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董楚平同志再商榷

拙稿《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对董楚平同志《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以下简称《功过》)一文的某些观点提出过商榷意见。后来,董楚平同志发表了《再谈平均主义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再谈》)一文作为答复。但是再三细读,我仍然认为董楚平同志的观点不能令人信服,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一拙稿指出,董楚平同志在《功过》一文中有关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论述,存在着“实际上把它全盘加以否定”的弊病。《再谈》认为这是“言之过甚”。不错,《功过》一文确有一些抽象肯定平均主义的词句,说它是“农民在酝酿革命时的思想酵母”,“在农民战争的准     

论农民战争的最高任务——对平均主义讨论中若干问题的看法

我面前摆着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 一,《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上董楚平的文章《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以下简称董文)。二,《浙江学刊》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上陈梧桐的文章《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与董楚平同志商榷》(以下简称陈文)。     

再论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

关于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问题,董楚平先生与我进行了两个回合的争论,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而在另一些问题上还存在着重大分岐。本文将与董先生进行第三回合的“交锋”,一方面回答他《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一文中的几个问题,更主要的是对平均主义作进一步的研究。(一)平均主义与公产主义平均主义是农民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当然是深受农民欢迎的。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成为     

再谈平均主义的几个问题——答陈梧桐同志

陈梧桐同志《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一文(载《浙江学刊》1981年第2期),对拙稿《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提出同志式的批评意见。陈文内容比较丰富,论列的问题较多。有些问题我已在别的稿中谈过,不拟赘述。本文拟针对陈文再补述几点意见,欢迎陈梧桐同志和其他同志继续赐教。     

关于农民战争规律若干问题的商榷──对《农民战争特殊规律浅探》等文的质疑

董楚平同志在《求是学刊》 1981年第 2期上发表了《农民战争特殊规律浅探》(以 厂简称《浅探》)一文,并在其它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六、七篇文章,对农民战争中的一 系列重大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提出了独具只眼的看法。 本文不拟全面探讨农民战争的规律,仅就     

农民战争特殊规律浅探─—兼答周良霄、张德信同志

周良霄、张德信同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上发表《关于农民战争的任务和作用问题的商榷》一文,对拙稿《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载《历史究研》1980年第1期)提出不同看法,读后颇多启发。本文拟就农民战争的性质、任务等问题,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意见,欢迎周、张二位继续赐教。一、农民战争的时代特点与性质任务 研究任何革命的性质、任务、作用,首先要分析它所处时代的经济条件。因为任何革命斗争,都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展开,_都要受当时经济条件的制约。脱离一定时代的经济条件,只从革命者的“思想”、“觉悟”、“口号”、“…     

对革命导师关于历史上平均主义若干论述的理解

关于旧式农民战争中平均主义问题的讨论,已历时三年多了。通过讨论,深感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农民战争睢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全面准确地理解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是正确开展这一课题研究的关键。本文拟对讨论中经常接触到的一些经典论述,谈点粗浅的看法,供大家参考。(一) 我们在探讨中国旧式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问题时,往往把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平均主义混为一谈,把革命导师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平等思想”、“平均制思想”、“平均主义”的论述,进行超历史的移植与套用,这个缺点,笔者过去也是存在的。最容易与封建时代旧式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相混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尤其是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和俄国民粹派的农业社会主义。     

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3日拙稿《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发表后,有的同志认为我把农民战争看成为历史发展的“阻力”。其实,根据上文,得不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全面阐明自己的观点,写成此文,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同志们。     

一个有特色的楚辞译注本——评董楚平《楚辞译注》

近年来,楚辞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由于学科的有意识的交叉而导致的对楚辞底蕴的进一步开掘,而且表现在一部分学者立足现代意识、运用现代语言而对楚辞进行整体再观的尝试。董楚平同志的《楚辞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便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楚辞》的注本,自汉迄今数量相当可观;而对楚辞进行“今译”的,自文怀沙、郭沫若以来也已有多家。但是,真正的学术论著在严格的意义上是不容重复的。由于董楚平同志具有独到的见解,扎实的功力,丰富的文学修养,又善于借鉴前代遗产和当代的已有成果,仍使这个译注本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平,并在同类著作中显示了独具的特色。以下从四个方面谈谈这部著作的特色。     

语言变革与艺术创新——与俞建章同志商榷

俞建章同志在《“语言变革”质疑——与刘再复同志商榷》(以下简称俞文,见《文学评论》一九八七年第四期)一文中,谈到了刘再复同志的学术报告《新时期文学的高潮》,并指出:“刘再复同志提出‘语言符号正在酝酿一场重要的变革’的出发点及着眼点,都不能说是很准确的。”刘再复同志的报告,笔者未曾读过,故不便评论,现仅就俞文的论点发表一点不同的看法。 一 俞文认为语言的“超稳态”特性是“绝对必需的”:“所谓超稳态,无非就是保守、惰性、不易改变。这种特点,对于社会结构来说,是需要加以改变的东西,而对于语言     

