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

夏王朝晚期 ,夏与商族、东夷等东方诸部族关系恶化 ,导致商族与东夷诸部族被迫联合反夏。为了促成和加强商族与东夷的联合 ,商汤采取一系列措施 ,其中包括与东夷联姻、施与恩惠等。从文献材料推知 ,夏代末年商夷联盟已经形成。商族与东夷诸部族曾多次举行会盟活动 ,其中以“景毫之会”和“泰卷之会”最为重要。参加商夷联盟的东夷“诸侯”当较多 ,主要有有施、有仍、有缗、有莘、薛、卞等 ,其中来自有莘、薛的伊尹、仲虺在联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商夷联盟的主要活动包括离间夏王朝、消灭与商夷联盟为敌的夏方国、伐桀灭夏等。商代早期 ,商、夷关系仍然融洽 ,商夷联盟得以延续。仲丁之后 ,商、夷之间军事冲突不断 ,商夷联盟终结。考古材料为夏末早商存在商夷联盟的立论提供了佐证。豫东、郑州、偃师等地发掘表明 ,属于商族的下七垣文化与属于东夷的岳石文化 ,在夏末商初有共存和文化混合现象 ,说明此阶段商、夷关系融洽。商代早期 ,在商人国势强大的前提下 ,商文化范围存在着北、西、南扩展而惟独东方收缩或滞展的现象 ,这正是商、夷之间延续同盟关系的具体反映。但至白家庄期 ,商文化却东向大扩展 ,整个鲁西地区皆纳入商文化之分布范围 ,这种文化上的取代应与商、夷关系恶化及商夷联盟终结有直接关系。     

说“夷”

说“夷”张富祥齐文化是上古东夷文化的嫡裔。夏商时代所称的“九夷”（“九”实为众多的意思），基本上是指当时泰沂山区及其以东地区的夷人部落或小方国，他们的散居地可说全部在今日所称的齐文化区。“夷”为族称亦起于齐地，古籍率称“东夷”，但对这一称呼的来源及其...     

早商晚段至殷墟时期商人与东夷的文化融合

商人与东夷间的文化融合是随着早商晚段以降,商夷联盟被双方间的战争打破,进而导致商人势力的东渐而实现的.商夷文化融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夷人商化.同时,这种文化的融合还只是呈点状分布.在据点之外的海岱广大地区,东夷文化势力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东夷的崛起及其三次大迁徙述评

近三十年来,随着黄河中下游许多地区的古文化遗存被发现,特别是山东泰安大汶口新石器遗存的发掘,古籍常提到的东夷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朱芳圃先生在《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古代)人、夷同字。卜辞之人方即东夷。金文夷字亦作人”。又《尚书》称丹汉之苗蛮为“蛮夷”。可见,东夷实指东方人之意,“夷”字在古代并非贬义之词。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主张“东夷包括淮夷在内的九夷”,“从黄河下游到江淮流域是东夷活动的地方”。具体的说东夷包括畎、于、方、黄、白、赤、玄、风、阳     

论青岛古代文化

至少在夏朝时期,青岛地区主要是莱夷人居住,属东夷人之一部,为古介国,分别与莒、莱二国接界,后终属齐国。据此,先秦时期青岛文化分别带有东夷文化、齐文化的双重特征,从而表现出仁智、勇武和创造,多神信仰,务实、功利、开放、兼收并蓄以及浪漫、舒缓的文化特点。秦汉以降,青岛地区儒、道文化繁兴,影响深巨。     

夷夏观视域下“服事”思想之流变

中国古代的夷夏观念随着华夏族群的逐渐形成而不断强化,夷夏两大族群在文化上的巨大差距通过"夷夏之辨"思想得到了集中体现。文化领先的华夏族群试图改变中原区域夷夏杂居的地理格局,重构一种理想化的夷夏秩序,"服事"理论就是这种政治理想的派生成果。"服事"理论强调文化和职责差异,欲重构夷夏分布格局,有强烈的服务现实倾向。但这一理论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所突破,夷夏之间的战争摧毁了理想化的"服事"格局。春秋以后,"服事"理论逐渐丧失其现实意义,转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探索。     

