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诗底进化的还原"--俞平伯的诗论

俞平伯认为 :“诗是人生底表现 ,并且还是人生向善的表现” ,“平民性是诗主要质素 ,贵族的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 ,太浓厚了有碍于诗底普遍性。”为了达到“促进”人生的目的 ,诗歌就得真实地描写现实人生和抒写人的情感 ,但“真实”又是与“自由”连带而生的 ;因此 ,从根本上来说 ,诗应该是白话自由体 ,具有“平民性”。俞平伯的这些观点对新诗及现代诗论的发展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二三十年代世界文化氛围下新诗的多向发展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文化氛围下，中国新诗的多向发展走向了黄金时代，产生了不同风格的诗流派：１．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新月派”：２．着重抒内心感受，强调情与智、自然律动和心灵律动相结合的“象征派”；３．借鉴外国现代诗，又结合自己民族传统而创造了诗的散文美的“现代派”；４．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要求诗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革命诗歌。     

朱自清诗论:辩证性与"集成"性的统一

朱自清诗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是关于诗体的理论,其二是关于诗歌内容的理论。前者阐释了自由诗与格律诗、歌谣与朗诵诗、短诗与长诗等问题,后者论述了新诗要反映现实人生,要表现情感、感觉、哲理,要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等问题。在具体阐释这些问题时,较好地结合了历史和时代的特点,具有“集成”性和辩证性。它对新诗及现代诗论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新诗二次革命"论的有效性阐释

为了正确理解“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消除对“革命论”的敏感与担心,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后革命”时期,“诗界革命”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辩证关系;第二,不能任由新诗自然进化,中国现代诗学对促进新诗的发展已经而且还将产生巨大影响;第三,根据中国现代文化与新诗发展模式的要求,现代诗学必须以辩证否定的方式才能促成新诗的复兴与繁荣。     

《瓶》:爱情中创造人格的杰作

关于诗歌特有的内容,郭沫若既主张“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又强调“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文艺论集·论诗三札》),并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情感是人格的表露和外形,人格是情感的源泉和内核。如果说,《女神》以渲泄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开辟了中国新诗“抒发感情”的新纪元,那么,创作于1925年二三月的爱情组诗《瓶》,则依靠“创造人格”的成功,彪炳于中国现代诗坛。艺术表现中的“人格”,主要指人物的个性、性格等特征的总和。     

汉语新诗主体地位的必然性

针对目前对新诗主体论的怀疑,谢冕认为,古典的方式不可能适应现代的生活,新诗依然是而且始终是表现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的最适宜的方式。朱寿桐认为,汉语新诗的主体地位有其必然性,它是经过较长时间摸索建设起来的一种新型诗歌。谭五昌认为,新诗否定论本身有其逻辑错误。周晓风、程小诗认为,旧体诗的语言制约了诗歌表达而导致了言文分离,只有新诗才是现代诗歌创作的主体。李永东认为,新诗主体论本身是有限度的,应该辩证对待。     

“新诗主体论”必须固持

针对目前对新诗主体论的怀疑,谢冕认为,古典的方式不可能适应现代的生活,新诗依然是而且始终是表现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的最适宜的方式。朱寿桐认为,汉语新诗的主体地位有其必然性,它是经过较长时间摸索建设起来的一种新型诗歌。谭五昌认为,新诗否定论本身有其逻辑错误。周晓风、程小诗认为,旧体诗的语言制约了诗歌表达而导致了言文分离,只有新诗才是现代诗歌创作的主体。李永东认为,新诗主体论本身是有限度的,应该辩证对待。     

语言制约诗歌:略谈旧体诗的语言基础

针对目前对新诗主体论的怀疑,谢冕认为,古典的方式不可能适应现代的生活,新诗依然是而且始终是表现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的最适宜的方式。朱寿桐认为,汉语新诗的主体地位有其必然性,它是经过较长时间摸索建设起来的一种新型诗歌。谭五昌认为,新诗否定论本身有其逻辑错误。周晓风、程小诗认为,旧体诗的语言制约了诗歌表达而导致了言文分离,只有新诗才是现代诗歌创作的主体。李永东认为,新诗主体论本身是有限度的,应该辩证对待。     

有限度的新诗主体论

针对目前对新诗主体论的怀疑,谢冕认为,古典的方式不可能适应现代的生活,新诗依然是而且始终是表现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的最适宜的方式。朱寿桐认为,汉语新诗的主体地位有其必然性,它是经过较长时间摸索建设起来的一种新型诗歌。谭五昌认为,新诗否定论本身有其逻辑错误。周晓风、程小诗认为,旧体诗的语言制约了诗歌表达而导致了言文分离,只有新诗才是现代诗歌创作的主体。李永东认为,新诗主体论本身是有限度的,应该辩证对待。     

召唤与抉择

针对目前对新诗主体论的怀疑,谢冕认为,古典的方式不可能适应现代的生活,新诗依然是而且始终是表现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的最适宜的方式。朱寿桐认为,汉语新诗的主体地位有其必然性,它是经过较长时间摸索建设起来的一种新型诗歌。谭五昌认为,新诗否定论本身有其逻辑错误。周晓风、程小诗认为,旧体诗的语言制约了诗歌表达而导致了言文分离,只有新诗才是现代诗歌创作的主体。李永东认为,新诗主体论本身是有限度的,应该辩证对待。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     

