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莼在广西地方建设干校

杨东莼同志逝世四年了,我们十分怀念他。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抗战时期,他筹办和主持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情况,时时萦回在我们的脑际。我当时曾担任干校教导处主任,对东莼同志在干校的工作较了解,现就此方面作如下几点忆述。一、广西邀杨主持建设干校的经过1938年秋,武汉沦陷,长沙相继撤退,文化界有许多同志转移到桂林。那年冬天,东莼同志也由长沙转到桂林。当时,国内团结抗战的形势还比较好。广西地方当局感到对县以下     

关于桂林文化城的一段回忆

桂林山水甲天下,在我国历史上一向就很有名。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一段。那时桂林曾一度成为当时西南一带的革命文化中心,军事、政治重镇。桂林之所以会一度取得这样重要的地位,有它的主客观原因。客观方面,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国民党政府迁移到重庆,因此同广东、江西、浙江、福建、江苏、安徽、上海一带的联系,都要通过桂林,甚至经香港等地与国外的联系,也以走广西这一路比较近便。其次,当时国民党内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坚持抗战和支持抗日民族     

论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桂林文化城是指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之后至1944年11月桂林沦陷之前这一历史时期的事情。它的全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的,从上海、北平特别是广州、武汉陷落之后,许多的文人学者纷纷云集桂林,于是桂林便成了当时国统区的文化中心。皖南事变是一个转折,由于桂系参与皖南事变,一大批文人志士被迫离开桂林去香港或海外,桂林的抗日文化活动便转入了低落时期。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     

抗战时期欧阳予倩在桂林的戏剧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杰出的戏曲艺术家、著名的戏剧教育家和剧作家欧阳予倩,曾两次来到桂林,从事抗日戏剧活动。第一次是1938年5月,他应留日老同学、广西大学校     

回忆桂林《青年生活》

1938年10月间武汉沦陷,当时体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机关——国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第三厅,经长沙向大后方桂林、重庆撤退。我在第三厅宣传处工作,长沙大火后,于1939年春到达桂林。桂林虽经日机轰炸过,但还不是日寇直接进攻目标,因此,呈现出一派战时畸形繁荣景象。由上海及武汉向西南后方撤退的许多机关、学校、团体、企事业单位在这里留下,以确     

桂剧改革实绩的一次检阅——桂剧在“西南剧展”中

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举行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是抗日时期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一次大检阅,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日文艺运动中的一个巨大胜利。西南剧展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从抗日战争初期开始至1944年,经过七年艰苦改革的桂剧,以崭新的姿态参加了西南剧展这戏剧运动的空前盛会,展示了在改革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兄弟剧种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为抗日戏剧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在桂剧史上也是前所没有的。参加西南剧展的桂剧团体有:广西戏剧改进会的桂剧实验剧团、启明科班和桂剧学校。这三个团体演出的,有新编的剧目《木兰从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香港逃出虎口1941年秋我征得白崇禧及黄旭初同意,到香港去补习英文,准备去美国留学。白要香港广西银行送我旅费1000元,黄则要该行每月给我生活费300元。我到香港后,最初住在广西银行宿舍,后来为了学习英语,移居九龙塘一位英国妇女开设的家庭旅舍,(BOARDING HOUSE)里,每个月付出租金连伙食费250港元。但刚住上一个多月,就遇日寇袭击珍珠港,同时进攻香港。12月8日清晨,日     

桂剧的源流与形成——与胡仲实同志商榷

胡仲实同志的《桂剧源流考》(见本刊1980年第三期,以下简称《源流》)认为,“桂剧之萌芽,当在嘉靖前后,发韧于弋阳腔之‘错(杂)用乡语’,是距今约四百余年的事。”关于桂剧的产生、演变及其发展的历史,从四十年代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各抒己见,众说纷纭。本文对桂剧的源流与形成,也发表一些管见,以就教于胡仲实同志和对桂剧历史有研究的行家们。关于广西有戏之始桂剧是广西的主要地方剧种,但不能说广西自有戏剧活动,就产生了桂剧。《源流》认为戏曲传入广西和桂林有戏之始,“当系明代洪武年间,或稍晚一点,但也不会迟于永乐以后。最早的戏班应是靖江王府内的宫廷乐伎”。其理由是:据《明书》,洪武三年,朱守谦为靖江王,国桂林,“赐冠禄如郡王,官属如亲王”。明代亲王府的官属,有“典乐”一人,负责管理王府乐队。因此,就认为这支乐队“除演奏雅乐,以备礼仪外,还兼演奏俗乐,这俗乐中就包括有戏曲。”他又据李开先《小山乐府序》:“洪武初,亲王之国,     

