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与孔学

一《易传》又称“十翼”,即《象》、《彖》、《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从汉代开始大部分学者认为《易传》为孔子所作。如司马迁日:“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史     

《易传·说卦》与孔子

传统的说法都认为全部《易传》是孔子作,从司马迁、班固到孔颖达“更无异论”(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到宋代始有欧阳修谓《系辞》、《文言》、《说卦》以下三篇(包括《序卦》、《杂卦》)“皆非圣人之作”(《易童子问》卷三)。以后便间有相类似的疑问和异说,但孔子对《易传》的著作权大体尚能维持。清末,尤其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派,他们对经、史、子等古籍中的许多问题提出怀疑而展开广泛的讨论,从而对于《周易》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的传统说法     

《周易》美学的始发意义

《周易》中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经,称为《易经》;一部分是传,称为《易传》。两部分合称为《周易》。《经》中包括由八卦推衍出来的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积变而成的三百八十六爻的爻辞。《传》中包括对卦辞、爻辞的注释和论述,这些论述注释性的说明又称为“十翼”,包括有《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     

夏后氏为何“尚九”

丁山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夏后氏文化之特色尚九”;“夏后氏礼乐制度,无不纪于九”。诸如所谓九州、九鼎、九畴,等等。那么,夏后氏为何如此崇尚“九”呢?有必要探究一下“九”的本源。《说文解字》:“九,昜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许慎所谓“昜(阳)之变”,绝非九之本义。《周易》卦爻,最初并无阳九、阴六之称。由《左传》、《国语》的记录看,“春秋时代,人们尚未以‘九’、‘六’代表一卦的阴阳爻、”,“至后人作‘十翼’,这才出现了‘九’、‘六’之称”。(刘大钧《周易概论》)而作为数字之九,则在“十翼”之前若干世纪的殷墟卜辞里就已存在。因此,许氏之说乃是以末为本。     

《南齐书》标点一误

《南齐书·陆澄传》载陆澄与王俭书曰:“太元立王肃《易》,当以在玄、弼之间,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今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众经皆儒,惟《易》独玄,玄不可弃,儒不可缺。……且弼于注经中已举《系辞》,故不复别注。今若专取弼《易》,则《系》说无注。”(见中华书局1971年标点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其中“《系》说无注”,应为“《系》、《说》无注”。《系》即指《系辞》,《说》即指《说卦传》。我们知道,王弼注《易》较《老子注》简略,而且对《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传没有注释,后来,韩康伯续注。现今流传的《周易注》就是王弼注和韩康伯的续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其《系辞》以下,王不注,相承以韩康伯注续之”。又在“韩康伯注”下说:“王辅嗣     

试谈《东游记》刊行年代

《东游记》又名《上洞八仙传》,或《八仙出处东游记》,明人吴元泰著。 《东游记》是明代有名的神魔小说之一。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第16篇论及此书:“《上洞八仙传》,亦名《八仙出处东游记传》二卷五十六回,题‘兰江吴元泰著’。……书中文言俗语间出,事亦往往不相属,盖杂取民间传说作之。”鲁迅所见的是《四游记》合刊本,他说:“今有《四游记》行于世,其书凡四种,著者三人,不知何人编定,惟观刻本之状,当在明代耳”。按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说,现存最早的《四游记》刊本是嘉庆十六年坊刊《四游传》本,此外是道光十年的《四游全传》本和小蓬莱仙馆《四游合传》本。换句话说,现存的《四游记》本都是清刻本。孙楷第又说道光十年坊刊大型本“似覆明     

释八

明人杨慎指出:“《公羊传》云:‘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九国谓叛者多耳,非实有九国也……古人言数之多止于九。《逸周书》云:‘左儒九谏于王’;《孙武子》:‘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岂实数邪?《楚辞·九歌》乃十一篇,《九辩》亦十篇。宋人不晓古人虚用九字之义,强合《九辩》二章为一章,以协九数,兹又可笑。”清人汪中在《述学·释三九》中又进一步指出:“生人之措辞,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九以见其极多。此言语之虚数也。实数可稽也,虚数不可执也……推之十、百、千、万,固亦如此。”近人刘师培在《古书疑义举例补》中称赞道:“自汪氏发明斯说,而古籍胶固罕通之义,均涣然冰释矣。”     

《易传》的成书年代与作者新说

《易传》除《杂卦》而外,均成书于孟子、荀子之后,司马迁之前,其成书的先后顺序应该是:《系辞》、《文言》、《彖传》、《象传》、《序卦》、《说卦》、《杂卦》。作者除《说卦》为汉初方士儒,《杂卦》为汉武帝以后的汉儒所作外,其他基本上是战国末至秦、汉初的子夏后学所作。《易传》的出现体现了百家争鸣以来,儒家"以神道设教"构建儒家化形上学的努力。     

略论《易传》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

《易传》(包括《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篇)相传是孔子所作,实际上是出自儒家后学之手。《易经》是一部卜筮书,形成于殷、周之际。《易传》则是儒家后学以解释《易经》为名,发挥、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所形成的一部论述世界本源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哲学著作。     

《史记》“孔子删《诗》说”非后人强加

《史记》“孔子删《诗》说”非后人强加许廷桂史学家金德建著《司马迁所见书考＞称：“其实《史记·孔子世家》里只有这样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孝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韵、武、雅、颂之音。’这段话里‘删’字固然没有...     

