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方法新探

伦理学出路何在?要不要通过方法的更新而打破这一古老学科的沉闷现状?这确实是伦理学工作者为之困扰的问题。其他学科大胆探索的实践说明新方法论是不可多得的突破口,但是,伦理学却徘徊于外。一些幼稚但却可贵的尝试,往往被非之为“赶时髦”、“套用”而受到冷遇。因此,研究和引进伦理学新方法,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本文试图在对伦理学问题的剖析中,动态地论述伦理学方法论问题,使之在振兴伦理学这一古老学科中,显示其功能和作用。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美学观点

苏联的哲学评论文献曾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逻辑认识论方面做过很多分析和研究,但他的学说中的伦理学和美学方面却很少为人所知。对这些方面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这位思想家的方法论实践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更清楚地说明新实证主义的社会意义。美学能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艺术的使命是什么?美的概念的含义是什么?能不能制定一条对大家都是重要的艺术标准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它的职能范围究竟有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辗转变迁──西方文论两千五百年鸟瞰

如果从毕达哥拉斯算起,西方文论已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了。如何看待文论自身的 发展,这是与如何认识文艺理论直接相关的问题。研讨的角度、观点尽管很多,但我觉得,最关键的两点在于:如何正确看待文艺理论自身的存在形态,以及用什么方式去对待文艺理论。这两方面意义归结为一个突     

“实事求是”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优良传统——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在我国社会学建设的过程中,许多同志都强调了要继承和发扬我党社会研究的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优良传统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它对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问题还需要有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我们认为,这个核心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邓小平文选》第64页)实事求是,不但是一种态度,而且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它是我们进行各项工作所必须坚持和发扬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研究社会学所必须坚持和发扬的优良传统。     

关于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特征

一、确定社会主义法基本特征的方法论原则 要对一个问题进行准确而有成效的研究,重要一点是要首先确定好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指研究的基本着眼点和应遵循的原则,并非指每一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原则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和表述的方式自然也就会有很大的不同。目前,我国法学界对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特征的概括和表述多种多样,究其原因我看首先是在于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方面不统一。我感到在研究此问题的方法论原则上,主要应该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作为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特征主要应当和什么事物相比较? 这是研究社会主义法…     

方法的异化与贫困

方法论问题永远制约着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今天,当新的语境中我们重新提起“方法论热”时,不约而同感到了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大约20年前也就是1985年前后,随着西方文化思想、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等的大批量东渐,种种名目繁多的西方方法论思想,诸如精神分析、语义分析、原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存在主义、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文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耗散”理论等等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接,我们确实感到了相关学术思想与思维的莫大开拓与提升,我们的学术之思无疑得到了丰富、锤炼与转换。可以说,那是一场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方法论的解放运动,其重要意义与价值不容忽视与低估。然而,任何思想与思维的解放都可能伴随着新的禁锢。某种意义上讲,解放即禁锢。关键在于,人们对这种解放抱何种人文态度。当今日重新回首“往事”,难道我们不认为西方方法论的引进、传播与接受,不是一场发生在文学、美学领域的“戴着镣铐的舞蹈”?尽管20年间,一代中国学人在这一领域的译介、阐释与运用硕果累累,令人振奋,不过,当必须再度举步向前之时,我们对方法论的“现状”之不大满意,是理所当然的。在文化思维意义上,任何“先进”、“有效”的方法论,都是有局限的。在崇拜心态里,便目迷五色,心智遮蔽,不知其各自真正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便可能举步维艰。这里,不仅存在着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主体人格因素的关系,更应该关注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问题意识、学术创新之关系。因为这意味着对“方法论的异化”的理性认知,所以刘士林教授提出应针对工具有一个“批判武器的批判”的过程。杨乃乔教授就比较文学国际化问题强调了学科意识的必然性,也是从方法论上提供了思考的维度。     

