然而,张九龄罢相事件表明,这种希望以“王者师”的身份弘扬和实践“道”的理想,恰恰是导致士人政治困境形成的重要原因。对于一部分既无法实现政治理想又不愿退出官场的士人而言,应对困境的策略,是以“心隐”的方式保持个人内在人格的相对完整。     

魏晋六朝人物品藻的审美之维

人物品藻作为深具中国文化意蕴的品评行为,在由政治性的实用选择趋向人格观照的演变中,实现了魏晋六朝文论思维尚意重神的审美之维,凸显了趋向"人"本位的审美认知色彩。情性之争的投射,促使士人去发掘山水所包孕的人格追求,炼就士人追步自然人格的生命情结,人物品藻所推动的山水之思,彰显了士人独立人格建构力度,从而形成魏晋六朝文论思维的自然化和人格化。     

魏晋南北朝宗教与艺术兴盛原因之我见

一个时代士人的心灵求索展现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画卷,从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心灵追求中可见该时代宗教与艺术发展之动因,同时,从宗教与艺术的特性中又可见该时代士人的内心世界。正如鱼之于水,宗教与艺术也不是无源的,它深埋于庄园之中又独立于庄园之外,横亘于两者之间的正是庄园化的士人。     

官学下移与游士之风——先秦士人文化的发展道路（三）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的急剧变革,造成了“礼崩乐坏”的文化变迁。官学下移,私学兴起,大比兴贤之制成为历史遗迹,导致士人群体发生质变。首先,“士”不再是“有职之人”或“有爵之称”,而是沦为“四民”之首。他们的入仕方式由官方的挑选变为双向选择,从而游说之风大起。其次,急剧兼并造成的人才渴求状态,以及僭国大夫笼络人心形成的礼士之风,为士人的活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主、客两大因素的相互催发,时至战国,士人心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是克服厌学,埋头苦读以改变生存环境,朝为田舍郎暮为侯王相的仕途迷幻成为当时士人社会的流行风。二是傲睨人主,倡言士贵,以道自任,舍我其谁的自我意识弥漫士林。这种自我意识的高扬与自身价值的确认,正是士人文化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试析宋代士人阶层妇女的生存状况

士人阶层一直都是古代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的士人也不例外。作为他们家眷的士人阶层妇女,也是古代社会重要的一份子,不能忽视她们的存在。从士人阶层妇女的生存状况角度对她们当时的生活情况进行探讨。     

唐末艳诗论析

唐末时期,艳诗创作呈现出全面泛滥的态势,出现了群体性的大规模创作和彼此间的艳诗唱和。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艳体组诗。唐末艳诗往往显得情感单薄,充满感官刺激。这种艳体诗风的泛滥是当时士人颓废心态的反映,也是当时浮华放荡的士人风尚的产物,更与当时士人的审美趣味和诗学观念密切相关。     

盛唐士人饮酒之风与魏晋风度关系辨析

始于汉末盛于魏晋的士人纵酒之风,由最初只是名士身份的标榜,到东晋后渐渐雅化,至陶渊明开始酒与诗结缘,到盛唐时,诗与酒关系更为密切,“诗酒风流”成为文人风度的突出表现。较之魏晋,盛唐士人从理性做作的“借酒佯狂”变为真实自信的“纵酒狂放”,从借酒避世到心忧天下,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大大增强了。     

儒学视野下的中日“士人”比较

在中日两国古代社会都曾存在一个士人阶层,并且共同拥有儒学这一文化土壤。从＂仁、义、忠、孝、勇＂等儒家道德规范对中国士人与日本武士的人生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等进行探讨,指出中国士人信奉的是道,道义高于王权,捍卫道义是至高无上的使命,讲究志同道合,道不同则不相为谋,相反,日本武士讲究对天皇和主君的效忠,且将之与＂义＂（即情义）联系在一起,对主人尽忠,珍惜武士名分,崇尚勇武。     

理想的圣人人格与理想的士人人格——郭象玄学新解

汤用彤等学者将新人格本体的探寻视为玄学的核心。应该指出,魏晋思想学家们试图建立的人格包括理想的圣人人格与理想的士人人格两类。帝王常常象征着一种秩序一种制度,所以理想圣人人格设计乃是关于社会组织运行的政治哲学,理想的士人人格设计则表现为对古代知识分子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安身立命问题的思考。郭象在吸收前人思维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种人格都做出了自己的设计,代表了玄学的最高成果。     

宋仁宗朝士人谏官情结的文学再现

宋仁宗朝谏职成为士人获得升迁、出任宰执的绝佳渠道.谏官可与宰执相提并论,已是具有较高地位、广泛参与国事的要职.任谏职成为仁宗朝士人心中的一段光荣经历,甚至上升为一种谏官心理情结.曾任谏官的士人通过文学作品对其谏官生涯进行追忆,是他们谏官情结的文学再现,带有自信、自豪之情.     

从清初科试论侯方域的晚节问题

侯方域作为“复社四公子”之一,在明末清初的士林中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但因参加顺治八年（1651）乡试一事,侯方域在人格与道德上遭到世人质疑和批判。另外,又因为《桃花扇》中的戏剧形象深入人心,后人对他的认识亦多有争议,而这种对其为人的偏见甚至还延及了对其诗文的客观评价。本文本着“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通过解析侯方域的诗文作品,对其从归隐到应试的心路历程进行全面观照,从而尽可能地还原易代士人的生存状况与心灵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