夷齐之“廉”探源

夷齐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廉"是夷齐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后世影响深远。先秦典籍中关于夷齐"廉"的有关论述主要在《孟子》、《战国策》和《吕氏春秋》中,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伯夷之廉既指其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也指其谦让不取的高风亮节和笃道守节的自律精神。     

少皋氏和皋陶、伯益的名称与地望

东夷是中国古代分布于东方广大地区的部落人群,由于居住条件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图腾崇拜的不同,大致分成人方、虎方和鸟方(因鸟夷人数众多,又分成许多方,这里统称为鸟方),亦即人夷、虎夷和鸟夷。其中尤以鸟夷最为重     

祝融、蚩尤、三苗种族概念关系发微

祝融、蚩尤、三苟为三个意义部分重合的兼容性种族概念:"祝融"为该部落集团及其首领最早称谓,"祝融"别称"蚩尤"则为祝融八姓支族东迁后与土著蚩尤部落融合形成的新东夷部族集团以后称谓,"三苗"为"祝融"与"蚩尤"融合形成的新东夷部族集团支族南迁后别称.     

我院成立东夷文化研究室

东夷文化是古代山东土著居民东夷人辛勤劳动创造的土著文化,它与中原文化不同,独具特色,又与中原文化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源流.到殷商时期,中原文化吸收了东夷文化发达起来,反转来给东夷文化以巨大影响.到汉代东夷文化逐渐融合于汉文化的分支齐鲁文化之中.东夷氏族鼎盛时足迹遍及辽东半岛、苏北、淮北、陕西、河南、山东半岛广大地区,在其被融合的过程中,胶东是这一种独具特色的土著文化的最后根据地.     

东北亚古族历史的开篇之作——析陈寿的《三国志·东夷传》

1　　《三国志·东夷传》的原题为《三国志·魏书·　乌丸鲜卑东夷传》 ,虽然表面为乌丸、鲜卑以及东夷诸族的合传 ,但是在写作时却明显地分出了《乌丸鲜卑传》和《东夷传》 ,无论是内容还是体系 ,都有其独立之特点。因此 ,我们单称《三国志·东夷传》还是很合适的。其实 ,《东夷传》亦是合传 ,故而我们在叙述问题时有时再称《夫馀传》、《高句丽传》等。所谓东夷 ,也称九夷 ,是我国古代华夏族对东方诸族的泛称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其具体所指并不相同。据古本《竹书纪年》载 ,与夏朝发生关系的九夷有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     

豫东地区睢县夷商文化初探

豫东睢县历史悠久,其得名源于睢水,睢水之名则与以鸟为图腾的夷商族群有关。睢县所在的豫东地区地处夷夏之间,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在此交汇,后来又成为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先商文化、二里岗等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尽管在原史时代考古文化多元,但在商代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东夷构成了豫东地区的主要族群。从地理分布看,二里头文化的东界局限在豫东地区西部,在先商族群来到豫东以后,岳石文化与先商文化构成豫东地区主要考古学文化,岳石文化与先商文化在豫东交错分布,直到二里岗文化期豫东的文化面貌才为之一变,睢县作为商丘市辖县,其文化面貌体现了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特色。     

从“夷夏”到“中华”：“中华民族”观念形成时期的思想转化

晚清的"夷夏之辨"被认为是某种民族主义,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的产物,这有其历史原因。在戊戌变法前后,"夷夏之辨"的内涵在守旧派和革命派之间发生分化,守旧派以"防夷变夏"为目标,守护的是名教和皇权,革命派则以民族革命为导向。1900年后,种族论和民族主义先后主导思想舆论,"夷夏之辨"因缺乏革命学理而被舍弃。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中华"取代"夷夏"成为中国人的身份符号,尽管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派对"中华"内涵的理解有差异,但经过1905-1907年间的民族主义争论,"中华"内涵渐趋一致,成为不同派别共同的话语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成为构建"中国"的主体表达。     