“天下为公”新解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董楚平在《文史哲》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上撰文,对《礼运》大同章『天下为公』四字的本来意义,作出了新的解释。目前     

简论数学方法与经济学的质分析——与杨春学同志商榷

杨春学同志在《论数学——定量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能与不能》一文中说,“数学作为一种表述经济理论的手段之一,不管它多么精确,也不论它有多么高的科学性,使用它丝毫也不能使“经济理论”本身高贵起来”。又说,“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既有量的规定性,亦有质的规定性。在认识经济现象的质的规定性的过程中,数学和定量方法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极有限的。原因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说的,‘在需要解释的事件中,我们能得到定性数据的属性必然是有限的,而且可能不包括重要的属性’。理论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     

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讨论情况简介

最近,我国学术界开展了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光明日报》五月二十九日登载的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引起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北京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报刊先后发表了讨论文章。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的《学术研究》,发表了王中、郭佩衡两同志合写的《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的文章,对“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了反驳。这一讨论正在进一步开展。现将有关文章的论点简介于后,以供大家参考。     

祭禹三题

祭禹三题董楚平董楚平，男，１９３４年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一、禹的个名与共名禹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夏朝的开国君主，他的父亲叫鲧，妻子叫徐山氏，生子启。这是个名的禹。而在更多的场合，“禹”并非个名，而是共名。例如，古越史的重大课题“禹越关系”...     

黄巢乞降经过考辨

根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以及许多野史、笔记的 记载,唐末农民革命领袖黄巢,曾几次向唐王朝乞降求官。 这本来是一个小生产者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不足为奇。但过 去在极左思潮干扰下,似乎这些乞降求官的事实,有损于一 个农民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因而一些同志极力加以否认。 在十年浩劫中,黄巢更是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派”、“正 确路线的代表”出现,他乞降求官的事,当然没人再敢提 了。直到最近出版的《唐末农民战争》一书,仍然把黄巢描 写成“斗争一贯坚决”,“革命立场始终是坚定不移的”革 命者(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第九三、一○五…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按劳分配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我国现阶段在经济上的一项大政策。这一政策与按劳分配原则究竟是什么关系?人们的认识并非完全一致。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一、需要研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与按劳分配原则的区别在理论界,不少同志倾向于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与按劳分配原则的一致方面来论证它们的关系。有人认为,两者在摈弃平均主义“大锅饭”上是一致     

一部史料丰富、观点新颖的专著——《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一书读后感

由曾庆榴同志撰写,列入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的《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在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建华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最近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本史料丰富、观点新颖,有独到见解的学术专著。作者对黄埔军校师生中的共产党人的工作或学习的情况,他们在军校创办期间的活动和作用,给予较为全面、深刻的阐述;对他们走出军校校门以后的去向     

灵感触发规律初探

钱学森同志最近在《关于形象思维的一封信》中指出,创造性思维中的“灵感”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灵感是综合性的、人脑的综合功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钱学森同志的这些论断,对我们探索灵感的触发规律很有启示。     

关于辩证法十六要素的考证——与黄枬森同志商榷

《哲学笔记》中收有列宁写作辩证法十六要素的手稿一页。它为我们研究列宁提出十六要素时的构思过程即写作过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显然,这是《哲学笔记》中引人注目的一页。早在六十年代,黄枬森同志就写过《读列宁论辩证法十六要素》的文章, (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一九六四年第二期)最先根据列宁的手稿来研究十六要素的写作过程。《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黄枬森同志的文章:《列宁的(哲学笔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其中第二部分“关于辩证法的体系”,主要是从十六要素来分析了列宁对辩证法体系的设想。黄枬森同志认为,“不能说十六条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但是,在十六条中却包含了辩证法体系的一个雏型,从中可以看出列宁关于辩证法体系的思想,这个雏型就是第一至七条”①。我的看法与此观点不完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序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是史式、吴良祚两位同志新的科研成果,史式同志撰写《太平天国词语研究》,吴良祚同志撰写《太平天国避讳研究》。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不是一件易事。十年前我给史式同志所撰《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写的序就说过:“要了解太平天国词语不是一件易事,曾有一位研究过的人说是与甲骨文有同样的困难。这话虽然夸大了,但却说明的确不是一件易事。”近来又听说“史学界也有人认为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是蚂蚁啃骨头,费力多而收获小。”但是,这两位作者却长期埋头于这种不起眼的工作,乐此不疲。史式同志在十年前就撰成了四十余万字的《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吴良祚同志十多年来发表了数十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有关太平天国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