抗日时期周钢鸣在文艺理论上的建树

周钢鸣同志于1909年出生在我国南方边远山区广西罗城县.青少年时生活在一个封闭落后的山村里,很少呼吸到新的文化气息.年青的周钢鸣于闭塞的山区生活,渴望了解山外的世界,在时代风云召唤下,15岁便投身革命,参加北伐战争.后来到了上海,于1933年2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两年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文艺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救亡日报》社于1938年10月,迁来桂林.曾先后任《救亡日报》记者兼采访主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指导员以及我地下党外省支部书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人间世》杂志主编.他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始终紧握手中的笔,以笔作刀枪,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都是在桂林度过的,期间只在皖南事变后短期离开过.他除撰写新闻报道、文艺作品之外,还结合当时的文艺运动写下大量的文艺理论(含文艺评论),当时曾结集出版过《论文艺创作》一书.他的这些文艺论著大多数写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与《讲话》的     

《桂林文化城大全·文学卷·小说分卷一》评介

列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八五计划重点图书之一的大型系列丛书《桂林文化城大全》的第一辑-文学卷·小说分卷一(下称“卷一”),出版了。这是一部资料翔实、研究深入、印制精良的图书,为整理、研究、出版在抗日战争史上有着光辉一页的“桂林文化城”史料做了一件大好事。 1938年10月至1944年秋,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作为战略后方,又加之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政治环境,作为当时广西省会的桂林的地位一下变得突出起来,一时大批进步文化人云集桂林(据不完全的统计,这期间在桂林逗留和居住过的文化人有1000多人,解放后活跃     

关露在“孤岛”

1937年11月以后,上海“孤岛”内的政治斗争十分复杂。文艺界在地下党领导下,既要和国民党作斗争,又要和汉奸作斗争,环境是很艰苦的。这个时候,上海的文艺工作者,凡是在抗战初期比较出头露面的,不得不撤离上海,到香港,或到大后方,如重庆、桂林、成都、昆明等地,一部分则到了西北解放区和新四军中。留在上海的,是一些原     

关于《香港的受难》画展

我是1942年2月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到达桂林的。同行的有夏衍、金仲华、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十六人。他们都先后去了重庆,我留在桂林,进了欧阳予倩为馆长的广西省艺术馆当研究员。当时从香港撤退到桂林的文化人很多,记得新波和特伟比我先到桂林。而叶浅予,戴爱莲在后,但叶浅予不久就去了重庆。所以在我们发起搞画展时,他没有参加。经过紧张筹备之后,《香港的受难》画展,于1942年12月在桂林举行。参加者有盛此君、新波、杨秋人、温涛、郁风、特伟等六人。《广西日报》还为此画展发表了孟超、华嘉、韩北屏写的评价文章和开幕消息。接着又于1943年在重庆举行,并增     

关于“五四”时期的话剧运动

“五四”时期的话剧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一样,也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姿态出现的。“五四”时期的话剧运动,与当时的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于中国新旧势力激烈斗争的时代,以暴露满清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宣传革命运动,唤醒民众为其光荣的战斗任务。当时,革命领袖孙中山和进步思想家严复等,都极为重视革命戏剧运动的兴起。在“五四”运动之前,话剧运动已蓬勃发展。当时留学日本的旅日演剧团体“春柳社”,把根据美国斯陀夫人的小说《叔叔的小屋》改编的七幕剧《黑奴吁天录》等剧带到了中国,由于这个戏充满了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感,在上海等地演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种前所未见的话剧演出形式,很快为群众     

