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楚国社会文化

可从三个方面探讨楚国社会文化对楚辞体诗歌的产生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中国先秦时期存在南、北两个文化系统,南方自然地理作用于人文地理,楚辞得江山之助与爱国激情之助;楚辞作品浪漫、浓郁的文采风格,和南方楚国独特的社会形态以及巫风盛行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南方楚歌不断吸收民间丰富的文学和文化滋养,直接孕育了中国先秦诗歌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楚辞的时代.楚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和楚国内部矛盾的空前激化都出现在屈原的时代,屈原所开创的楚辞体诗歌,正是"愤怒出诗人"的结果.     

楚国早期城市形态的历史透视

楚国早期城市孕育了较完备的城市形态.一般考古学意义上,大多以社会物质系统的楚国城市为研究对象,而文本意义上的楚国城市具备了早期古代城市的人文形态,文化人的思想、市民一般思想及城市人文精神,更具有关注的价值.     

楚国赋税制度的历史演变

楚国的历史演进轨迹,是一个需要从多种角度、剖面和层次加以探索和认识的问题。由于在私有制时代,赋税制度是体现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对楚国赋税制度历史演变的基本线索以及每一阶段的具体内容进行一番考察,也就应该是解决上述课题的一种必要的尝试了。本文认为:与楚国八百年历史中先后存在过的部族公有制、宗族公有制(包括宗、室两级占有制)和家庭私有制等占有形式相对应的赋税形态,分别为赋税制、贡赋制、以田为赋制;公元前五四八年楚国所进行的“量入修赋”这一重大赋税改革,则是楚国由宗族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鲜明界碑。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楚国历史文化与南方都市

本文将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神话与历史传说相互参验,对楚国历史文化与中国南方著名都市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长沙之间的关系作了系统考察。通过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南方最主要的文化圈有楚文化圈、巴蜀文化圈和百越文化圈。相比之下,楚文化是融合了华夏文化的精髓和蛮夷文化的津液而形成的一种高势能文化,从而更具有变革、开创、兼容、适应的特质。因此,虽然中国南方都市中的大多数在其早期曾隶属于百越文化圈,但高势能的楚文化则随着楚疆的拓展和楚人的播迁而被这些都市所吸收;至于久处楚国腹心地带和由楚人所始置的都市,其胚胎之中已饱孕着生生不已的楚文化因子。这也正是秦汉以降中国南方都市能始终保持其经济与文化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楚国历史文化与南方都市

本文将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神话与历史传说相互参验,对楚国历史文化与中国南方著名都市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长沙之间的关系作了系统考察。通过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南方最主要的文化圈有楚文化圈、巴蜀文化圈和百越文化圈。相比之下,楚文化是融合了华夏文化的精髓和蛮夷文化的津液而形成的一种高势能文化,从而更具有变革、开创、兼容、适应的特质。因此,虽然中国南方都市中的大多数在其早期曾隶属于百越文化圈,但高势能的楚文化则随着楚疆的拓展和楚人的播迁而被这些都市所吸收;至于久处楚国腹心地带和由楚人所始置的都市,其胚胎之中已饱孕着生生不已的楚文化因子。这也正是秦汉以降中国南方都市能始终保持其经济与文化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楚国君王对楚国兴衰存亡的作用概论

从对楚国兴衰存亡所起作用看,楚国八百年中的四十二个君王总体而言大致分为三种情况：有十二位推动楚国向前发展,使楚国先后成为南迁之地荆山的大国强国、汉东霸主、“春秋五霸”之一和“战国七雄”之一,对楚国发展强盛作出很大或较大贡献;有二十四位楚君楚王表现平庸,在位期间基本维持其前任或前几任的现状,楚国既没更大发展,也没更为衰落,他们对楚国既没作出多大贡献,也没更严重地损害楚国;有六位楚王导致楚国被动挨打、衰落乃至于灭亡,损害甚至严重地损害了楚国。     

从楚国历史发展看滇楚关系

楚国与云南的关系十分密切 ,庄入滇是滇楚关系的源头 ,文章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若干学术争论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具有创见性的意义。     

论“楚辞”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

“楚辞”是战国末期出现的一种新诗体,但它并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楚地民间长期流传的楚歌、巫歌和神话故事,春秋中叶诞生于北方的《诗经》,以及战国时代兴盛了近三百年的散文,都对“楚辞”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楚辞”赖以产生的坚实文化基础。     

试论由郢徙陈对楚国后期的影响

公元前278年楚国被迫由郢徙陈。由都郢到都陈,这是楚国历史中的大事。过去曾有人说过:楚国都郢而王,去郢而亡。此言未免有些夸张,去郢以后,楚并没有马上灭亡,然却正是楚国由强转弱,由盛变衰的重要标志。徙陈以后,楚迅速稳住了阵脚,阻止了秦兵继续东进;也加剧了与秦的斗争,一度使楚恢复生机。至前253年,又徙都钜阳(仍在陈境);前241年,又徙都寿春;直至前223年,才被秦灭亡。从徙陈至楚最后灭亡的55年中,楚都在陈(境)有37年,陈作为楚国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显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要研究楚     

楚国历史文化与南方都市(续篇)

本文是《楚国历史文化与南方都市》的续篇.初篇(载于本刊1993年第3期)曾对楚国历史文化与中国南方都市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长沙之间的关系作了系统考察.如果说,初篇探索的都市地处中国中南和东南,那么,续篇所研讨的都市则位于中国西南了.本文通过对楚国历史文化与中国西南都市重庆、贵阳、昆明、桂林之间关系的系统考察,不难获得这样一个信息:尽管这些都市同楚国历史文化的关系有着不同程度的区别和差异,但是,它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即不仅在其形成、初生时期已深深地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而且在后世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进而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上古文化乃至世界上古文化的进程.     

