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洪秀全为杨秀清冤案的平反昭雪

杨秀清冤案的平反昭雪,是太平天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但至今史学界的评论还不尽一致。《近代史研究》去年第一期上发表贾熟村同志的《杨秀清评价问题的争论》一文,把历史记载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论证“杨秀清之死是出于天王洪秀全的命令”以及“杨秀清不是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尊孔派和投降派”,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贾文认为杨秀清之所以能在死后得到平反昭雪,主要原因是洪秀全为了要争取杨秀清的族弟杨辅清、杨宜清、杨雄清等人和他们率领的部队拥护天王,支撑危局。文中还指出:“历史证明,杀杨秀清后,在太平天国领导层中形成了两派。以韦昌辉、秦日纲、胡以晃、陈承瑢为一方;以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序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是史式、吴良祚两位同志新的科研成果,史式同志撰写《太平天国词语研究》,吴良祚同志撰写《太平天国避讳研究》。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不是一件易事。十年前我给史式同志所撰《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写的序就说过:“要了解太平天国词语不是一件易事,曾有一位研究过的人说是与甲骨文有同样的困难。这话虽然夸大了,但却说明的确不是一件易事。”近来又听说“史学界也有人认为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是蚂蚁啃骨头,费力多而收获小。”但是,这两位作者却长期埋头于这种不起眼的工作,乐此不疲。史式同志在十年前就撰成了四十余万字的《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吴良祚同志十多年来发表了数十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有关太平天国词语     

李秀成未封“护国军师”考辨——李生香印文释义订误

郭若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缉入忠王李秀成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发给陈金荣的田凭一件,骑缝上盖“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开朝勋臣护国军师忠殿户部尚书李生香”双龙纹硃印。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以为“护国军师”系李秀成,并据以论证李秀成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巳膺封军师(见该书增订本第257页)。这是一种误解。按太平天国有朝官、属官之分。属官有以朝官兼任者,地位较尊,印章上都刻姓名。例如,见之于吴江“计彩化门牌”的“太平天国御林王亲真忠报国懋天福任西殿属官领袖萧朝兴”(《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第37页)。又如忠王于壬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准抚天侯徐少蘧病假的“瑞批”所盖的“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开朝勋臣侣天安兼忠殿吏部主编修董敖侣”(《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08页)。也有不由朝官兼任的     

《天兄圣旨》中“团方”“团圆”新证

太平天国印书是研究太平天国史最重要的本证。王庆成同志从伦敦英国图书馆摄回的《天兄圣旨》两卷,无疑是太平天国的文献珍品。在此之前,见于文献记载的,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传言仅有六次①。而新发现的《天兄圣旨》却记录下戊申年(1848年)九月至壬子二年(1852年)三月十五日这段期间的“天兄一百二十余次下凡事”②。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本文拟就《天兄圣旨》中明确提到金田起义前的“团方”“团圆”及其有关史事进行一番考索。“团方”一词,其它太平天国印书中从未出现过,唯见于《天兄圣旨》记载。庚戌年八月初五日(1850年9月10日),萧朝贵在洪山假托“天兄劳心下凡”传言说:“这团方有人不守天条,该杖几百。”初六     

“八面受敌”法的来由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有这样几句话:“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文以人传,在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律中,这所谓“八面受敌”法,便成了一个分门别类地研究问题的方法的概念。现在有的学者甚至作了这样发挥:“这种分类读书法,分类研究法,也即专题读书法,专题研究法,苏东坡把它称之为“八面受敌”法,曾经受到毛主席的注意和称赞。……毛主席的这个称赞,对于我们是一个很深刻的启发,而对于苏东坡则无疑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荣誉。”(顾其中:《苏东坡》第103页) 考“八面受敌”一语出自苏东坡《又答王庠书》文中。所谓“八面受敌”法,说是毛泽东同志     

避讳改偏旁例

避讳而改偏旁,前朝罕觏。太平天国则把“鬼”旁改为人旁。按太平天国教义,“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神爷,是(云人)爷”(《永安封五王诏》),“肉是肉父生,(云人)是(云人)爷生”(《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好人死后灵魂“升天”,天上是没有鬼的,故改魂为“(云人)”。此字在辛开元年(1851年)的一些“天父诗”中已经多次出现,如“灵(云人)本是由天父,今时不醒做何民”,“真神能造山河海,不信(云人)爷为何功”(《天命诏圣书》)之类。壬子二年新刻的《天条书》,凡“小灵(云人)”、“(云人)得升天”等等,“(云人)”字均从人而不从鬼。壬戍十二年(1862年)颁行的《敬避写样》,“魁”字条下注明:“凡写魂、魄、愧、魏等字均从人,写作(人斗)、(云人)、(白人)、(委人)、字样。”这是太平天国后期,从“魂”字推广到其他“鬼旁字,因避恶     