简评《桂林抗战文艺辞典》

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桂林抗战文艺辞典》(以下简称《辞典》),收入桂林抗战时期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人物、作品、论著、报刊、社团、文艺活动的条目1900多条,全书65万字,是研究抗战文艺不可缺少的工具书。早在1980年,广西社会科学院就组织了一批研究人员收集整理桂林抗战文艺资料,先后出版了《桂林文化城纪事》、《桂林文化城概况》、《文艺期刊索引》、《西南剧展》、《欧阳予倩与桂剧改革》等研究资料专集,为编撰《辞典》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可见,《辞典》是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     

桂剧源流考

桂剧是广西的一个古老的地方剧种。解放前,它以桂林为中心,广泛地流传于桂北和桂东各县。清代初年,桂剧曾两度进入云南,在昆明设立有“桂花馆”,滇省群众称之为“桂班戏”。同一时期,还沿西江东下,以“独秀班”的名义,在广州演出。清代末年,它与湖南的祁阳戏拥有共同的观众,桂剧艺人的足迹,遍及湘西各县。民国初年,桂剧曾多次进入贵州和广东的潮汕地区,并一度传播于江西的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历史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曾有“文化城”之称,指的是1938年到1944年秋桂林疏散这一段历史时期,桂林成为了战时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此外还有一个中心就是重庆。由于重庆是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思想控制比较厉害,政治空气在某些方面还不如桂林宽松,因此,桂林文化城的文化活动也开展得比较蓬勃,各项文化活动都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占有着一定的历史地位。由于桂林文化城的历史地位,当年的文化工作者就有过评价。认为“在抗战期间,     

秦牧散文的思想火花——《秦牧的足印和笔迹》第五章

秦牧从一九三八年的春天从香港回到烽烟匝地的祖国,从事抗日的文化宣传活动,开始了他执笔为文的战斗生活,四十年来他写下了小说、戏剧、大量的杂文和散文,成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和欢迎的一位作家。他的创作历程,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伟大的历史时期。今天从他的全部作品来看,无论当他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或是以后,他的创作活动,始终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为这伟大的斗争擂鼓呐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一九四九年八月进入解放区前,也就是秦牧三十岁以前,在粤北、在桂林、在重庆、在香港,他已经写下了大量的作品。秦牧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尽管他自己并不承认,他风趣地说:“居然还有人把我当做‘多     

桂林文化城思忆

八年抗战,我至少有五年多的时间在广西工作,其中又以在桂林的时间最长,经历了桂林文化城前后各个时期,直至沦陷前夕才最后撤离广西。当时我在桂林《救亡日报》工作,以后又一直参加“桂林文协”活动,现在虽已相隔四十余年,不少往事记忆犹新,老战友的音容也难以忘却,而他们有不少已早逝了。广西为了搜集“桂林文化城”的史料,多次来人来函促写回忆文章,盛情难却,至今才写了一些断简零篇,都是个人经历而已,而且记忆不尽准确,必有不少记误,还请知者校正。桂林: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两年间我是1938年冬从江西的南浔前线下来,几经周折才辗转来到桂林的。这时候,小小的桂林突然臃肿起来,挤满了从武汉和广州来的各种各样的人,好象犯了消化不良的顽疾,市面一片战乱景象。广州《救亡日报》虽已撤来桂但仍未复刊,我寄居在丽泽门外老同学的家     

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茅盾先后五次到香港:第一次(1937年12月底——1938年元月初),茅盾从上海取道香港,经广州到长沙。第二次(1938年2月底——1938年12月29日)茅盾在香港主编《文艺阵地》。第三次(1941年8月中下旬——1942年1月9日)茅盾在香港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的炮火。第四次(1946年4月13日——5月下旬),茅盾在香港为和平民主建国而大声疾呼。第五次(1948年1月——1948年12月)茅盾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在香港迎接新中国的曙光。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是他整个文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研究、总结。     

冲破禁区 别开生面——颂话剧《于无声处》

读了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十月演出本,也就联想到鲁迅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写的诗句:“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声处》的作者,继承与发扬了话剧艺术的光荣传统,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把一九七六年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于无声处》不仅在舞台上说出了人民群众想说但没有说出来的话;而且把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四五”革命群众运动,从侧面描绘出来了。它犹如出鞘的利剑,伸张了革命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