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师道"佐国扶命"政道观的特点和意义研究

南北朝时期,天师道提出了＂佐国扶命＂的政道观,形成了＂神圣即世俗,世俗即神圣＂的＂道俗合一＂政道价值取向,主张以＂尊王＂＂尊礼＂来解决天下＂长治久安＂与个人＂长生久视＂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承认王权在＂神圣＂和＂世俗＂两个领域中的至上性,这一主张适应了王权的政治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标志着道教从此摒弃了原始道教那种试图建立自己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为天师道获得合法性社会地位及道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与政治正统开辟了道路,并为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以君权至上为基础儒释道三足鼎立的社会文化模式奠定了基础。     

中西宗教中“神圣与世俗”关系的异同比较

＂神圣与世俗＂的关系是所有宗教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从比较宗教研究的角度看,传统的基督宗教主要在神圣与世俗二元对立的模式中来处理这一问题。而传统的中国宗教,特别是中国本土宗教儒教、道教和中国化的佛教,其主流倾向是在神圣与世俗统一协调模式中来处理这一问题。中西宗教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彼此互补、交叉跃迁的可能。神圣与世俗的关系是处在动态的变化发展之中,现当代社会的中西宗教,其主流倾向均表现为宗教服务人间的大趋势。保证宗教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协同并举是中西宗教共同的使命。     

试论中古早期西欧的"王权神授"

中古早期西欧"王权神授"的神权政治理念起源于基督教的<圣经>之中,在基督教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中,蕴涵着浓厚的"王权神授"的政治理念,"王权神授"的理论是通过教会为国王施涂油加冕礼而具体地表现出来的,它赋予了世俗权力从未有过的神圣,但也给它加上了从未有过的束缚.涂油加冕典礼为以后罗马教会的教权高于俗权的主张提供了口实,同时也为教权与俗权之争埋下了隐患.     

"即世而超越":论道教的出世与入世——读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

道教信仰是人对超越有限存在的无限整体--道的体悟和把握.这种体悟和把握既超越世俗之人的经验之外,又是生活于具体时空中的世俗之人通过日常的修道来实现的,因此,出世与入世就构成了道教宗教生活之两极.古代道教在出世与入世中倡"即世而超越",表达了立于人世间以追求"得道成仙"的信仰特色.本文以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为出发点,通过分析道教的出世与入世.来说明当代道教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伴随着现代化而出现的宗教世俗化潮流中,如何既从理性角度为人们提供一种生存意义与文化价值,又保持道教本有的出世性与神圣性之特点,以在今天的新文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评议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是小农经济,王权至上,以血缘关系为中心。其基本特征是,专制下的民本主义,重视政治的实践操作和治国之道,家族伦理的价值趋向,礼法统一的人治模式。对传统政治文化要批判地继承,不断创新,大胆交流,实现政治文化向现代化转变。     

商代“王权至上”理论的工具性作用探析

政治思想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其工具性,＂王权至上＂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观点和政治实践,是商王通过一定的强制方式赋予其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并胁迫臣民服从而完成的。＂王权至上＂固化了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民众的自身价值认知,催生了封建皇族大统的传承规制,影响了农民政权的制度构建。     

明代中后期天师道世俗化与民间化探析

明中叶以降,社会政治环境对于道教是不利的,道教的衰落趋势难以阻挡,天师道的发展趋势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道教的宗教活动变成世俗生活的组成部分,其影响力逐渐深入社会下层,向民间普及;明代道教俗神庞杂多样;道教经典的解读趋于通俗化。     

路易十四时代凡尔赛宫廷的权力秩序

路易十四时代构架以王权至上为核心的权力秩序达到了顶峰。路易十四通过凸显＂君权神授＂的宫廷内殿装饰安排、彰显＂王权至上＂的日常生活礼仪规范、标志＂等级隔离＂的身份权力服饰设计等一系列制度,在臣民尤其是贵族的思想观念中培育和强化了对等级政治秩序的认同,构建起以凡尔赛宫廷为主舞台的泾渭分明的权力等级秩序。然而,这种绝对权力秩序的本身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导致了阶级对抗升级、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积累和爆发,最终成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以凡尔赛宫廷权力秩序为核心的波旁王朝统治也随之终结。     

由天道到人间——从《淮南子》看道家思想演进

＂道＂在老子、庄子哲学中都是绝对的本体和本原,是化生万物、决定万物的不可捉摸的抽象实在。老子、庄子强调＂道＂的至上性,主张具体对象和人类社会都应顺从＂道＂的法则——无为,这就间接否定了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进而导致了对现实社会存在价值及合理性的否定。《淮南子》以＂气＂解＂道＂,以＂因＂解＂无为＂,将老子＂塞而无为＂的...     

