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董楚平同志再商榷

拙稿《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对董楚平同志《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以下简称《功过》)一文的某些观点提出过商榷意见。后来,董楚平同志发表了《再谈平均主义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再谈》)一文作为答复。但是再三细读,我仍然认为董楚平同志的观点不能令人信服,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一拙稿指出,董楚平同志在《功过》一文中有关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论述,存在着“实际上把它全盘加以否定”的弊病。《再谈》认为这是“言之过甚”。不错,《功过》一文确有一些抽象肯定平均主义的词句,说它是“农民在酝酿革命时的思想酵母”,“在农民战争的准     

论农民战争的最高任务——对平均主义讨论中若干问题的看法

我面前摆着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 一,《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上董楚平的文章《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以下简称董文)。二,《浙江学刊》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上陈梧桐的文章《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与董楚平同志商榷》(以下简称陈文)。     

再谈平均主义的几个问题——答陈梧桐同志

陈梧桐同志《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一文(载《浙江学刊》1981年第2期),对拙稿《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提出同志式的批评意见。陈文内容比较丰富,论列的问题较多。有些问题我已在别的稿中谈过,不拟赘述。本文拟针对陈文再补述几点意见,欢迎陈梧桐同志和其他同志继续赐教。     

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3日拙稿《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发表后,有的同志认为我把农民战争看成为历史发展的“阻力”。其实,根据上文,得不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全面阐明自己的观点,写成此文,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同志们。     

不能低估民法的作用——与王河同志商榷

在我国民法和经济法关系的讨论中,有一种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是维护私有制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了公有制,民法就不再适用,而应代之以经济法。王河同志在《社会科学》杂志今年第一期上发表《经济立法体系与经济法学》一文,就持这种观点。文中说: “我国当前各种经济成分的财产关系,基本上有四种情况……只有公民个人的财产关系,才归民法去调整。这样,由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范围很小,民法和经济法的界限,也不好划分。“要解决好这个矛盾,我认为,应该抛弃民法的旧名称和形式,把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不附属于任何其他法律部门。另外制定‘人民权利法’(或仍叫民     

关于农民战争规律若干问题的商榷──对《农民战争特殊规律浅探》等文的质疑

董楚平同志在《求是学刊》 1981年第 2期上发表了《农民战争特殊规律浅探》(以 厂简称《浅探》)一文,并在其它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六、七篇文章,对农民战争中的一 系列重大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提出了独具只眼的看法。 本文不拟全面探讨农民战争的规律,仅就     

关于劳动供求规律的两个问题——兼与宫希魁同志商榷

读了宫希魁《劳动供求规律初论》(载《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1期,以下简称宫文)一文后,受到不少启发。但宫文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1、“劳动供求规律不是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来调节”,2、“调节劳动供求的杠杆已经不是劳动力的价格,而是劳动收入。”这两个观点却值得商榷。还联想到劳动供求规律和工资关系的有关问题,一并提出来就教于大家。一宫文的上述两个观点,首先牵涉到究竟如何理解劳动供求规律内涵的问题。宫文认为劳动供求规律仅仅“类似于商品供求规律”,而这两个规律“所不同的是,一个以商品为调节对象,一个以劳动为调节对象”。还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与劳动供求规律,没有必然联系”。这样理解劳动供求规律,有失马克思的原意。我认为,商品供求规律和劳动供求规律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劳动供求规律是个特殊的商品供求规律,特殊在它是以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商品为调节对象的。劳动力成为商品与劳动供求规律之间,不是“没有必然联系”,     

关于史前艺术的几个问题──与邓福星同志商榷

关于史前艺术的问题,邓福星同志在《艺术前的艺术》一书中,作了几个大胆的推测。从纵向上,他把叙述的内容塞进原始文化这个大框架中作了梳理;从横向上,他并没有把大脑──工具──对象三者进化的横向涵值作出比别人更加科学的说明。这也难怪。讫今为止,关于史前人类的研究,并没有大幅度的突破。譬如,在进化的三千万年中,脑量分别是400、600、800、1000、1300毫升的不同量级上,脑细胞的分裂增殖,脑物质结构及功能的研究;大脑几次能量集中时的横向时空、功能外化、内外对应及对应性创造物的研究,思维、情感和意志形成的基础、条件和不同的脑量…     

关于辩证法十六要素的考证——与黄枬森同志商榷

《哲学笔记》中收有列宁写作辩证法十六要素的手稿一页。它为我们研究列宁提出十六要素时的构思过程即写作过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显然,这是《哲学笔记》中引人注目的一页。早在六十年代,黄枬森同志就写过《读列宁论辩证法十六要素》的文章, (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一九六四年第二期)最先根据列宁的手稿来研究十六要素的写作过程。《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黄枬森同志的文章:《列宁的(哲学笔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其中第二部分“关于辩证法的体系”,主要是从十六要素来分析了列宁对辩证法体系的设想。黄枬森同志认为,“不能说十六条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但是,在十六条中却包含了辩证法体系的一个雏型,从中可以看出列宁关于辩证法体系的思想,这个雏型就是第一至七条”①。我的看法与此观点不完     

也谈因三相——与黄志强同志商榷

因三相是陈那新因明逻辑的核心,对它的理解和解释在国内学术界虽有分歧,但黄志强同志在《南亚研究》1990年第4期发表的《再论因三相》一文(下称黄文),对因三相作了一种全新的解释,使人耳目一新,由于这关系到陈那因明的逻辑性质问题,本文仅就此与黄志强同志商榷,也盼学界仁者赐教。     

