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性灵诗”的特色

袁枚首先是诗论家,其主要功绩在于“性灵说”理论的建树;袁枚又是“作诗写性灵”(江藩)的诗人,创作实践丰富,有《小仓山房诗集》39卷传世,有道是:“数卷仓山集,先生道性灵,锦心罗万象,妙手通无形。”(《和希斋》)创作理论源于创作实践并指导创作实践,创作实践亦印证创作理论。袁枚的“性灵诗”与“性灵说”基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何谓“性灵说”,学术界尚有不同见解,我在《袁枚“性灵说”内涵新探》中曾作如下界说: “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的角度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在这三块理论基石上又生发出:创作构思需要灵感,艺术表现应具独创性并自然天成;作品内容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为主,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要灵活、新鲜、生动;诗歌作品以感发人心,使人产生美感为其主要艺术功能等主张。鉴于此,则须反对束缚性灵的“诗教”说及规唐模宋的拟古“格调说”,亦反对以学问代替性灵、堆砌典故的考据为诗之风气;但诗歌创作又不排除辅以学问与人工。要之,“性灵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诗论体系,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包括创作前提、创作过程,亦包括作品的要求、艺术的功能等。袁枚现存诗四千余首,并非皆符合其“性灵说”主张,因此不能认为都是“性灵诗”。我以为,所谓“性灵诗”应体现出“性灵说”对作品的美学追求:首先是抒写真情实感,表现诗人个性;其次构思新颖、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灵活、新鲜、生动,生趣盎然,显示诗人之“笔性灵”;再次,诗歌语言应自然通俗、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不堆砌典故。上乘的性灵诗当然兼备上述各特色,但由于创作主体所抒写的感情性质的不同或所反映的审美对象的差异,每一首诗的特色也就有所侧重。一般来说,写人生感情的性灵诗真性情的特色更突出,写自然景物的性灵诗形象灵活生动、生趣盎然等特色尤明显。     

“三句体”溯源

“三句体”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种独特现象 ,特指这样一些诗歌 :以三句组成一首完整诗篇的 ,如相传为孔子所作的《获麟歌》和刘邦的《大风歌》 ;以三句组成一个章节的 ,如《诗经·王风·采葛》和《越谣歌》 ;以三句组成一个意义层次的 ,如曹丕的《燕歌行》和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长期以来 ,很少有人专门论述这一诗歌体式。据笔者所知 ,最早提及这一现象的可能是宋朝的严羽和魏庆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指出 :“有三句之歌。”魏庆之在《诗人玉屑》卷二《诗体上》中说到 :“有三句之歌 ,高祖《大风歌》是也。古《…     

《候人歌》的时代意义

《候人歌》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一首原始诗歌,最早见于《吕氏春秋·音初》: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歌辞只有一句:“候人兮猗!”但它却是一首完整的诗歌。“最原始的歌唱中的歌词常常是同一呼声或同一言辞的重复。”通过反复“延扩”内容,加强表现力是原始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外大量的有关论著中都可找到很多只有一句的原始诗歌。故《候人歌》作为一首完整的原始诗歌早已得到古今很多学者的承认:清杜文澜将它收入《古谣谚》,闻一多《神话与诗》、郭沫若《屈原研究》、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对它屡有称引。他们都充分肯定它的完整的诗歌性质,这是很富有启发的。     

诗与乐——读诗随笔之三

鲁迅在《致窦隐夫》的信(1934年11月1日)中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这就因为诗歌本来就是一种音乐文学。 诗歌可以说是和音乐同时诞生的孪生姊妹,它们都是原始人劳动生活的产物。《淮南子·道应训》中对举重劝力之歌的记载,鲁迅《门外文谈》中关于“杭育杭育派”的论述,都生动地说明了诗与乐都是伴随着原始人的劳动节奏出现的。从其最初的源头,它们就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杭育”、“邪许”这种劳动呼声是有节奏的,是抒情的,是最早的诗,也同时是最早的歌。《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原始歌舞的情形时说:     

释歌谣

什么是歌,什么是谣,在我国古代向无严密的定义。“尚书”“舜典”说:“歌咏言。”所谓“咏”即“永”,永言也就是长言。长言照现代的话说,就是语言的声调有长短曲折、迅疾徐缓之谓。这说明了“歌”是由人声所发,它和平常语言不同之处,就是声音有长有短,有高有低,所谓抑扬婉转,一唱三叹。“礼记”“乐记”中也有同样的说法,说:“歌,咏其声也。”又说:“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怎样长言呢?乐记中也有解释,说是“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稾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释名中的说法也是相仿佛的,先说:“人声曰歌。”继而又解释歌字的含义说:“歌,柯也。所歌之声,是其质也。以声吟咏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叶也。故兗冀言歌声如柯也。”     

孟子“以意逆志”说评议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是对我国古代诗学理论的重要贡献。长期以来,人们将其视作唯心主义的理论,同时,又将其限制在诗歌鉴赏者主观体会的狭窄范围内。因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一方面,“以意逆志”说主要针对诗学而言;另一方面,这又涉及儒家学派总的认识论基础,尽管孟子的哲学思想是唯心的,而在“以意逆志”说中,却不乏唯物的光彩。这两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需要我们从“以意逆志”说诗学的有机整体性上,作宏观的把握和进一步的探讨。一孟子在儒家学派中的重要位置是早有定论的,而在诗学方面,孟子继承了孔子诗论的理性精神。孟子《万章上》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清人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中曾作解释:“‘不以辞害志’,亦为说诗者言。一句之辞,足害一篇之意,可见琢     

