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康谋反事件探析

刘义康谋反事件是刘宋政治史中的一件大事,它开启了南朝宗室内讧的序幕。刘义康事件是刘宋初年徐羡之、傅亮事件的延续,是次等士族不甘心失去辅政权,与门阀士族之间的又一次激烈斗争。本文从刘义康事件双方阵营主要人物的阶层分析入手,分析事件性质。刘义康事件是晋宋之际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反映了晋宋政治格局转变的复杂性。     

论韓柳哲学思想的斗爭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社会诸矛盾的斗争日趋激烈。除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之外,在统治阶级内部进一步展开了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其中李唐王室与藩镇割据势力的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焦点。围绕这一矛盾,展开了世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斗争,庶族地主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世族地主从维护其政治经济特权出发,时而站在王室一边,时而与藩镇勾结。庶族地主集团为了争取政治上的出路和经济上的发展,主张削平藩镇,取消世族地主特权,加强王室权力。这样一些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到     

试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宗教特点

试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宗教特点刘波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区别于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披上了宗教外衣，即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以宗教派别之争的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且贯穿始终。宗教之争不仅反映在革命前的反封建启蒙运动中，而且还是革命的直接导火...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略论秦汉时期两大地主集团的斗争

秦和西汉二代的地主阶级内部,由于政治、经济利益相冲突,价值标准、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对立以及治国方针的分歧,形成了两个带有明显地域特征的集团——关中军功地主集团和关东地主集团。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王莽篡汉的二百余年间,两大地主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信仰,以多种方式长期对抗,是当时国内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影响着政治风云的变幻。     

《艳阳天》：权力斗争的日常传奇

《艳阳天》所表现的主要矛盾冲突并非“阶级斗争”，而是萧长春、马之悦之间的权力斗争、品格意志之争。所谓“阶级斗争”其实只是萧马权力之争的附属物，政治风云的变幻只是他们斗争的背景，“阶级斗争”只是刷在作品表层的一层油漆。作品中“反面人物”马之悦的形象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性格比较鲜明独特。该书对正直人格的歌颂、对坚强意志的赞美、对进取精神的肯定，今天仍具正面意义。     

国际政治

政治现实主义认为政治受客观规律所支配,而这些客观规律则植根在人性之中。帮助政治现实主义找到自己道路的主要路标是用权力来下定义的利害概念,而不是政治家的动机或意识形态。政治现实主义并把谨慎即权衡可供选择的政治行动的后果看作是政治的最高价值。国际政治是一种权力斗等,不论国际政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权力始终是直接的目的。但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并非都是政治性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始终都同样程度地卷在国际政治里。权力是指一个人对别人思想行动的控制。政治权力是其实施者与实施对象之间的一种心理关系,是通过心理影响而控制对方的某些行动。生存、宣传、以及控制的倾向是人类的共性,控制的倾向特别是一切人类组合的一个因素。因此极力斗争在一切社会关系和各级社会组织中都存在。     

试论唐代东宫谏官之职掌及其体系之形成

唐代东宫谏官在构成上与朝官序列的谏官体系大致呈对应关系,主要承担对皇太子的谏诤任务。东宫谏官体系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唐初近百年的时间,其间谏官的成员、名称、员额等方面均不断发生变化,但其职掌却基本固定。唐代东宫谏官的发展,与唐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尤其是围绕皇权争夺的政治斗争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动关系。     

何心隐的哲学思想

何心隐(1517—1579年),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是我国十六世纪的“异端”思想家,泰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反对程朱理学所维护的封建等级和封建特权思想,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平均,并组织讲会,一方面进行讲学,一方面通过“会”实践他空想的“大同”理想。由于他的“异端”思想和坚持反对官僚地主的斗争,使他惨遭封建统治者的杀害。何心隐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他的哲学思想。本文拟就他的哲学思想的几个方面——宇宙     

论朝鲜战争决策中美国高层的政见分歧与权力斗争

本文在民主共和两党、文武官员集团和总统与战区司令三个层面上,讨论和分析了朝鲜战争决策中美国高层的政见分歧与权力斗争.通过对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揭示出美国政治体制和行政运作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与美国外交政策推行和全球战略确立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高级文官对武将的权力制衡能力.文章特别提出以杜鲁门总统最终下令解除麦克阿瑟战区司令职务和控制朝鲜战争发展态势为核心点,进一步从党政体制的角度阐明美国宪法所确立的“军人必须接受文职政府领导”原则的不可撼动性.     