关于大学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问题

根据经济增长论的观点,所谓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是指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和国家对于知识的创造、学习、积累及使用的能力。这个定义充分地表现出知识的创造对于各种类型的组织,如企业、学校、国家等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创造知识主要是高等学府的事。即使按照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来讨论这个问题,这种说法也有其正确性。作者认为,由于知识本身的特点,知识的创造及积累已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因此,大学在知识创新中的作用已经与过去对大学的作用的评价大不相同。如果还将大学的作用定位于研究与教学,那么,就将严…     

论解决北京水荒问题的方略——兼与常征同志商榷

<正> 北京地区水资源紧缺,已成为城市建设和工农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央和市领导对此极为重视,社会各界也十分关注,并就解决北京水资源紧缺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其中有的已被主管部门采纳。为了更好地博采众议,深入探讨对策,有必要将北京     

再谈价值规律——兼与董玉魁同志商榷

董玉魁同志《试谈价值规律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载《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2期)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但其中有一些观点,我还不敢率尔同意。关于价值规律的广义与狭义问题董玉魁同志首先把价值规律区分为广义的价值规律和狭义的价值规律两种。然后认定,我的观点属于狭义的价值规律,孙冶方同志的观点则是广义的价值规律。接着说:“狭义的价值规律,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广义的价值规律,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孙冶方同志的主张社否确属董文所说的广义价值规律,我且不做评论;但对于我自己的观点,我则可以明确地声明,它断乎不是董文所说的那种狭义的价值规律。我在《也谈价值规律》一文(见《光明日报》1978年11月25日)中是这样讲的:“价     

用科学态度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与熊映梧同志商榷

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的崭新事业,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人们在实践中对它的认识也必然有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的过程,因此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及其矛盾运动,是探讨社会主义及其规律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有不同观点和看法,是很正常的,目的都是为探索真理,更好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生命美学的困惑——与宋耀良同志商榷

人类理性的突兀与不可逆性,使得人的生命力发生异化,于是人的生命体就不同于动物而具有两种力的支撑,即表现为生物体的原生力和表现为理性渗透的异化力,美便充当了这两种力相汇的枢纽和平衡的座标。美的使命在于为生命不断跃向更新高度的过程中,寻求理想的方程式并注入神圣的动力。然而,人类可以制造“人造天体”却不能解释自身,生命美学也不得不徘徊于困惑的谷底。人类对自身生命的解码连同对生命美学的建造,只有在一次次凤凰涅槃式的理性之火中完成。     

论文学作品的主题及其统帅作用——兼与陈老萌同志商榷

“主题统帅说”是前人写作经验的结晶,对各种文体的写作都有指导意义。文学作品的主题包含思想、情感、形象三个因素,是三者相互渗透、交织、融合的有机统一。它对创作的统帅职能是通过上述三个因素的统帅作用在其相互制约、求得统一的过程中实现的。陈老萌同志把主题的审美性特征和认识性特征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号召作家挣脱“统帅说”的“绳索”,必然招致理论上的混乱不清和实践上的无所适从。正确的结论只能是:主题是统帅的观点必须坚持。     

两种小生产质疑——与任其同志商榷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曾经有过经济的大繁荣和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也曾有过统治阶级的腐败,使我国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但是,至今对我们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小生产的传统势力.因而,能对小生产从理论和实践上做一番探讨和分析,则对正确认识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现状,无疑是有益的。这里,仅就任其同志的《两种小生产不能混为一谈》(以下简称《小》文)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以求教于众。(一)把小生产“一分为二”根据不足说“根据不足”,似乎不大准确。因为该文并没有说明把小生产“一分为二”的根据,只是笼统地说两种小生产的历史地位各不相同。《小》文认     

关于太平天国的“天王”“主”“万岁”问题——与郭毅生同志商榷

太平天国洪秀全称天王,但首义有东、西、南、北、翼等五王,后且累封至二千余王;洪秀全称“真主”,而太平天国除“真主”外,尚有所谓“上主”、“救世主”、“幼主”、“赎病主”;洪秀全称“万岁”,而太平天国初期“万岁”有四位,后因杨秀清逼封,有五位,后期则有八位。这种特殊的现象,其实质如何?颇有加以探讨的必要。《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郭毅生同志的《如何评价杨秀清》一文,对此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惜郭文结论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嗣后不少同志都表示异议,但那些文章的重点皆放在对“天京事变”的探讨上,对上述所谓“六王”、“五主”、“多万岁”问题,则语焉不详,使人不甚了然。笔者有鉴及此,愿将考察所得,贡献于诸治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和同志们。     

语言变革与艺术创新——与俞建章同志商榷

俞建章同志在《“语言变革”质疑——与刘再复同志商榷》(以下简称俞文,见《文学评论》一九八七年第四期)一文中,谈到了刘再复同志的学术报告《新时期文学的高潮》,并指出:“刘再复同志提出‘语言符号正在酝酿一场重要的变革’的出发点及着眼点,都不能说是很准确的。”刘再复同志的报告,笔者未曾读过,故不便评论,现仅就俞文的论点发表一点不同的看法。 一 俞文认为语言的“超稳态”特性是“绝对必需的”:“所谓超稳态,无非就是保守、惰性、不易改变。这种特点,对于社会结构来说,是需要加以改变的东西,而对于语言     

略论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的是非曲直——兼与卢国英同志商榷

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我的基本观点与杨献珍同志大体相同,而与艾思奇同志则完全相左。最近读到卢国英同志发表的信和文,特别是读到他在《学习与探索》上发表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后,我认为他把杨献珍、艾思奇在这一问题上的是+非曲直完全颠倒了。本文所以要对杨、艾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的是非曲直作一点考察与评论,其目的是为了响应卢文提出的“按照维护真理这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原则去做”事,与此同时也是为了就教于卢国英以及参与和关心这一讨论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