我国历史上特有的道教

文章论述了道与道教在中国文化、政治、学理以及民间社会的源起,指出道教不同于一般宗教的特点。道教在我国历史进程中的特殊作用,非其他宗教所能比。     

儒学视野下的中日“士人”比较

在中日两国古代社会都曾存在一个士人阶层,并且共同拥有儒学这一文化土壤。从＂仁、义、忠、孝、勇＂等儒家道德规范对中国士人与日本武士的人生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等进行探讨,指出中国士人信奉的是道,道义高于王权,捍卫道义是至高无上的使命,讲究志同道合,道不同则不相为谋,相反,日本武士讲究对天皇和主君的效忠,且将之与＂义＂（即情义）联系在一起,对主人尽忠,珍惜武士名分,崇尚勇武。     

论“二拍”道教题材的劝惩指归

＂二拍＂涉及道教文化的篇目约占总篇目的1/7,具有内在的系统性和鲜明的指向性,却一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通过比照凌濛初对本事的整理、再创作,发现凌濛初借助道教叙事向读者展示了三个层面的欲望纠葛,即世人、神仙、道教徒对欲望的痴迷、消解与挣扎。这表明,凌濛初并非以批判道教世俗表现为目的,而是以劝惩欲望为指归;欲望关注贯穿＂二拍＂始终,劝惩人欲是＂二拍＂核心主题。     

传统政治文化的当代遗存表现论析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当前社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存在广泛影响。传统政治文化养成了深厚的人治传统,造成了现代社会法治意识的缺失,贤人政治、贤者治国理想使当前社会形成普遍的清官期盼意识;官本位与权力至上意识使谋官成为中国人民精神层面的取向之一,政治权力也被用来谋取经济利益;等级思想与人身依附观念使官级成为衡量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的基本尺度,导致了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公民意识的普遍缺失;家长制与伦常神圣传统使家长式领导和一言堂现象在当前社会广泛存在,行政体系内也形成了浮夸作伪、好大喜功的政治价值取向。     

“历史镶嵌”：宗教权威分析的新视角

本文以中国佛教为例,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历史文化如何影响宗教权威的建构及形成?本文尝试以"历史镶嵌"作为新的分析视角,对宗教权威进行研究。通过"历史镶嵌"视角,可以发现,在历史上,中国化的佛教权威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与世俗权威平等的地位,需要在世俗权威的庇护下,才能获得合法性和神圣性。佛教的宗教权威除了受到特定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影响外,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的镶嵌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论儒士政治角色的自我体认

"依附型合作"是笔者借鉴政治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而构建的一个概念,它为我们分析儒士在传统社会的政治角色与政治功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古代中国,儒士自始至终对王权的合法性、神圣性高度认同,但与之同时,儒家又认为自己是王权政治良性运作的支撑力量,是王道政治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是专制王权当然的合作者.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者是儒者对自身政治角色的基本定位.     

宗教神学的断裂,世俗哲学的突破——"轴心时期"中国文化转折探源

在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期＂,希腊、印度、以色列、中国的文化都开始出现转型,印度选择更为完备的宗教神学,希腊选择了纯粹的哲学,中国则抛弃了宗教神学,选择了世俗哲学。这一文化转折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精神层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复杂的影响。文章从哲学发生的母体——宗教着手,通过分析中国宗教与血缘、宗法、政治的关系的变迁,分析了＂轴心时期＂中国世俗哲学产生的渊源和过程。     

明代小说道教因素述略

明代小说包含着许多道教因素。神魔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与道教息息相关,长篇历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具有浓郁的道教色彩,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话本体小说更是"道化题材"。明代小说中道教影响的意象痕迹和渗透随处可见。道教作为一种本土宗教,原本就与中国百姓的世俗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作为道教信仰、道教情感艺术表达的一种形式———"道化题材"小说,就更是植根于世俗生活的泥土之中。     

战国秦汉时期巫觋社会地位下降之原因探析

战国秦汉时期,巫觋的社会地位呈日益下降之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巫觋集团对王权的依附性,使中国的巫没有象西方的祭祀集团那样走向独立,发展到可以与王权分庭抗礼的程度,而是随着王权与神权的衰落一并衰落了;巫对文化知识垄断权和祭祀垄断权的丧失,使其逐渐远离神权中心和政治中心,开始向民间滑落;巫觋自身素质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职业的神圣性,也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西王母背后的唐代社会与唐代女性

柯素芝（Suzanne Cahill）《宗教超越与神圣激情——中国中古时代的西王母》一书总结了过去近百年来海外汉学界在历史学、文学、宗教学、神话学、考古学、性别研究等诸多领域的成果．体现了对西王母研究的多元化方向。该书以晚唐道教仙传《墉城集仙录》和大约500首唐诗为讨论材料,对于同一主题的宗教文本与世俗文本进行对读,发现六朝。以来道教上清派道经对于西王母的改造,已渗透到了世俗文学之中,并使得唐诗中的西王母题材具有了宗教的神圣激情。     

明代道教世俗化成因初探

明代道教世俗化是道教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宗教转型,其成因一方面源自于道教自身发展的逻辑,这可以归结为神仙信仰的动摇、内丹术的通俗化以及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吸收三个方面;另一方面源自于道教特别是正一道,因其＂益人伦,厚风俗＂的社会政治功效而受到明代统治者的推崇,继而渗透于世俗的道德伦理生活中。与此同时,正一道自身作出的变革,特别是天师张宇初对道教规范和思想两方面的建设与提升,实际上使道教更好地适应了世俗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