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逋《山园小梅》新解

考证林逋《山园小梅》诗题内涵，可明确“山园”与“小梅”皆写实。“山园”清寂幽绝，“小梅”是孤株白梅，立在隐园清浅天然的开阔溪流处，枝桠尚小、疏花初放、怯寒缀枝，是君子性情的伊静美人品象。此诗反映出林逋传达的思想意蕴、梅之形神韵、意脉技法的细致态势，对咏梅文学具有多重开拓意义。南宋西湖梅是中国咏梅史最重要的时空地域，具最佳的审美情态，林逋借梅而隐具永恒静谧关怀，是文化意蕴梅之最高品象，二者都是咏梅史的顶峰。《山园小梅》正是林逋最佳的自我写照。     

林逋《山园小梅》考证

考证林逋《山园小梅》，可明确林逋所写“山园”的清寂幽绝，所写“小梅”乃一棵孤株白梅，立在林逋隐园清浅天然的开阔溪流处，枝桠尚小，疏花初放，清幽淡远。     

总被西湖林处士，不肯分留风月——林逋咏梅绝唱的文学贡献

林逋《山园小梅》中“疏影”一联以成功的物象组合塑造了梅花的清雅形象，其有意味的姿态和语境使梅花成为隐者形象的诗意象征，艺术表现几近完美。这是“疏影”一联独得绝唱之誉的理由，也是林逋此联的主要贡献。     

宋人咏梅诗的三种境界

分析了宋人林逋、苏轼和陆游咏梅诗的三种境界──林逋-清高绝尘；苏轼-坚贞不屈；陆游-忧国忧民。     

《语丝》女作家的“美文”艺术论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鲁迅、周作人、孙伏园等人在北京、上海两地接续编办文学周刊《语丝》。在周氏兄弟的带领下,“语丝社”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作家、学者和评论家,“语丝社”和“语丝文体”因此得名。冯沅君、苏雪林、陆晶清、石评梅、陈学昭等女作家在《语丝》发表了一批优秀的散文作品,具有“语丝文体”的审美意蕴,但在文体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本文拟以苏雪林、陈学昭的创作为例,分析探索《语丝》中女性散文的风格,从古典诗蕴的意境美、多彩色调的绘画美、匀称整饬的句式美三个方面加以总结,以期丰富“语丝文体”的艺术特色和性别意蕴。     

《周颂·三象》舞容与周代前期礼乐文化之嬗变

《周颂·三象》是周代礼乐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自王国维先生起,学者皆以《三象》之舞为“文舞”,从而与《周颂·大武》之为“武舞”相对.然而从《三象》之舞所用舞具入手进行考察,可知历来学界对先秦礼乐文化中“文舞”、“武舞”的舞容区分是不正确的.《三象》之舞也具有相当的“武”的文化内涵.     

瞿秋白咏梅词精神及其词学接受意义发微——兼与陆游、毛泽东咏梅词之比较

陆游《卜算子·咏梅》词的接受史程中,与其精神脉承之佳作,甚具代表、别有深意的当推瞿秋白与毛泽东同词牌、同题目之咏梅词。从陆游到瞿秋白,再到毛泽东,同题咏梅,异代心声,灵犀相通,各具神韵。在这三位诗人的咏梅词作中,瞿秋白的《卜算子·咏梅》在词心的抒发、精神的展示、境界的提升、艺术的创新诸方面,皆具承前启后的津梁作用。     

经学、史学与文学的融通：经史视野下郝经的《诗经》观

在经史的语境中讨论《诗经》的意蕴和作用,是郝经《诗经》观的主要特点。郝经融通经学、史学与文学,以经史为依据阐释《诗经》的思想内涵,特别重视《诗经》所蕴含的道统观念和史料价值,彰显《诗经》在辅佐王政、教化民众、齐家修身方面的社会意义。郝经从经史之学所蕴含的仁义礼智出发,阐释了《诗经》“性情”“风雅”的具体内容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和“去浮华,植本根”,倡导诗文应承载传经、述史的重任,对堆砌雕琢的文坛不良风气进行纠偏救弊,对元代诗学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郝经的《诗经》观不仅提升了《诗经》在经学史、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反映了集合经、史、诗诸多内涵的《诗经》学的复杂面相。     

