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文绝迹考

有唐一代通俗文学，最弓队注目者，莫过于变文。从敦煌遗书重见天日之时起，变文就引起了文学研究工作者们莫大的兴趣，综观大半个世纪以来敦煌文学的研究历程，专家学者们对有关变文的一些问题，诸如概念的界定、起源、类别、体制、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对后代的影响等，论述繁多，就中亦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对于变文绝迹的问题却鲜有文章或专著提及。试想，变文一体既然在唐代曾经浩浩荡荡，蔚为大观，又为何会在突然之间便销声匿迹，不复流传？其原因自然非常复杂，因而值得深究之，其意义不仅在于敦煌文学研究方面，而且对于中国俗文学…     

试论敦煌变文同义复词的研究价值

敦煌变文为敦煌俗文学作品中最具分量及影响力者,同义复词则是古代汉语里一种特殊而重要的语言现象.对敦煌变文中的同义复词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价值:其一,能够促进敦煌变文的整理水平;其二,能够提高大型辞书的编纂质量;其三,能够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丰富资料.     

敦煌讲史类变文与成人仪式考论

历史故事是敦煌变文的重要题材来源,其中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舜子变》《前汉刘家太子传(变)》等,在历史事实和史籍记载的基础上,大量融合民间传说而形成自己的故事结构与情节。仔细考察上述敦煌讲史类变文故事的核心要素,可以发现其与上古神话和古史传说的密切关系,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仪式文化内涵,既反映了古代成人仪式文化对敦煌变文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仪式文化在敦煌变文传播中的潜在推动作用     

从变文形式推究变文之源

<正> “许多正统文学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敦煌变文的发现,证明了唐传奇及宋元以后说唱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由来。但是,变文究竟“变”自何处,源于我国还是源于印度,仍然是悬而未决并亟需研究的问题。本文拟就此谈点看法。     

从愿文复数表示法看复数词尾"们"的产生

敦煌愿文作为敦煌俗文学作品之一 ,与变文一样对于汉语史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它保留了唐、五代时期的原始状况 ,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的语言风貌。此文拟考察愿文中的复数表示法 ,试将其与宋代“们”的早期用例作一比较 ,并同元代白话碑中的用例相参证 ,考察复数词尾“们”(每 )发展演变的轨迹     

敦煌民间文学中的民族观探析——以变文为中心

敦煌变文作为地方性民间文学的代表,体现出敦煌百姓的审美特性和思想倾向。和传统的中原文化相比,敦煌变文由于所处年代,地域和受众的区别,蕴含着独特的民族观。其流民意识,边域意识及民间意识都不同于前代后世的中原文化。其中差别体现出在国力强弱,地域内外和执笔者文学素养等不同观照角度下的人文内涵。     

中国百年学术缩影：百年敦煌文学研究及其反思

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已有120余年的历史。敦煌文学百余年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百年学术的兴衰,成为中国百年学术的缩影。敦煌文学的每次飞跃性发展,几乎都离不开敦煌文学文体研究的推动。从1909年蒋斧《沙州文录》到1929年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再到1987年周绍良《敦煌文学刍议》,从早期敦煌佛曲到敦煌变文再到讲唱文学,“敦煌文学”的概念不断得到发展和确立,从模糊到逐步清晰。在百余年发展中,敦煌文学研究中的争议与分歧,有些逐步达成共识。而走出“就敦煌而说敦煌”的狭小天地,用开放的眼光开展多学科合作等学术理念,也逐步成为当下敦煌学界的共识。     

论敦煌文学的内容及分类

论敦煌文学而不论先唐文学、不论敦煌文学中的传世文学,且以俗文学为主并兼及不少非文学作品是欠妥的。论敦煌文学不能脱离中国文学的大框架。敦煌文学的内容应包括敦煌先唐文学和见于敦煌的唐宋传世文学作品,要严格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之辨。敦煌文学分类不应以俗文学为主,而应首先区分传统文学与俗文学两大类,各类再以文学形式分文、诗、赋、词、讲唱等类,此外,应注意唐宋主流文学与敦煌地方文学之别。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简介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是依托于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以及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三个博士点,按照科研体制改革的精神,重新规划研究方向,实行人员优化组合,面向全国招聘人才而组建的新型研究机构。四川大学的俗文化研究一贯具有优势。项楚教授的变文、歌辞、白话诗研究,其卓越成就为国内外所公认。其《敦煌文学丛考》获原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一等奖,《王梵志诗校注》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一等奖。周裕锴教授的俗文学和禅宗偈颂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也很有影响,其《宋代诗学通论》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二…     

《伍子胥变文》校释补正

《伍子胥变文》,由王重民先生等根据四个敦煌写本校录,收为《敦煌变文集》首卷首篇。该文演春秋伍子胥故事,写作时间约在唐末,是敦煌俗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但文中讹字疑义较多,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在给此文以高度评价的同时,又感叹它“为了脱漏的过多,读起来也颇不易”。《敦煌变文集》在校勘方面作了初步工作。该书出版后,国内学者又续有校释,发明甚多,但遗留问题仍然不少。本文拟步时贤后尘,摭拾其阙漏,诸家校释偶有可议者,亦出以己见。限于学力,臆断妄说之处当所不免,谨祈方家指正。     

