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人论赋到刘勰的赋论

汉人论赋的基本观念是有无“风谕”。刘勰的赋论既有继承汉人“风谕”说的一面,但又和汉人走的路子大不相同。刘勰的赋论以赋体“铺采捣文”的特点为核心,一方面要求极力对事物进行描绘,另一方面又要求体物写志,反对辞采过于淫侈。刘勰不仅注重汉赋形象描绘的特色,而且总结了汉赋的“侧附”、夸张等艺术经验,这说明他对汉赋形象描绘的重视是有意识的。刘勰的赋论虽然主要从汉赋的经验中总结出来,但却反映了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意义。     

类别流变:汉赋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在一般文学史或赋史研究著作中,对汉赋发展的描述常以骚体赋、大赋和抒情小赋为顺序展开,然而这并不符合汉赋发展的实际。因为东汉末年的抒情小赋与西汉初年的骚体赋可以说是汉代抒情言志赋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而与抒发“士不遇”情结的抒情言志赋一样,苑猎京都大赋和咏物赋在汉代也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发展线索。而且赋家常选择不同的体式表达不同的情感需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上三种汉赋体式的类别流变过程逐一进行区分和细究,即以汉赋三种体式的类别流变来描述汉赋的发展。     

龚克昌教授《汉赋讲稿》英译本序

赋是汉代主要的文学表现形式，但汉赋在中国却一直被学术界所忽视，尤其在１９４９年至７０年代，几乎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龚克昌教授是最早真正对汉赋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的学者之一，《汉赋讲稿》就是他１９８８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讲学期间的讲稿。《汉赋讲稿》既有对汉赋在总体上的全部评价，又有对汉代具体赋家及赋作的独到见解。尽管《汉赋讲稿》只是龚克昌汉赋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但从中却可以看出他的开创精神和“深远的洞察力”，以及“对赋及汉朝文明坦然自若的热诚”     

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

汉赋的发展与儒学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初期,儒学尚未兴盛,反映在汉赋上则是百家思想并存。自武帝始,儒学居于主导地位,对汉赋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儒家批评君主过失的传统及诗教的“谲谏”原则,促成了汉大赋的“讽谏”功能;儒家向往古代圣贤及《诗经》中的“颂”,促成了汉大赋的“颂扬”功能;而东汉时期儒学与谶纬合流,又使汉大赋的颂扬功能更集中于对礼节仪式的发挥;儒学对汉代抒情赋中的“贤人失志之赋”与“纪行之赋”也有重大影响,使其表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本的特征。东汉末期,随着儒学的逐渐衰颓,汉赋的题材也突破大赋的京都校猎与抒情赋的言志纪行而逐渐趋于世俗化、多样化。     

汉赋研究的新收获——评介龚克著《汉赋研究》

<正> 龚克昌同志著《汉赋研究》,新近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二十余年来有关汉赋研究的心血结晶。尤可珍视的是,这也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论述汉赋的专著。在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对汉赋毁誉不一。在汉赋风靡文坛的当时,踵武司马相如的大赋家扬雄就反戈一击,把作赋挖苦成“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篆刻”。此后汉赋命途多舛,对它的研究,既显冷落,又观点岐异,比起     

汉赋建德:文本与传统

汉赋创作不仅有“铺采摛文”的词章价值,更有“体物写志”的思想意义,其中“建德”观的形成尤为重要。汉赋建德的根源在建汉统,又因汉统继周统,所以赋家追奉“周德”以构建“汉德”,并在思想上取效《诗》《书》经义,特别是以扬雄《长杨赋》为代表的创作对周代文本的拟效,改变了汉初司马相如的创作形态而构成新模式,并对东汉班、张京都大赋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考察《诗》《书》入赋及“扬·班模式”的成型,又与缘饰儒术与师保制度相关,喻示了一代赋学观的变迁。唐宋以后围绕“无逸图”“豳风图”而创制的《无逸图赋》《豳风图赋》以及其并合呈现,不仅彰显了汉赋德教观的历史传统,而且形成《诗》《书》呈像于赋体的经典化,表现了赋体致用的主旨与价值。     

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近年汉赋研究综述

<正> 据初步统计,自1980年至1988年,全国发表汉赋研究论文约180篇左右,专著两部(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陶秋英《汉赋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此书193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时,原名(《汉赋之史的研究》),涉及到汉赋研究的诸多问题。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近几年的研究作一简要综述。一、赋的源流与归属关于赋的源流,主要有以下七说。 1.“古诗之流”说。从汉代以来,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两     

论唐代律赋之“雅”

“雅”是唐代律赋的首要风格,唐代律赋批评体现出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以雅正为宗”的创作规范源自汉赋批评的“丽则”理论,进而成为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唐代律赋之“雅”又可分为“庄雅”和“娟雅”两类风格范畴,同时在声律上也有所体现。     

汉赋的文运与史述

汉赋文本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以骋汉势,明汉统,建汉德,成就“一王法”的文学化书写。汉赋中“游猎”“郊祀”“京都”三大题材,无论是因楚风、变秦气的创作技艺,还是聚焦历史事件,如“削藩”与“抗匈”,均可观觇其笔力与气象。前人以“体国经野”评汉赋,缘自其描写汉业与汉礼以明汉统,特别是宣、元以后,赋家对汉统的担忧与赞述,又转向宫廷内“戚宦”干政的焦虑;而赋家重视“汉统”,外现为“汉势”,内敛在“汉德”,是缘饰经术的反映,并根植于两个历史节点,即秦亡教训与王莽篡统。赋家论“汉势”,首在武帝功勋（功德）,论“汉统”则溯高祖开辟创建（天德）,而通过赋写“过秦”与“非莽”,又聚焦文帝的仁治（俭德）与明帝的礼制（礼德）。反思汉赋“一代文学”说,其实是文体论的“窄化”认知,倘关注文运与史实,可发现其“一王法”的礼仪书写对后世的影响及价值。     