正直端方的刘春霖

刘春霖是晚清时期一位政绩卓著的官员。他在云南为官30年,从候补知府做到云南布政使,在安边攘外方面建立项功,得到云南民众的拥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在勘定滇越边界问题上毫不退让,体现出一身浩然正气。他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善于用兵,在边患频仍的情况下,能使边境安定,展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和政治才能。在官场中,他遵循正直官吏立身处事的原则,颇有清正廉明的官声。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京口集团与刘宋政治

东晋后期,京口集团中衰,刘裕以京口、晋陵地区的流民为基础,重振京口集团,并以其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内征外讨,完成了覆晋建宋的大业.京口集团亦成为刘宋政权支撑性的政治、军事力量.刘宋前期,京口集团的势力由中央扩散到重要的藩镇,参与重大的政治事件,其力量的兴衰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随着京口重镇地位的丧失、流民来源的枯竭、京口主将的死亡、其他方镇的兴起,京口集团逐渐衰落.刘宋后期,已很难寻觅京口集团的踪迹.     

辛弃疾与朋党之争

在朝臣争权夺利、结党营私的复杂形势下,辛弃疾也未能置身事外,他的仕途沉浮与上层派系斗争、权势更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辛弃疾的“归正人”身份,使他南归后必然要受到排斥,但他以自身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受到主战派权臣的赏识,官职不断有所升迁。而其过于猛厉的行事作风与当时的士风甚不相容,随着主战派失势,他的落职罢官也就在所难免。     

五胡十六国第一名将慕容恪军事活动初探

十六国时期,鲜卑族杰出的军事家慕容恪以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率军南征北战,使得前燕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从辽西深入到中原腹地,势力急剧膨胀,其规模也由边塞小国向中原王朝政权迈进。观其一生,驱高丽、灭冉魏、攻前秦、战东晋,纵横沙场数十年,鲜有败绩,堪称军事天才,五胡十六国第一名将。     

刘向灾异论旨趣探微——兼论刘向、刘歆灾异论旨趣的不同及其成因

灾异论是西汉经学家刘向的政治思想与历史思想之重要表述形式之一 ,这一理论内蕴的基本旨趣则是反对外戚势力 ,捍卫刘氏正统。刘向之子、经学家刘歆也好言灾异 ,但他的灾异论不反外戚 ,正统观念淡薄 ,言灾异而鲜与政治历史相结合 ,与其父的灾异论旨趣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文章还对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作了认真探讨     

刘宋武帝与天师道简

东晋末年刘裕通过镇压以天师道为旗号的孙恩之乱起家并最终凭借军功建立了刘宋政权,然而刘裕与天师道实又有其他重要关联.刘裕及其姻亲家族均表现出信奉天师道之痕迹,此外,刘裕代晋造宋在军事政治上所依赖之重要人物亦表现出与天师道的密切关系,天师道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政治上结合的重要纽带.     

吴姓士族与刘宋建国

东晋末年,由于一系列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使得出身寒微的刘裕和仕途坎坷的吴姓士族结成了同盟关系。吴姓士族对刘裕忠心耿耿,追随刘裕南征北战,参与了刘宋建国前几乎所有重大军事政治行动,为刘宋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得到了刘裕的器重和信任。刘宋建国后,虽然吴姓士族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刘宋皇室为取得侨姓高门的认同,大力笼络侨姓高门,吴姓士族的地位依然低下。     

二次直奉战争后阎锡山的拥段反吴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阎锡山从自己利益出发,确立了拥段反吴的态度。为此他在战后号召全国封疆大吏发表拥段通电,为段氏上台执政奠定基础。由此赢得段祺瑞的信任,从而获得较高政治地位。同时阎锡山派军阻击北援直军,并游说部分直军南撤,使实力大损的吴佩孚得不到援军,不得不浮海南渡。吴佩孚返回洛阳后,凭借剩余部队仍企图继续作战。阎锡山领导晋陕甘等省军队通力合作,将吴佩孚从洛阳驱逐,使其统治崩塌。战后阎锡山的军政活动虽不乏一己之私的考虑,但客观上顺应了民众渴望和平的心愿,对当时北方的军事格局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