梁启超“情感说”的人生论美学意义

梁启超的“情感说”建立在分析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并推及人生观。他认为,文学作品是情感的表现,好的作家只有具备高洁的情感,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传世名篇。在人生中,情感的稳定指向是趣味,一种高级的趣味,必然关乎伦理,关乎宇宙人生。总体来看,梁启超的“情感说”试图建立“小我”与“大我”之间的桥梁,推崇一种超功利的人生态度,将崇高与“无我”当作人生的追求,因此,“情感说”就具有了深刻的人生论美学意义,体现了终极的人文关怀。     

论韩国“和陶诗”与“和陶辞”的“朝鲜风”简

韩国古代文人从高丽朝开始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与“和陶辞”,一代代韩国文人试图从陶渊明那里发掘人生所需的某些文化品质,或是精神力量,或是艺术风格。在“和陶诗”与“和陶辞”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对民族历史的真实反映与民族情感的自然流露,以及诗歌呈现方式上主题的直白表露与接受过程中诗性意象的取舍。这种表现本质上起到了树立其民族意识的功用,也是一个把影响逐渐转化为“朝鲜风”的消融过程。     

现代诗歌审美价值标准论

诗歌的审美价值标准是中国现代诗人们长期讨论的一个诗学重要问题。现代诗歌审美价值标准主要有“真”、“善”、“美”统一说，“价值”与“效率”统一说、“内容”与“形式”统一说、“现实”与“艺术”平衡说等。它们在现代诗学史上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至今对中国新诗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郑敏对中国现代诗学的贡献

郑敏着眼于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总体目标,三十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现代诗学的诸多问题,为中国现代诗学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主要表现在:她高度重视诗与生命、诗与文化、诗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了要建立一种融生命诗学、文化诗学、哲学诗学于一体的具有更高境界的大诗歌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种种狭隘、偏激、平庸的诗歌观,提升诗人和诗歌的精神境界,中国新诗才能与世界诗歌发展同步,才有可能进入世界诗歌之林。她在"结构—解构"思维影响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新诗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主张:认为中国诗学建设要认真解决好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要树立正确的诗史观,编写"健全公正的诗歌史";要大胆消解对诗歌权威的迷信,从诗歌艺术、诗歌发展的角度去客观公正地评价诗人诗作;要重新审视权威的诗歌观,认识其不足及其负面影响;要消解中心,破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诗歌创作、诗学研究的误导;要正确处理思维与感觉的关系,重视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情感折射”与“感物兴怀”:中西方表现理论之同异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形象地把文学比喻为"镜与灯",作家就是不断在镜里模仿、在灯中表现的创造者;中国的文学批评传统则崇尚情感的自然表达与表现,以期实现"物我合一"。中西两种诗学均侧重情感的自然流露,同时也各有其特点。     

论中国现代格律诗

现代格律诗与自由诗共同创造了百年现代汉诗的辉煌。现代格律诗诞生于草创期白话新诗过于散漫随意、放纵情感泛滥而彰显诗艺粗疏的 2 0年代初期 ,它是自觉从诗的本体出发重新面对诗歌的形式和语言要求的现代性追求和诗艺提升的探索。其产生发展演变的漫长历程 ,伴随着几代诗人和诗论家的艰辛跋涉和拓殖 ,他们肩负着新诗艺术建设的责任 ,提出独到诗观并以卓有成效的艺术实践 ,使现代格律诗在今天获得广泛认同 ,并在新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新诗：散文化与含蓄蕴藉——论周作人的诗体论与风格论

周作人的诗体论是指他关于新诗诗体的观点 ,风格论是指他关于新诗风格的观点。前者认为新诗的诗体是自由体 ,新诗采用自由体便于自由地抒写真情实感 ;后者认为新诗应该具有含蓄蕴藉的风格。它们都对新诗和中国现代诗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前导和促进作用。     

莎拉·蒂斯黛尔诗歌创作论

莎拉·蒂斯黛尔是20世纪初美国诗坛独具风格的女诗人。她的诗歌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诗歌的“夜莺传统”,兼具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之特点。她所开创的“恋歌体”别具一格，为她赢得了很高的声望。由于20世纪前期现代主义诗歌在美国兴起，蒂斯黛尔的声望很快被以庞德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遮蔽，她也因此被认为是一位“被忽略的”诗人。蒂斯黛尔的诗歌在全世界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她对中国新诗发轫时期的诗人，特别是对胡适、闻一多等，都产生过显著的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对蒂斯黛尔诗歌的翻译很不系统，对其诗歌的研究更是近乎空白。本文试图以传记批评的视角全面探索蒂斯黛尔的诗歌创作生涯，兼论她对发轫期中国新诗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在中国传播的情况。     

闻一多新诗“诗质”论和“诗形”论的矛盾性

闻一多的新诗“时代精神论”和“新诗无边界论”的“诗质”论直指新诗本性,使新诗与旧诗相区别。是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说。闻一多的“三美”论有相当强的“复古”意味,“音乐美”违背了白话内在的韵律特点,“绘画关”重走新诗初创期弱化诗质文白夹杂的老路,“建筑美”背离了新诗自由的天性。闻一多“三美”的“诗形”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建构,且与他的“诗质”论相冲突,这种欠缺和冲突,也恰恰反映了闻一多对新诗文体的深刻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