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园开展废品回收创业的调查与分析——以白城师范学院为例

本文分析了大学校园开展废品回收创业的重要意义;运用问卷调查方法,对大学生进行大学校园开展废品回收的相关调查,并得出结论、提出对策.     

北京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透视

北京市统计局城调队于今年对本市500户各种不同类型的居民家庭进行了金融资产现状、储蓄心态、投资意向问卷调查,采取不记名邮寄方式回收,共收回有效问卷455份,回收率达91％。 500户样本量调查结果表明:本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增长幅度大,储蓄动机成熟,储蓄心态基本平稳,投资意向选择趋向多样化,居民的金融投资升值意识逐步增强。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逆向物流集成优化分析

本文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及技术经济学,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构造以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逆向物流集成模式。对传统废品回收模式的特点进行分析,建立社会福利比较优势模型,得到不同回收模式社会福利函数,根据比较优势模型的分析结果,构造由生产商负责回收环节、第三方物流企业负责物流环节和专业废品企业负责加工环节的逆向物流集成模式并得到其社会福利函数。     

资本市场错误定价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

利用2007-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股价高估带来的业绩压力视角研究了资本市场错误定价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股价高估显著增加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错误定价通过迎合途径和融资约束途径作用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当投资者更加短视、金融收益率与经营收益率差距更大时，管理者出于迎合增加金融资产。同时，股价高估通过增加股权融资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为企业投资金融资产提供了资金支持。在投资者有限关注程度更高、管理者更加短视以及股市处于熊市阶段的组，错误定价对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     

家庭金融资产管理:国外经验与我国对策

家庭金融资产管理是家庭理财的核心部分,包括现金流管理、信贷管理、储蓄和投资管理等.进行有效的金融资产管理不仅能提升家庭经济状况,还能促进全社会的福利改进.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经验,提高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的效率,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     

金融危机与人力资源管理

<正>随着秋深霜重,源于美国的金融风暴正向我国蔓延,出口外向型企业首当其冲提前入冬,金融、房地产、航空、石化、电力等紧随其后。经济萎靡导致消费不振,令第三产业也寒气逼人,甚至连废品回收业也一落千丈。     

现代金融投资理论的发展和现实意义

金融投资理论的内容是如何配置和选择金融资产,如何衡量金融资产的风险和收益。内容包含三个主要部分:有效率市场假说,资本均衡理论和现代公司金融理论。     

二孩生育行为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为背景,在Probit和Tobit回归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实证探究二孩生育行为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生育二孩能够显著促进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可知,二孩生育行为对城乡家庭、高低房产约束家庭以及有无老年人口抚养负担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效应不尽相同;进一步细分二孩家庭微观特征发现,房产约束高、有男孩的二孩家庭会降低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倾向。最后,验证了人力资本和家庭储蓄是二孩生育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机制。     

营商环境与企业“脱实向虚”

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背景下的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营商环境越好,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水平越低;基于“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进一步证实营商环境的改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持有水平。机制检验发现,这一效应的产生是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提高实体投资效益两条路径实现的。拓展性研究发现,营商环境改善在降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同时,提高了企业对研发的投资;这些效应在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上述结果表明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激励企业“脱虚向实”,这在政策层面意味着改善营商环境可能是解决经济“脱实向虚”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纾困发展两大问题的一剂良药。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搬迁农户选择了什么样的生计恢复策略。基于在陕西省安康市所进行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自然资本有着负向的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生计多样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     

金融投资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

随着金融资产在居民家庭资产结构中的地位上升,金融投资活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日趋显著,这种主观幸福感可以用生活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来刻画。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表明,家庭金融投资规模对居民生活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都会产生负向影响;家庭金融投资绝对收益对居民生活满意程度存在正向影响,而家庭金融投资相对收益则对居民未来信心程度存在负向影响。这些情形可能源自于金融投资市场在市场机制、公平程度、投资者教育等方面的欠缺,需要管理者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幸福感损失。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模式研究