“鸡鸣”古歌与班固《咏史》典故源流考

班固《咏史》诗通过叙写“缇萦救父”故事抒发自身感慨，并将缇萦的形象凝缩在“鸡鸣”古歌的典故中。借“鸡鸣”意象抒发情感源于《诗经》,其中郑风《女曰鸡鸣》以“鸡鸣”交代谈话时间，《风雨》通过风雨中的鸡鸣起兴，《齐风·鸡鸣》和《小雅·庭燎》则保存着周代“鸡人呼旦”的礼乐仪式信息。司时卫士模拟鸡鸣报时，曲调雄壮高亢，直到汉代军中和宫廷依然沿用，并配乐收入乐府，但也带来曲调和风格的分化。《史记·项羽本纪》的“四面楚歌”,或是军中“鸡鸣歌”的变调。楚调激昂凄婉，与缇萦的急切心情相契合。“鸡鸣”典故承载着班固的激情，也凸显出班诗内敛、含蓄的学者型诗风。将事象、文化背景融入一个名词性典故，是汉代文人诗叙事兼抒情的艺术特色，也是汉诗由实用性向审美性的过渡。钟嵘评价《咏史》“质木无文”,是基于南朝的审美观念，有失公允。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诗>>题新解

一般论者认为诗产生于周代。其实,殷代已有朴素的韵诗,但由于其时“诗、史、事”三位一体,“诗”也即“史”、“事”;再者,从《诗经》的一些篇章看,诗也不都是周代作品。于是,《诗经》全是周代作品的定论是应当推翻了。     

自主·自觉·自省·自立--<诗经·卫风·氓>意蕴新探

《诗经·卫风·氓》是久经传诵的名篇 ,也是所谓“弃妇诗”的代表作。透过此诗女主人公的自叙之言 ,对其内涵意蕴作新的探掘 ,揭示其不同于其他“弃妇诗”的鲜明特色 ,即 :婚恋的自主、女性的自觉、理性的自省、人格的自立。这是此诗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略的深层意蕴。     

论《孟子》引《诗》与战国中期《诗》学的发展

《孟子》一书引《诗》三十七篇次。对《孟子》引《诗》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战国中期“诗三百”流传发展的一些宝贵信息。一是对《孟子》引《诗》用途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的极大的尊崇与推重,同时也证明了在战国中期“诗三百”文献化程度越来越高,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影响日益扩大。二是《孟子》引《诗》为《诗经》相关篇章作者及创作背景提供了信息。三是核查比较《孟子》引《诗》文字与汉代“四家《诗》”文字异同,可以看出《孟子》引《诗》是有一定稳定性的,很可能在儒家体系内有相对稳定的“定本”作依据的。四是对儒家及其他各家引《诗》及逸《诗》情况统计分析,表明直至战国中晚期,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及“诗三百”传本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征清诗史》对甲午“战争影像”的建构与其“诗史”特征

《征清诗史》是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专集，其以诗歌的方式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完成了对“诗史”的阐释，在甲午日本汉诗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征清诗史》详细记述了甲午战事的经过，表现了战争场面，通过对战争环境与氛围的渲染、对战争场景的多元表现及对参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三个方面建构出了甲午战争影像。在形式方面，其诗、注、评有机结合的叙事特点拓宽了传统“诗史”的表现形式，组诗的叙事方法又强化了其“诗史”特征。另外，《征清诗史》中征引了大量日方战争史料，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陶渊明《止酒》诗文本谱系及其接受历程

陶渊明《止酒》诗属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游戏的徘谐体,其渊源或来自南方民歌。后世对《止酒》诗的诠释以胡仔“知止”说最为经典,因其抓住陶渊明安贫乐道、委运任化的生命哲学观。后代读者结合时代审美心理对《止酒》诗做出不同解读,使得“渊明止酒”的典故与拟和《止酒》诗包含身体健康、隐逸、刺世、知止、齐物等丰富的意蕴。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新释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诗》《春秋》皆记史,《诗》以韵文记事,是史诗时代的传统,《春秋》以散文记事,标志着史书编年记事体的成熟;二是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其义相承;三是孔子以周公为尊,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平生之愿。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参物取象以制人纪：《诗经·桃夭》析义

《诗经·国风·周南》的《桃夭》诗中"桃"之物象,不仅通过《诗经》以及《大学》等经书对其齐家之意的取喻,成为"经"之意义上的经典;亦因其鲜活切著,在文学传统的所谓"桃花诗"中不断流衍,成为"诗"之意义上的经典。细究之下,后世"诗"传统中的观象取义与"经"意义上的观象取义却有耐人寻味的偏离。对此二者进行对比和分析,可以细绎《桃夭》诗参物取象以制人纪的经学意蕴。以此为例,可以深入思考《诗经》在"诗"、"经"会通本源意义上的经典地位。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中日古典诗歌中的梅花意象比较

梅与霜雪之间的审美关系,是中国咏梅诗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描写视角和表现方式。在与雪的类比中,展示梅花不畏严寒,独标一格的精神风貌。而在日本古典和歌当中,“梅”是作为春天的季语而为广泛使用的。梅花代表的就是迎春。且“比德”与“审美”的双重标准,奠定了中日咏梅诗歌不同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