“珠堂事件”初探

《天兄圣旨》有几处记载,隐约反映了“珠堂”人与杨秀清、萧朝贵争着拥戴洪秀全的情况。王庆成同志最早提出“珠堂”问题:“珠堂之名在《天兄圣旨》中出现多次,旁有双竖符号,是一地名。……在天兄看来,珠堂的很多人是不可依靠的,但在此次同洪秀全的对话中却说‘珠堂帮得尔’,决不可能是真话。”罗尔纲先生则在《〈天兄圣旨〉中关于金田起义贵县事的文献》一文的案语中进一步指出: 珠堂事件发生于贵县,珠堂是否地名? 在贵县何处? 其事关系到金田起义前内部斗争至大,必须找寻一些线索,去追查出来。笔者不揣冒昧,试就《天兄圣旨》中的本证,参以其他文献资料,对“珠堂”和“珠堂事件”作初步的探索。在写作过程中,承蒙罗尔纲先生和王庆成同志鼓励和帮助,谨此志谢。     

“刘郎”辨

唐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首句云:“茂陵刘郎秋风客”,诗中“刘郎”,指汉武帝刘彻。对此,清人王琦在为《李长吉歌诗》作注时指责李贺说;“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日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现在有些同志对此则加以赞誉,如藏克家同志在谈到李贺为人富有正义感时举例说:“对于汉武帝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竟直呼‘刘郎’加以叽嘲。”(《韩愈登门访李贺》,《中国青年报》1980年7月5日)还有的同志说:“李贺对这个历史上曾叱咤一世的汉武帝直呼‘刘郎’,又称他为‘秋风客’,这种大胆的反传统精神,在封建文人中是罕见的。”(《李贺诗五首浅释》,见上海师大编《语文学习》1978年第4期)同是一个“刘郎”,古今论者对李贺的褒贬迥然不同,这里牵涉到对“郎”字的理解问题。据笔     

天历的创制与颁行

天历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者为废除清朝“王朔”而创制、由农民政权颁行的一种特殊历法。它删除了过去历书中的封建迷信历注;但是它的制定忽视天象,不适用于农业生产。关于天历的历理、特点、实施和评价,笔者另作专文论述。本文着重讨论如下几个问题:1.天历的创制者问题;2.天历的颁行日期;3.天历干支、礼拜较阴阳历日提前一天问题。1.天历的创制者是谁? 关于天历的创制者,史学界曾有三种看法。第一种是杨秀清造历说,董作宾《天历发微》提出,根据是《洪大泉自述》:太平军攻破永安后,太平天国“称为天朝,诸臣随时奏事。编有历书,是杨秀清造的,不用闰法,我甚不以为然”。第二种是冯云山造历说,最     

推陈出新言史有信──评《晚清巨人传·洪秀全》

《晚清巨人传·洪秀全》(以下简称《洪秀全传》)是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蕴深撰写的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它的出版无疑为太平天国史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洪秀全传》以史实为依据,以洪秀全生平主要业绩为主线,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翔实资料,进行了新的探索。作者将学术性、知识性和可靠性融为一体,从而使读者在读史的同时,既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又得到了有关中国近代化艰难曲折道路的许多启发。这正是该书的特色和作者创作用意所在。“时势出英雄”,时代造就了英雄人物,而英雄人物的出现也离不开各个时…     

对《“功能划界说”质疑》的质疑──与李文辉韦连文同志商榷

对《“功能划界说”质疑》的质疑──与李文辉韦连文同志商榷柳士发李文辉、韦连文两位同志在《“功能划界说”质疑──虚词究竟能否充当句子成分》一文（以下简称《功文阿中说：“虚词不但可以充当句子的主语、宾语、定语，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还可以充当句子的状...     