敦煌讲唱作品年代考三种

最近获读我国台湾省学者邱镇京先生的《敦煌变文述治》一书(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年四月出版),深感其中有不少精辟独到之见,值得敦煌文学研究者借鉴。笔者尤感兴趣的是其中“变文著作时代之推测’一节。因为作为民间通俗文学的变文,当时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俚语野曲,极受轻视和排斥,文献史书记述也很少,今天要研究变文的发展历史,就不能不多多依赖现存变文作品本身所反映出来的情况进行考察。而要利用这些作品,又不能不首先明确它们的编写年代。如果我们能将现存的八十几种敦煌讲唱作品(也就是邱先生泛称的变文)编写年代,一一考订,技其时代先后列出个年表来,这不但有利于明白时势,而且对考察敦煌讲唱文学各个历史阶段发展衍变的轨迹,也有很大的帮助。因而这是敦煌讲唱文学研究中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项楚先生与川大敦煌学研究

川大的敦煌学研究,是由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项楚先生开创的。项楚,1940年出生,浙江永嘉县人,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杰出贡献专家”（2017）,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首席科学家,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国家重点一级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三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先生熟读四部典籍,深谙佛教藏经,立足校勘考据,擅长融会贯通,以敦煌语言文学研究为核心,融文学、语言、历史、宗教为一体,形成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治学范式,开创了中国语言文学、敦煌文学、俗文学、俗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先生在敦煌语言文学等领域焚膏继晷、殚精竭虑,以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享誉国际学坛。     

抉精发微 盛文生辉——解放以来全国敦煌语言学研究述评

我国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开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罗振玉《敦煌零拾》(1924年)、刘复《敦煌掇琐》(1925年)、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许国霖《敦煌杂录》(1936年)等率先辑录、整理韵书、变文、曲词、诗歌等敦煌残卷佚篇。王国维、刘师培、缪荃孙、陈垣、郑振铎、向达、王重民等又陆续撰写题跋、考镜源流、积极评介敦煌语言文学作品,为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打下坚实有力的基础。 全国解放以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先后出版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1950年)、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任二北《敦煌曲校录》(1955年),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1955年)、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7年)、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等,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经过“文化革命”的十年停顿之后,从1979     

敦煌变文与元白平易诗风

敦煌变文盛行于唐代,它的流行对中唐元白平易诗风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可从一些典籍的记载得到印证.敦煌变文与元白平易诗风在句式、风格、语言、运用的手法等方面都有内在的一致性,元白平易诗风的兴起体现了从传统到世俗的思想的转变.     

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

本文对敦煌文学资料及其所提出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的讨论。首先对敦煌文学作品分类问题展开论述,指出传统分类的缺陷,明确了敦煌作品作为表演艺术之底本的本来性质,在否定传统三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讲经文、变文、话本、词文、俗赋、论议、曲子辞、诗歌为体裁样式的敦煌文学的概念体系。其次,以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为背景,论述了敦煌文学各品种的文化渊源,认为唐代讲唱艺术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果实。最后,论述了敦煌文学资料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作者认为敦煌作品不仅向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思维。     

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

越南所存的五千多种汉喃文古籍 ,是有待中国学术界去认识和利用的宝贵文献。本文着重介绍了其中俗文学古籍及其在内容、性质上与敦煌文献的同一性 ,进而讨论了敦煌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文体理论的发展前景。本文认为 ,越南古籍反映了作家文学、民众文学两个文学世界的对立和沟通。它所具备的多种艺术手段交互为用的特点 ,折射了中国古代俗文学的生存方式。其中普遍存在的杂抄现象、兼类现象和文体游移 ,说明俗文学文体的存在是超越书面文本的存在。文学史上的文体包括本原的文体、转述的文体、记录的文体三个层面。前者对后者的决定作用 ,造成了丰富多样的文体相关 ,造成了从转述者角度命名文体的习惯 ,也造成了作为表现手段的文体派生作为篇章体制的文体的现象。本文主张依讲唱手段或传播方式来区分文体 ,通过对作品艺术手法组合方式的系统考察 ,来解决文体确认问题。     

敦煌文学刍议

敦煌遗书的发现,是我国和世界近代文化史上一件大事。由此诱导产生了“敦煌学”。1931年出版的《敦煌劫余录》,首载陈寅恪先生那篇有名的序文,其中有云:“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又说:“敦煌学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学”之称,一般认为即始于此。大致说来,敦煌遗书研究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敦煌石窟和敦煌史地艺文、敦煌汉简等的研究,又分别成为敦煌学的其它组成部分。在敦煌学的研究中以汉文文献的研究开展最早,其中有关文学特别是俗文学的研究更居前列,因而又演化出“敦煌文学”、“敦煌俗文学”等概念。但对于这些概念的内     

变文写卷的应用形态论析

变文是敦煌遗书发现的作品中最受关注的对象之一,变文写卷的抄写格式、抄写内容、抄写人及同卷内容关联性等要素表明,并非所有的抄卷都是讲唱的底本,有一些只是讲唱僧记诵唱词内容的习抄本,还有一些是与敦煌学郎教学相关的读本。可见,变文诸写卷之间的文献差异,以及同卷各文献之间的内在关联中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王昭君变文》在昭君故事流变中的地位及意义

《王昭君变文》是文学史上第一篇篇幅最长的昭君出塞的俗文学作品,在昭君故事的流变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前代史书和文人创作的基础上,对王昭君形象进行重塑,进一步突出了她的主体地位,丰富了她的形象,对此后以昭君故事为母题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变文》还对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进行了侧面的揭示,体现了唐人的人文关怀及对和平的向往;塑造了一个极度重情的呼韩邪单于,是唐朝包容性文化下重“真”、重“情”的显现。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考释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的口语成分同敦煌变文一样丰富,但其中的许多词语于辞书不载,或未有其义。这里选择部分词语进行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