楚国历史文化与南方都市(续篇)

本文是《楚国历史文化与南方都市》的续篇。初篇(载于本刊1993年第3期)曾对楚国历史文化与中国南方都市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长沙之问的关系作了系统考察。如果说,初篇探索的都市地处中国中南和东南,那么,续篇所研讨的都市则位于中国西南了。本文通过对楚国历史文化与中国西南都市重庆、贵阳、昆明、桂林之间关系的系统考察,不难获得这样一个信息:尽管这些都市同楚国历史文化的关系有着不同程度的区别和差异,但是,它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即不仅在其形成、初生时期已深深地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而且在后世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进而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上古文化乃至世界上古文化的进程。     

楚国的服饰文化

楚国的服饰文化,是随着楚国在春秋中期的兴盛而发展起来的。并为天下霸主的楚庄王对“鲜冠组缨、绛衣博袍”这种具有浓郁楚风的衣冠的倡导,其意义就有如赵武灵王倡导“胡服”一样,促进了楚国服饰文化的发展。服饰文化的发展水平,首先取决于纺织业以及与服饰生产相关的手工业的发展程度。楚地适于种麻植桑,有着悠久的纺织历史。楚墓出土的麻织品和丝织品,质地都相当精细。特别是丝织品,是迄今所见的先秦丝织中质量最好、数量最多的。由于楚国大量引进技艺高的缝纫工匠和努力汲取别国的手工业技术,故服装业以及制作佩     

论古代中西方封建城市的产生及对历史的影响

东、西方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方式的不同，造成东、西方封建城市巨大差异：一方为大一统的封建政治、经济中心，而另一方则在诸侯、王权、神权的多元政体的争斗缝隙中成长为自治城市和自由市民阶层，最终促使落后的西方世界较早地产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而东、西方在“转制”方式上的不同和封建政体上的差异，也对东、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任人惟亲制度对楚国的负面影响

先秦时期的楚国采取任人惟亲的用人制度。楚王任用王室公子执掌楚国的大权,虽然极大地加强了王权,但王室公子的专横跋扈,对非王室大族进行残酷打击,甚至夷宗灭族,使那些非王室贵族在楚国无法容身,因此楚国出现了人才大量外流的现象。外流的贤能之士逃到与楚争霸为敌的晋国,为晋国所用,造成"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的形势。人才外流,使楚在与晋国的争霸战争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春秋后期,楚外流人才又多逃往崛起的吴国。吴利用楚国贤能攻伐楚国,五战攻入楚之郢都,使楚几遭亡国之祸。战国时期,楚国王室贵族腐败堕落,日趋保守反动,终于导致了楚国的灭亡。任人惟亲制度对楚国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论北方中原文化对楚辞之形成的影响

楚辞是在中国南方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抒情诗,有着显著的地域特征。但是,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之下,楚辞的产生离不开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因为当时的南北文化交流非常活跃,楚人乐于接受北方文化,楚辞的创造者屈原更是深受北方文化的影响。     

文思之奥府——试论楚辞产生的一个生态因素

1 人们已从文学、历史、巫祝文化等诸领域探寻了楚辞产生的成因,不容否认,这样做是必要的,有益的。然而,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决不可能凭单纯的文学遗传以成体,也不可能是几种诱发因子的简单组合。应当说,它是众多文学的、非文学的因素的辐集。不仅如此,这些参预的因素通常得经过一个繁复的甚至是痛苦的融     

论先秦法家及楚国法家思想的历史演变

尽管历代学术界都不乏法家的研究者,但迄今学者们对如何界定法家以及谁是法家的“开山祖”等一些基本问题,仍未达成共识。法家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个源于孔门儒家的诸子学派。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的“不别亲疏,一殊贵贱,一断于法”,即是法家根本的思想特点。先秦法家的真正“开山祖”是楚悼王时期在楚国率先实行“变法”的吴起。吴起之后,楚国法家思想的发展不绝如缕,最后由任秦丞相的楚人李斯做了思想总结。李斯的法家思想吸收了商鞅、申不害、韩非的法术之学,但更重源于慎到的“势”论;而李斯对慎到“势”论的接受,应该是以荀子为中介的。     

论蒋天枢先生楚辞学的历史研究向度

蒋氏著述多有创获,其一系列论著基本上沿着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模式对文史通融型方法进行了透辟的分析和实际运用,尤其对楚辞学的研究,在八十年代的楚辞学领域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