赋文体渊源再论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     

由《天问》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骚为赋之祖。”他们都看到了汉赋之艺术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后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多以《离骚》为例进行分析，对《天问》一篇则涉及不多，而实际上《天问》中的某些特征亦鲜明地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一、“赋家之心”作为赋诗意义上的“赋”，最早当见于《国语》，“赋”本有诵诗之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     

梦境书写与梦幻主义:汉赋创作的新路径

汉赋中涉及梦或者描写梦境的赋作主要有《梦赋》《悼李夫人赋》《长门赋》《幽通赋》《思玄赋》《髑髅赋》《检逸赋》(残)七篇。汉赋中的梦境书写方式主要有三种：借梦设喻、以虚写实、结构文本。以梦入赋,用梦幻手法进行创作,是汉赋在写实和夸饰之外的又一路径,对于汉赋的主题构思有着重要的作用。汉赋中的梦境书写与梦幻主义在深化赋作主题、扩大赋的表现空间、丰富赋的美学意蕴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辞赋浅论——汉赋源流试探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两汉卓然以赋著称。先秦时期,赋尚为蕞尔小邦,然而,至西汉宣、成之世,居然横轹“诗”、“骚”,蔚成大国。其间,言情之赋被体物之赋所取代,骚体赋衍变为大赋,变嬗代兴,前后迥异。况且,在此三、四百年间,文人诗歌,竟一度萎缩以至于消歇,原因何在?汉赋的兴盛及其衍变,偶然,必然?     

汉赋渊源初探

汉赋渊源初探辛保平，夏立华汉赋是继承先秦文学而形成的一种崭新文体，是汉代文学的主潮。汉赋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大体可分为三类：骚体赋、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通常所谓汉赋，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汉赋是专指散体大赋的。因此，本文所论汉赋仅就汉大赋而言，汉初的骚体赋和...     

《文选》京都赋与汉代的空间意识

《昭明文选》选录先秦至六朝之赋五十六篇,分为十五门。而京都一门则作为开篇,包括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南都》和左思的《三都》。这些宏篇巨制的大赋都是赋家的登峰造极之作,汉赋“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典范。《三都》作者虽非汉人,但其生活在于魏晋之交。“思作赋时,吴蜀已平”,正是晋武帝统一天下的暂时繁荣时期,其时代氛围与两汉有某种程度相似之点。其赋作的思想意绪、风格体制,皆与班张之作先后一致,充分体现出汉赋特点。钱钟书先生论诗分唐宋时说:“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就风格体裁论,《三都》实为汉赋。     

汉赋起源新论

关于汉赋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谓源于<诗>,或谓源于<楚辞>,或谓多源.我们认为,"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不过是汉人以经学眼光所作的赋学批评而已,事实上不是<诗>影响了赋,而是赋<诗>风气促成了汉赋的产生,这也是赋之得名的主要原因.<楚辞>原是楚文化熏染下的抒情诗,汉以后拟作甚多,加之又受汉赋影响,遂有骚体赋的出现,但在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与汉大赋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至于汉赋多源说,实未揭示汉赋产生的源头究在何处.细案史料,汉赋直接源于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进谏之辞.从春秋时期公卿士大夫在特定的政治、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到战国时期士人的隐语讽谏和游说进谏,再到汉初枚乘的<七发>,汉赋的萌发、演进之迹皦然分明.     

以情纬文——曹丕赋的诗化探析

赋的抒情化是“赋的诗化”的本质体现。曹丕的赋,或自抒怀抱,或者代他人抒情,或因景、感物抒情。均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使得赋作情感绵邈、细腻,打破了汉赋物情相离的传统,开辟了赋的诗化的新起点。     

文学自觉与诗赋的消长

汉赋对“丽”的追求是文学自觉之先声。晋人倡情与丽结合，掀起文坛新潮。士族社会“及时行乐”之情与汉赋的娱乐功能相拍合，使南朝文学走向轻艳靡丽。于是汉赋积淀下来的审美经验在士族社会精神气候下长足发展，并影响诸文体，是为“赋化”。而“诗化”则体现在“意象化”上，从外在的穷形毕貌走向内在的情景交融。正是文学的自觉促成了文体分工与诗赋之消长。     

汉赋渊源论

我想,研究汉赋的起源,首先对汉赋应该有个粗略了解,这对于“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可以说是题中之义。汉赋,顾名思义,就是汉代的赋,有如说“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以其所处时代取名的。赋是一种综合性文体,它既有诗的严整、韵律,又有散文的叙事描写的某些特点,人们通常说它亦诗亦文,半诗半文,是文学的两栖类。我以为赋这种特殊的文体,更接近散文,可视为中国古代带诗的散文。这种文体产生于战国末期,到了汉代繁荣发达起来,蔚为文坛主流达四百余年。其间递嬗演变,形体风格各具面貌,初起则多为骚体(如贾谊的《吊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