论古韵分部及支、脂、之是否应分为三

壹、总论 古音学在韵的研究方面是有成绩的。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等都是研究古韵的,他们有所发明,有所改进。象顾氏说:“古诗中间有一二与正音不合者,如‘兴’,蒸之属也,而《小戎》末章与‘音’为韵,《大明》七章与‘林’、‘心’为韵;‘戌’,东之属也,而《常棣》四章与‘务’为韵,《常武》首章与‘祖’、‘父’为韵;……此或出于方音之不同;今之读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 虽谓之协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他囿于《诗经》     

《周易·说卦传》成书年代新探

《周易·说卦传》究竟成书于何时?论者或付之阙如,或含糊唐突,皆不能令人满意。笔者想作一些新的探索。一、对“先秦说”的重新考察《说卦》书名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好《易》,序《彖》、     

“乐子之无知”

《桧风·隰有苌楚》:“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知”字毛公无传,宋以来注家多解作“知觉”。 此句郑玄另有解释。郑氏笺云:“知,匹也。……,乐其无妃匹之意。”孔颖达疏云:“知,匹’,《释诂》文。下云‘无家’‘无室’,故知此宜为匹也。”孔氏解说甚为明白:“知”训为“匹”,出《尔雅·释诂》,诂有所自。三章诗结句分别为“乐子之无知”、“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说的是一个意思,都指没有配偶,符合风诗常例。     

也谈孔雀东南飞“序”——与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商榷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篇重要作品,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所经常讨论的篇章之一。前不久,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在《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以《孔雀东南飞“序”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为题,对《孔》诗序提出了异议。《质疑》的作者说:“此序,古今学者每多误信,我们则认为有问题。盖年代定为‘汉末建安中’,靠不住;地点说成‘庐江府’,有差错;主角称作‘刘氏’,‘焦仲卿’,无根据”。认为这篇序是“基于道听途说,以致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总之,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篇序。作者声称,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们“一反常见,始求甚解。”《质     

《卫风·氓》篇“复关”解

历代治《诗》者对于《卫风·氓》篇“复关”一词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复关”是氓的居住地或居地附近,在诗中借作该男子的代称。 汉人毛亨《传》认为:“复关,君子所近也。”郑玄《笺》云:“前既与民以秋为期,期至,故登毁垣向其所近而望之,犹有廉耻之心,故因复关以托号民”。 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也认为:“复关者,非人之名号,而妇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笺又申之犹有廉耻之心,故因其近复关以托号此民。故下云‘不见复关’、‘既见复关’,皆号此民为复关”。 宋人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复关,男子所居地,不敢显言其人,故托言之耳”。     

《太玄经》释义(选载)

前记《太玄》是西汉扬雄精意写成的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全书结构形式处处模仿《周易》,“以家准卦,以首准彖,以赞准爻,以测准象,以文准文言,以摛、莹、倪、图、告准系辞,以数准说卦,以冲准序卦,以错准杂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     

从“古三坟”到《周易》

“三坟”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相传为西汉经学家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云:“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白虎通》亦云:“三坟,分也.论三才之分天、地、人之始也.”明人所刻《汉魏丛书》中载有《古三坟·爻卦八宫分宫取象歌》,其中包括山坟(连山)、气坟(归藏)、形坟(乾坤),这就是所谓“古三坟”.     

吴承恩《禹鼎志序》中的“老洪”是谁?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曾写过一部志怪小说集《禹鼎志》。该书今已亡佚,仅存其自序一篇。序中有这样一句话:“彼老洪竭泽而渔,积为工课,亦奚取奇情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注解说:“这里的‘老洪竭泽而渔’云云,疑指《禹鼎志》中某故事。”此解非是。今原书虽亡,无以实证;但仅就其自序,亦可说明。序中说:“余幼年即好奇闻。……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尔后,“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斯盖怪求     

孟郊诗系年新考

石淙+首这组诗作于何时何地?华枕之《唐孟郊年谱》(下称华《谱》)系于贞元九年:“当即今年自长安出游朔方时歌咏景物之作。”仪据“朔风”(其一)、“去矣”(其十)诸句与另篇《邀花伴》题注“时在朔方”即断言“诗中‘朔水’、‘朔山’也都指朔方”。此说显然不能成立。现先纠正其地理方位之误,再订此篇写作年月。     

经传谈修辞

在拙著《中国修辞学史稿》第二篇(中国修辞思想的萌芽期——先秦时代)的《楔子》里,我说“《诗·大雅·板》的‘辞之辑矣,民之治矣。’……等还只是不自觉地偶发的修辞意识。”可是在《中国修辞学史稿》的第十篇(结论)的第一节,我却又比较肯定地说:“这《诗·大雅·板》第二章下半章所说的,确是不折不扣的修辞意识,而且是中国最早的修辞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