“同志”的历史走向

“同志”是一个古老的称呼，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最早是志趣相同的意思。阳语·晋语四》云：“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来成为志趣相同的人相互间的称谓／后汉书·刘陶传》：“所与交友，必也同志”。以后逐渐发展为一种尊称，是对被称呼者的一种尊重的表示，一般用于同好。这种用法延续很久，直到清朝时我们还能见到。有章学诚《文交通义·与陈鉴事论学》为证：“鄙著《通义》，凡意见有与古人不约而同者，必著前人说，示不相袭。幸足下与同志诸君为检先儒诸论，市有似此者否也？如其有之，章即寄示。”这伊然是学者之间对同好的尊称了…     

“商人”的来历

话说公元前一千多年,“商族人”是个古老的部落．他们的祖先叫契．就是古代历史上的“契玄王”．由于契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商,这便是古代的商族。而伴随着“契玄王”还有一个“玄鸟生商”的美丽传说。关于这段历史,有《史记·殷本纪》为证：“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契长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仍命契为司徒”。     

本期视点：《明史》“明实录”两大明史基本史籍整理工程

主持人话语：“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最为重要的基本史料，20世纪50至70年代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由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界与出版界通力合作，出版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传播和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此本还存在一些缺憾。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这些缺憾的解决。2005年11月，温家宝同志、陈至立同志分别对修订工作作出重要批示，2006年4月修订工程正式启动，全国十余所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选派200余位学者参加其事。此修订工程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     

“大索貌阅”考

“大索貌阅”考董惠民，李靖莉“大索貌阅”是隋朝采取的一项整顿、清理户籍的措施。关于“大索貌阅”，史书有三种记载：《隋书》及《北史·裴蕴传》记于大业五年，《隋书·食货志》系于开皇三年，而《资治通鉴》则兼采开皇五年与大业五年两种说法９因此，似乎隋朝曾三次...     

“人情债”告示十条

本债务乃当今盛行于世之特殊债种。缘于本债名不幸被已出版发行的各种版本的《辞海》、《百科全书》漏编之故，为防以讹传讹，特将本“债”条规择选后公之于众，以正视听。一、本债务也谓“债”，但与公众意识中所理喻的“债”的涵义有别，切不可混同视之。其主要特征在于本债不受《经济合同法》、《借款合同条例｝）和《贷款通则》约束，迫遥法外。二、本债务发生手续简便，发放无须签约，偿还不必立据，更不存在所谓“经济担保”、“公证”、“责任人”之说，全凭天地良心，认则有，不认则无。社会各界，不论尊卑贵贱、男女老少，有无文化…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关于“知行合一”阳明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唯心主义说法,即所谓“销行归知”的说法。如“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传习录》上)“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总之,“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另一种是所谓唯物主义的说法,“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     

论陆王“孟子学”的不同进路及对孟子态度之差异

象山心学与阳明心学通常都被视为“孟子学”,但二者却存在较大差异。首先,从陆王接受和进入“孟子学”的进路上来看,象山的进路简易直截,即通过读《孟子》而自得于心;阳明的进路则较为曲折,阳明主要是在与朱子“格物”之学的长期对话中,在龙场引入《孟子》的“良知”重新诠释《大学》“格物致知”之后开始进入“孟子学”的。其次,从陆王对于孟子的态度来看,象山对孟子极为推崇,并态度鲜明地以孟子的继承者自居;阳明则从未自称其学为“孟子学”,并且相较于《孟子》更重视《大学》。     

茅盾长篇小说《虹》的独创性

胡耀邦同志在茅盾同志的追悼会上指出:长篇小说《虹》是茅盾创作的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之一。这一评价符合实际,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虹》第一至三章连载于《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六、七号(一九二九年六、七月份)。作品发表前,该刊以记者名义向读者推荐,指出,“这一部《三部曲》(指《幻灭》、《动摇》、《追求》)以后的新的创作,别的都不管,在艺术上也比《三部曲》有了显然的进步。”(《最后一页》,《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五号)《虹》刊出后,即于一九     

就“隐秀”问题与王钟陵先生商榷

《隐秀》篇是《文心雕龙》中唯一的文本有争议的篇章,其中是否有伪文,学者的意见不一,但因此历来的研究也就相当不够。王钟陵先生却对“隐秀”给予极大的关注,认为这乃是一个关键性的高层次的范畴。他在《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年版)的上卷即总论的第五编用大量篇幅来讨论这个“新的审美理想”,他说:“……审美理想则是审美情趣在理论上的升华。它根植于同时也往往高于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具体的文学创作。—个特定历史阶段审美理想的萌发,同其时社会风气中所含蕴的人们的感受方式密切相关”(第167页),而“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