比较文学:一种无可回避的国际学术研究现象

方法论问题永远制约着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今天,当新的语境中我们重新提起“方法论热”时,不约而同感到了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大约20年前也就是1985年前后,随着西方文化思想、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等的大批量东渐,种种名目繁多的西方方法论思想,诸如精神分析、语义分析、原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存在主义、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文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耗散”理论等等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接,我们确实感到了相关学术思想与思维的莫大开拓与提升,我们的学术之思无疑得到了丰富、锤炼与转换。可以说,那是一场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方法论的解放运动,其重要意义与价值不容忽视与低估。然而,任何思想与思维的解放都可能伴随着新的禁锢。某种意义上讲,解放即禁锢。关键在于,人们对这种解放抱何种人文态度。当今日重新回首“往事”,难道我们不认为西方方法论的引进、传播与接受,不是一场发生在文学、美学领域的“戴着镣铐的舞蹈”?尽管20年间,一代中国学人在这一领域的译介、阐释与运用硕果累累,令人振奋,不过,当必须再度举步向前之时,我们对方法论的“现状”之不大满意,是理所当然的。在文化思维意义上,任何“先进”、“有效”的方法论,都是有局限的。在崇拜心态里,便目迷五色,心智遮蔽,不知其各自真正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便可能举步维艰。这里,不仅存在着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主体人格因素的关系,更应该关注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问题意识、学术创新之关系。因为这意味着对“方法论的异化”的理性认知,所以刘士林教授提出应针对工具有一个“批判武器的批判”的过程。杨乃乔教授就比较文学国际化问题强调了学科意识的必然性,也是从方法论上提供了思考的维度。     

邓小平文艺理论的主要特征

邓小平文艺理论是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出现的新情况，作出的新回答和理论概括，是适应新的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因此，邓小平文艺理论既和马克思主...     

方法,究竟有什么问题

方法论问题永远制约着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今天,当新的语境中我们重新提起“方法论热”时,不约而同感到了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大约20年前也就是1985年前后,随着西方文化思想、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等的大批量东渐,种种名目繁多的西方方法论思想,诸如精神分析、语义分析、原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存在主义、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文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耗散”理论等等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接,我们确实感到了相关学术思想与思维的莫大开拓与提升,我们的学术之思无疑得到了丰富、锤炼与转换。可以说,那是一场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方法论的解放运动,其重要意义与价值不容忽视与低估。然而,任何思想与思维的解放都可能伴随着新的禁锢。某种意义上讲,解放即禁锢。关键在于,人们对这种解放抱何种人文态度。当今日重新回首“往事”,难道我们不认为西方方法论的引进、传播与接受,不是一场发生在文学、美学领域的“戴着镣铐的舞蹈”?尽管20年间,一代中国学人在这一领域的译介、阐释与运用硕果累累,令人振奋,不过,当必须再度举步向前之时,我们对方法论的“现状”之不大满意,是理所当然的。在文化思维意义上,任何“先进”、“有效”的方法论,都是有局限的。在崇拜心态里,便目迷五色,心智遮蔽,不知其各自真正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便可能举步维艰。这里,不仅存在着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主体人格因素的关系,更应该关注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问题意识、学术创新之关系。因为这意味着对“方法论的异化”的理性认知,所以刘士林教授提出应针对工具有一个“批判武器的批判”的过程。杨乃乔教授就比较文学国际化问题强调了学科意识的必然性,也是从方法论上提供了思考的维度。     

关于幸福观

幸福这一观念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在美国最重要的政治文献中都占有显著地位,例如参加竞选的人往往会问选民是否感到幸福。那么,究竟什么是幸福?它是指一种感觉,一种状况,一种意向,还是一种态度?在道德和幸福之间是否存在什么联系?幸福观也是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中心论题。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也都会涉及这一课题。当代的许多哲学问题都来源于历史上伟大哲学家的理论,因此当前有关幸福观的讨论往往涉及过去的定义。几乎所有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都对幸福的本质作过解释。     

文艺评论要从另一种‘凡是’中解放出来

三年前全国规模的真理标准讨论以来,在文艺评论中用“凡是”态度对待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论述的现象越来越少了。这标志着我们的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正跨入一个新阶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仍然存在着另一种类似“凡是”的做法——对鲁迅、高尔基的话搞“句句是真理”:有那么一些文章,不分场     