当前,生活垃圾污染已成为困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一些农村地区推行的“户存放、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垃圾集中处理模式,在实施过程中造成了垃圾处理的高成本与低效率。而采用垃圾分类处理模式,可以将大部分农村生活垃圾就地处理并充分回收利用,实现垃圾的减量与无害处理。目前这一模式已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成功运用,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和可观的生态价值。     

金融包容的需求侧与供给侧探析——基于CHFS项目28 143户家庭的实地调查数据

主流银行包容存在需求不足、潜在需求、供给排斥、供求错配及供求平衡状态。与传统的“金融包容指数越高则越优”的理解不同,需求层面包容指数的最优未必等同于供给层面的包容最优;供给不足也并非金融排斥的唯一原因。要从需求侧、供给侧入手剖析包容的表现与诱因,寻求供求匹配解;金融包容相同的诱因其作用强度、方式不尽相同,细化的个性分析可揭示各个要素对不同种类金融包容的边际作用;微观与宏观视角的金融包容不同,普惠金融不等于全民金融;金融包容需要将“大数据”与“厚数据”相结合,家庭金融视角将与国别视角、区域视角一起构成金融包容的重要维度。对家庭金融包容需求侧与供给侧的探析,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金融地理学的内涵和外延。     

家庭资产选择、地区经济特征与居民消费水平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总需求明显不足,国内消费持续不振,居民消费亟待提升。基于生命周期假说,从理论上分析了家庭资产选择与居民消费的动态决策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6年CFPS的居民家庭数据并匹配同年度地区层面的宏观数据,构建分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资产选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考察了地区经济特征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都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现阶段住房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金融资产,可支配收入仍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2)由地区层面因素造成的居民消费差异占整体消费差异的17.4%,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均对家庭资产的消费拉动效应产生了正向调节。其中,对金融资产的调节作用更明显,对住房资产的调节不明显。(3)在主要省份中,广东省家庭资产的消费促进效应最大,贵州省、甘肃省最小;与农村家庭相比,中国城镇家庭资产对消费的拉动更明显;财务回答人年龄处于36~50岁之间的家庭,家庭资产的消费拉动效果更大。研究结论表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积极推动地区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现阶段提升中国居民消费的关键。     

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分析

在回顾与整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现状,发现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不足。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回归分析,从微观视角分析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建议,为促进家庭金融资产合理配置提供参考。     

陕西泾阳、洛川县农户资金借贷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陕西洛川县和泾阳县219个农户借贷行为的问卷调查,以及渭北地区＂公司＋农户＂产业化组织模式中的农户融资状况的实地考察,发现陕西典型农业区域的农户借贷需求强烈,借贷资金更多地投资于资金量较大的家庭消费项目、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农户所需的借贷资金供给主要来自民间借贷,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及合作金融机构不能满足农户的借贷资金需求。针对农户资金借贷需求和供给状况以及其中的问题和成因,为促进陕西典型农业区域农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政府必须以完善农村信贷机制为主,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和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切实发挥政策性农业银行、商业银行的政策导向效应,强化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功能,规范民间信贷等非正规金融活动行为。     

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

改革开放近40年,家庭收入水平逐年增加,然而家庭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京津冀地区金融普惠家庭比非金融普惠家庭的收入差距高出全国21.531元,家庭收入差距问题更为突出,严重影响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和家庭幸福感,探求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5年CHFS京津冀样本数据,在社区层面估计发现,京津冀社区金融普惠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42%.在北京和天津地区,社区金融普惠对家庭收入差距没有显著的影响,在河北地区,社区金融普惠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37%.进一步发现,京津冀金融普惠对各分位点家庭收入的影响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而呈递减趋势,这是金融普惠降低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的内在原因.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在京津冀地区,普及金融普惠能够缩小家庭收入差距,增强家庭金融发展协调性,增进家庭福祉,促进京津冀共同繁荣.     

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淅川县为例

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农户的积极参与。通过对河南省淅川县15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在统计描述基础上用logistic方法研究了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纯收入以及家庭目前在学人数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正的显著影响,户主健康状况、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负的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