夏朝夷夏关系新说

1933年,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一文,提出夏商周三代在政治地理上表现为夷夏东西对立两个系统的观点,在学术界有着长期而广泛的影响。但细考史实,夏代无论是夷与夏的冲突与对立,还是东夷对夏王朝天下共主地位的认同和臣服,都是一个统一贵族国家内部发生的事。因此,夏朝的夷夏关系单用东西对立是不能完全概括的,所谓夏朝统治包括夷人区域也只有从夏朝国家结构层面来理解,才能真正认清历史的本相。     

鸟图腾的滥觞——兼谈东夷文化

商周以前,燕山南北及辽东半岛、黑龙江流域,山东半岛和淮河流域,分布着众多侯国或部族,他们大都以鸟为图腾,历史上称他们为“东夷”。 关于东夷族的起源,自古迄今,莫衷一是,或言起源于山东半岛而北渐入东北;①或言源于东北而南迁于胶东及江淮②。秦统一六国以后,中原夷人逐渐融汇于华夏族之中,而东北地区亦为游牧民族所占据。故司马迁与班固皆未为其立传,至范晔编订《后汉书》始有东夷传。传世之先秦典籍,关于东夷的记载,大都语焉不详,仅据典籍实难考证其源起、流布及变异,给现在的东夷文化研究带来诸多不便,但有一点较为明确,     

清前期中央王朝云南治理变革及其对边疆社会发展的影响

清军入滇后,吴三桂镇滇专权,督抚体制名存实亡。是时,云南"夷风未变、土官相仍",土地高度集中。历经康熙朝"撤藩"和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云南省级和大部分地方政权被纳入清廷直接统治。除此之外,清廷还在云南大力推行土地、赋役制度改革和儒学教育等,其实质是用"以汉化夷"取代"以夷制夷"。通过一系列变革,云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内地化"程度大大加深,清廷真正有效掌握了云南的行政权、经济权与文化权。与此同时,"云南人"也逐渐摆脱数千年"夷人""蛮夷""夷倮"的角色和称谓,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中。     

魏晋时期的"氐傁"与"叟"辨析

"氐傁"与"叟"均是出于《华阳国志》中的人群称谓,前者仅见于《华阳国志》,后者则同时见于《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目前学术界有关"叟"的认识与讨论常将其与"氐傁"等同和混淆。对史籍记载的考证分析可以看出,"氐傁"与"叟"不但分布区域不同,且族系类别亦截然有异,"氐傁"即"氐","叟"则属"夷"或"夷种"。     

齐国经略东方浅论

齐国经略东方浅论张明东宁光庆太公、周公之分封于齐、鲁，绝非偶然，这是周王室稳定东方的重大举措。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前车之鉴，使周人对东方不敢掉以轻心。所谓东方，概指今山东东部、东南及淮海一带，是东夷、淮夷之集聚地。齐、鲁两国地处夷周前线，就面对东方的问...     

试论先秦时期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关系

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先秦时期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关系。从狭义的华夏文化(中原文化)来看,东夷族曾创造出比中原华夏文化先进的史前文化,并积极影响着中原文化的形成;商朝以后,中原文化在吸收了东夷文化以及其它文化发达起来以后,开始反转过来给东夷文化以巨大的影响;西周时期,东夷人的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逐渐被融合到齐鲁文化中去。从广义的华夏文化来看,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并列,属于组成华夏文化的一个子文化。     

东夷海洋文化及其走向

由于深受海洋的影响 ,东夷文化具有着厚重的海洋文化性质。首先 ,东夷人靠海用海 ,从海洋中获取物质生活来源 ,不仅大量食用 ,而且将贝等海物作为装饰品、货币以及铲、锄等工具。其次 ,东夷人的航海活动开拓了东北亚海上交往越渤海 ,抵辽东、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传统航线。同时 ,靠海用海和屡涉风涛 ,东夷人产生了人面鸟身的海神信仰和鸟与太阳通体崇拜的信仰习俗。然而 ,海洋文化发达的东夷部族与创造了南方海洋文化的百越部族相比 ,更早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随着秦始皇灭六国而一统天下 ,东夷海洋文化便在大陆型主体文化的笼罩和辐射之下 ,开始居于从属与边缘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