博兰德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批判的方法论剖析

博兰德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系统批判有相当见地。但使用无限回归方法就不难发现,由于割裂了理论与真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而陷入纯粹逻辑学分析的封闭系统方法陷阱中,博兰德对新古典经济学隐性方法论和显性方法论的批判只能是形而上学的、不彻底的。他的改进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也无法使新古典经济学变成一门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只是众多经济学支流中的一支。中国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及经济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础之上。     

苏联哲学界关于信息概念的争论

信息是现代科学中一个重要的新概念。信息与能源、材料并列而成为今天科学技术的三大支柱之一。但在目前,对于信息这一概念,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对它还有着许多不同的理解,还是哲学中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如:什么是信息?信息的本质是什么?信息是一个哲学概念,还是部门科学概念?信息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信息与反映及意识这两个哲学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等等。自从N.维纳的控制论及C.申农的信息论发表以来,信息的概念已具有全新的含义,它已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消息”、“报道”、“音信”等意义了。在控制论、信息论中,信     

伦理学与道德学

我们从这样一个问题谈起:伦理学是不是全部道德知识的“生产者”?总的来说,对这个问题伦理学家都一致持否定的态度。我们知道,道德作为一种多面的现象,是由一系列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加以研究的。大家也承认,伦理学对所有这些科学仍然起世界观和方法论学科的作用。由此常常作出结论:伦理学是道德的理论。这都是有了定论的、众所周知的原理。尽管如此,我总觉得,这个已定型的公式中包藏着偷换概念,致使伦理学被宣布为道德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论在文化批判上的分歧与契合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两种文艺理论。二者都致力于恢复历史原貌、关注历史和文化的差异性,前者旨在通过同时代的文学文本勾画出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框架结构,而后者力图证明当代政治和意识形态制造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相关历史文学文本。此外,二者在方法论上都立足于文学文本与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试论类比推理的逻辑结构与认识功能

类比推理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推理?它能不能与归纳推理、演绎推理鼎足而立?它有哪些主要形式?它的一般结构式是什么?这些问题,本文认为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逻辑学界至今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同时,搞清这些问一题,才能充分认识中国古典逻辑在世界逻辑史上的特殊贡献,认识类比推理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的新工具作用。 类比推理是从具体到具体的推理 类比推理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推理?在这个问题上,逻辑学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它与归纳、演绎推理具有同一推理模式,一种认为它是不同于归纳、演绎推理的独立的推理形式。 主张…     

女性主义的科学反思

90年代以来 ,女性主义学者相继发表文章和著作 ,阐述和探讨女性主义的科学观点 ,桑德拉· G.哈丁的著作《谁的知识 ?谁的科学 ?从妇女生活出发进行思考》就是其中非常有影响的一部 ,她提出的“立场理论”已为许多社会科学界的女性主义学者所接受。女性主义科学讨论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这一讨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自然科学界的女性学者对这些观点又有哪些反映呢 ?     

文艺经济学探索

文艺经济学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边缘学科。我国研究这门学科的有些同志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分支”。本文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文艺经济学系文艺理论与经济科学相互交叉产生的,可以归属于经济新学科,并试图用经济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文艺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优化系统以及文艺的经济管理进行分析,对文艺发展的大趋势也作了一些预测。     

生财有道 理财师

虽然内行人士会说"理财师"这行当西方国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了,可在中国,"理财师"的确是一个近年新出现的职业。那么,理财师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他们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他们_得我们信赖和依靠吗?据说理财师现在很抢手,那有什么样的职业背景和专业知识才能入这一行?     

亚洲向资产阶级经济学挑战

今天,不仅欧美,而且日本都在大力开展发展经济学研究。亚洲各国的社会科学家对此抱什么态度呢?我是专门研究亚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年轻经济学家的反感在欧美通过研究而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科学概念和方法,也适用于亚洲研究吗?如果不适用,有什么可以代替它的?为了讨论这个问题,东京大学的中根千枝教授组织了“关于社会科学概念和方法的亚洲讨论会”。参加这个讨论会的人几乎都是亚洲各国的著名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