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风雨——袁良骏学术随笔选集》出版

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木犁书系·风雨文丛］系列之一《八方风雨——袁良骏学术随笔选集》于2000年4月出版。本系列丛书由袁良骏、阙国虬主编。“风雨文丛”,是一批德高望重,极有影响的前辈学者(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学术随笔自选集,或是对现当代文坛的风风雨雨作些梳理和反思,以鉴往知来;或是对作家、作品的评点;或是对文风、学风的思考;或是治学感怀。由著名文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博士生导师袁良骏教授编撰的《八方风雨——袁良骏学术随笔选集》,全书分成三辑;第一辑“八方风雨论鲁迅”,共15篇,篇幅占了全…     

京口瓜洲一水间——论唐人选唐诗的地域因缘

《文选》在唐代的地位很高,学者追捧,士子研习,“文选学”随之兴起,来自扬州、润州的曹宪、魏模、公孙罗、许淹等众多学者注音释义,推动“文选学”走向兴盛,其后“文选学”迅速突破地域局限,风靡京师,辐射全国。在“文选学”的影响下,“诗选学”逐渐酝酿成熟,京师掀起编撰浪潮,著名诗选家殷璠辑录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荆扬挺秀集》,三部选本均与扬州、润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部分唐人选唐诗与“文选学”不仅存在学术渊源,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因缘,即“文选学”由扬州、润州流传到京师,“诗选学”由京师流传到扬州、润州,二者传播路线相同,方向相反,都与扬州、润州有着不解之缘。     

吹尽狂沙始到金--再评袁良骏先生《丁玲:不解的恩怨与谜团》

拜读袁良骏先生杂感《热风冷眼学术随笔的“三忌”》(载《北京日报》2001年12月2日文艺周刊),不能不令人击节叫好。袁先生这篇短文,切中了当前学术随笔繁荣景象中存在着的某些时弊,提出了自己对学术随笔写作的一些真知灼见。他在文章中提出:“为保征学术随笔的健康繁荣”,“必须克服以下‘三忌’”:“一、忌信口开河。某些作者认为学术随笔就是     

《文选》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其价值

被誉为“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的《文选》伴随着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传到古代朝鲜半岛.由于政治制度和文学观念的变迁,《文选》的地位在古代朝鲜半岛各朝代呈现出不平衡不稳定的状态.《文选》之于古代朝鲜半岛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     

萧统编纂《文选》的真实意图考论

梁武帝编纂的《历代赋》、萧统编纂的《文章英华》及《正序》,使赋、诗、文三类“英华”各有所归,然萧统缘何还要编纂集三者于一体的《文选》？经爬梳史籍和探究文本,萧统编纂《文选》的真实意图变得清晰可鉴,即试图以集文章之“清英”的《文选》,通过美德业、宣忠孝的方式尊帝王,再以尊帝王、美教化的方式透过“至尊在”的底线,最终实现厚人伦、致哀悼的目的,并以陆任卒年为参照,隐秘祭悼丁贵嫔。     

从李善的《文选》注到骆鸿凯《文选学》——《昭明文选》研究管窥

《昭明文选》是现存的第一部大型诗文总集。从前,“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唯‘《选》学’与‘《红》学’耳。”(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近年来,形成一股研究《文心雕龙》的热潮,又有了“龙学”一名。相对而言,若干年来对《昭明文选》的研究,却显得比较冷清,虽然不断地有尤刻、胡刻《文选》影印本出版,有《文选》李善注本重新标点排印出版,有曹道衡、沈玉成点校的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排印出版,有被誉为近代“知选学者”黄侃的《文选平点》的出版,但是,无庸讳言,我们对《文选》的关心和研究,与“选学”之名很不相称。继《昭明文选译注》(第一册、第二册)之出版,今年八月,长春召开首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昭明文选》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广泛交流了意见,回顾历史,分析现状,并展望未来。可以预期,《昭明文选》研究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关于《文选》组诗与《集》一诗一题之异——兼论《文选》非仓促成书

李善所说之《集》多非作者本人手编,故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说,《文选》未必不及之。以《集》一诗一题而《文选》合之,且两者题异,便断《文选》"误",及以《文选》一诗而《集》为若干首,便说前者"盖误"等等,均未为得。以古还古,将《文选》放在古代文化背景上考察,而非仅就《文选》以观《文选》,时至今日,实在难以找到能证明《文选》成书仓促之坚实材料,哪怕就是一条。     

跨文化与文体之“变”的魅力

《头陀寺碑文》入萧统《文选》,佛教典籍《出三藏记集》称寺碑文“文自彼制”而“道缘成业”,亦“总入于集”,从目录学可知寺碑文兼跨僧俗两界。《头陀寺碑文》以西天佛地为参照,以中土建筑话语叙说佛教寺院与佛理,其话语跨建筑、佛教两界,由此体现了“碑文”文体其中的一类,由“主于叙事”向“主于议论”之“变”。《头陀寺碑文》以中土义理话语与文章笔法之类叙说佛理,跨中土学术与西土佛教两界。跨文化的多重话语的介入与重构,令寺碑文增添了许多魅力。     

今存孙鑛《文选》评本述略

今存收录孙嫉《文选》评点的著作共有三种：闵齐华刻《文选瀹注》、卢之颐重订《文选纂注》评本、于光华《文选集评》。《文选瀹注》首刻即录入孙镀评点，此书遂亦称《孙月峰先生评文选》，后来它被多次重印重刊，或收孙评或否，或朱墨套印或墨印，但名称沿习不改。后出的卢本所录孙评虽然不多，但没有与《文选瀹注》重复者，原因还只能阙疑。《文选集评》在“凡例”中声明录入了《瀹注》所栽全部孙评，又因它在今天远较《瀹注》易见易得，当今学者研究孙镄评点往往即以之为依据，但经笔者将两者仔细对照，发现事实并非如《集评》“凡例”所言。研究孙嫉《文选》评点，实应据《文选瀹注》，并参以卢本。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元稹集编年笺注》序

元稹是以其理论和创作开一代新风的作家。元稹高度评价杜甫正确处理继承与革新关系的艺术实践 ,他是确立杜甫“集大成”历史地位的第一人。元稹关于倡导新乐府运动的议论 ,切中时弊 ,他反对依傍古人的主张 ,具有理论创新意义 ,其新乐府诗是直接受其创新理论指导的产物。元稹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其悼亡诗情真意切 ,哀婉动人 ,大量的艳情诗抒写男女悲欢离合的真情实感 ,哀艳缠绵。历史地看 ,它们极大地开拓了爱情诗的题材领域和艺术天地 ,值得重视。《元稹集编年笺注》是元稹作品的第一个笺注本 ,在学术上亦达到较高水准 ,它的问世将推动元稹研究的深入开展。     

袁枚思想的叛逆色彩

袁枚(1716-1797)是清代中期思想最解放的诗人,是性灵说的倡导者和性灵诗派的领袖。他的反正统思想、尊重女性的平等思想总体上是解放的、进步的,但也有时代及其本人的个性所造成的局限。研究袁枚思想,对理解袁枚诗文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元散曲中"扬陶抑屈"的价值重估

元散曲中,涉及陶渊明和屈原的作品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二人的评价则大不相同。对陶渊明无一例外地褒奖有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明智、高洁、旷达、淡泊的智者和隐士,一位率性、潇洒、豁达、闲适的饮者和诗人;而对屈原,在承认他文才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所投以的质疑、否定,甚至是讥讽的态度,从而形成“扬陶抑屈”的特殊倾向。这一价值重估不仅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和科举制度废除的政治制度有关,而且与元代士子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们把积极入世的屈原视为“仕”一极的代表,把退隐山林的陶渊明视为“隐”一极的典范,在仕与隐的价值取向中更显示了他们抛开“兼济天下”而走“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     

论任渊《山谷诗集注》的诗学批评

宋代诗歌注释者任渊有较高的文学创作才能,并曾亲身跟随黄庭坚学习诗歌创作。他注释了黄庭坚平生最得意的《内集》,对黄诗中许多含蓄未尽的言外之意作了发挥补充,评论了其中一些精妙的对偶和用典,还总结了黄诗"有为而作"的立意特点及"有味"的风格,并对"点铁成金"等创作方法做了细致的分析说明。     

孙原湘性情诗论述略

孙原湘性情诗论主要包括2个方面:主张诗歌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追求真我的展现,这与袁枚较为相通;其性情论又不脱儒家伦理道德之囿,这一点与蒋士铨更为接近。孙原湘之实际创作与其理论主张是基本相吻合的,只是其理论上虽处于袁枚与蒋士铨之间,实际创作则偏向于袁枚一方。其诗展现更多的是诗人一己之情, 多有性灵之风。在伦理道德内容上,其诗所表现出的并没有诗论所强调的那么重,而是较为开通。     

屈原的“忠”与“过”——谈朱熹眼中的屈原

怎样评价屈原，一直是楚辞学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朱熹在《楚辞集注》一书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结合朱熹的“中庸”思想与其观人之法，深入剖析他从批屈之过，到赞屈之忠的独特思考方式，着力展现朱熹之论与前人之论的异同，既肯定其思想的闪光点，又揭示其局限性。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蒙古原是金朝属部,成吉思汗受金官封“属部统领”,乘金朝衰败,称帝建国,接着出兵攻金,逐鹿中原。其继承者先后灭金、灭南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其国号本为“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称“大朝”）,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新国号“大元”以示承继中原历朝统绪,同时保留原国号,遂称“大元大蒙古国”。元人以太祖成吉思皇帝为本朝开国君主,明初所修《元史》同此。所以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直到小亚、东欧的西域许多国家,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形成西北四个汗国,称“宗藩之国”。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各宗藩奉为宗主,名义上统有包括各宗藩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各宗藩国均自主统治本国;被宗藩称为“大汗之国”的元朝廷直接管辖之地为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十行省,以及吐蕃三道（算一个行省）,这就是元朝的疆域。     

袁中道:公安派最后的"掌门人"--兼论其生命态度和价值立场

袁中道作为公安派最后的掌门人,他自身的生命态度和价值立场与袁宏道以及他自己的前期比,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与当时的文化语境的改变有直接的联系,并由此导致了后期公安派激进立场的弱化.     

试论元好问对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承

元好问出身于北方少数民族,自幼拜名儒为师,儒学功底深厚,是金末元初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他一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传承儒家文化为己任,修史著书,为中原文化的保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