“诗言志”复议

:“诗言志”说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最初的“诗言志”中的“志”一直被理论界认定同时包含了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双重因素 ,但这种解说并不符合提出者的原意。得出的结论是 :从春秋及以前时期的志不含情 ,到战国末秦汉时期的以志为主 ,志情并举 ,再到魏晋时代的以情为主 ,情志并举 ,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对诗歌基本特征认识过程中逐步深入的三个阶段     

论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翻开中国诗歌理论史,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以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礼记·乐记》亦称“诗言其志也”。最透辟的是《毛诗序》中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定在“言志”这根标尺上,说明我国诗歌自《诗经》伊始,就十分注重强调诗人情     

简论古典诗词的“形似”与“神似”

文学是现实生活形象化的反映。对它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塑造艺术形象。古代文论家说:“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黑格尔论述《艺术美的概念》,称:“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都认为社会生活和自然界里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是文学创作的物质基础,经过了作者心灵的筛选熔铸,被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带有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 诗当然也如此。锺嵘说:“指事造形,穷情尽物”;刘勰说:“诗人感物,连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窥意象而运斤”。王昌龄谓:“搜求于象,入于心境,神会与物,用心而得”。遍照金刚指出:“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     

墨子“尚贤”学说所反映的时代

一、墨子“尚贤”和老子的“不尚贤”墨子所主张的“尚贤”学说,应当不仅指当时贵族阶级内部的选贤举能,而且也是从下层的劳动人民中间选拔贤能之士。《墨子·尚贤上》说: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有众贤而已。所谓“贤良之士众”,是他认为不仅有一二个而已,还应该有众多的“贤良之士”,国家才能够安治。贤良之士的来源,《墨子·尚贤上》说: 是以国之富贵之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辞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所谓“国之富贵人”,当然是指贵族。他们退而私议:现在举贤的办法是“不辟(即‘避’字)贫贱”。可知被认为贤良的人中间是有下层贫贱之人。     

古代诗词的“境界”浅说

宋代诗人梅圣俞说过:“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引自欧阳修《六一诗话》)意思是说,诗词是作者心有所感写出来的,其所感如何,读者只能去体会它,很难具体指出来加以说明。这近乎“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说法。当然,也并非绝对不能“言传”,只是说不那么容易吧了。关于境界的问题,正有这种情况。什么是“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主。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连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又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与真感情者,谓乏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说得颇有道理。王国维用他的境界说来品评某些诗词时,往     

论“周南”和“召南”

一《周南》和《召南》的命名在《诗经》十五国风中,只有《周南》和《召南》的命名历来颇有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南”字的理解各有不同,其影响较大的有五种意见。 (一)南化说。《毛诗·关睢序》说:“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郑玄《诗谱》说:“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陆德明的《毛诗音义》也说:“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等,均从此说。 (二)南音说。《吕氏春秋·音初篇》说:“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此说到了宋代颇为流行,王     

植物花卉的“爱”与“恨”

并不是只有人类和动物才懂得爱和恨,在自然界中,植物和花卉亦有“爱”和“恨”。当然,这种爱和恨不是感情的表现,而是体现在生长状况上:有的植物和花卉能和睦相处,互相促进,有的则是“冤家对头”,誓不两立。     

“很”不通“狠”

《史记·项羽本纪》中有“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斩之!”之句。对于此句中的“很”字,一般注本均释为“通狠”,“羊性好斗,故云‘很’。”(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61) “很”不通“狠”,有的同志已言之,我亦深有同感,现补充其说。我认为宋义是针对“彊不可使者”而言的。“很”的本义,《说文解字》说是“不听从也。”这当本之于《庄子·渔父》篇的“见过不更,闻谏愈甚,谓之很。”唐成玄英疏云:“有过不改,闻谏弥增,很(?)之     

老子之“道”新解

一“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亦即是其哲学理论的基石。因而,研究“道”,就是研究老子学说的基础。如何研究“道”?《庄子·天下篇》评关尹、老聃之“道术”曰:“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我们认为,其中的“常无有”说是老子学说赖以建立的基础。然而,在以往的老子研究中,人们往往拘泥于“道”,亦即在所谓“主之以太一”上做文章,而对于其理论基础的“常无有”说,则缺乏应有的重视。关于《天下篇》中“常无有”一语,有人以为是出自《老子·一章》中“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这句话。其实不然,帛书《老子》甲、乙本于“欲”、“以”二字之间均有“也”字,可证这段话应读作:“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常无有”当是“常无”和“常有”的缩称,而不应为“常无欲”与“常有欲”之略语。     

“盗跖思想”辩

在“四人帮”横行,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他们抛出了《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文章,任意捏造了一个“柳下”跖,用以影射现实,为其反革命政治服务。这不但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学术上也是荒谬绝伦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史学工作者对“四人帮”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对他们在“盗跖”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当然也应予以澄清。现在虽然不会有什么人相信“四人帮”所宣扬的“盗跖”和“盗跖思想”,但有的同志却认为《庄子》中所说的“盗跖思想”,其中有属于劳动人民思想的内核。我不同意这种意见,想就此谈谈个人的看法。     

《九歌》“九”义释

<正> 《楚辞》中的《九歌》,诗计十一,题则作九,“九”为何义?王逸语焉不详,朱熹本阙如之义,后之学者,约分两派:一、以“九”为实数。林云铭《楚辞灯》、王夫之《楚辞通释》、王闿运《楚辞释》等均主此说。他们多调整《九歌》篇数以就“九”数,但从十一篇整体观之,均未尽当。二、“九”非数字。这一派可推郭老为代表。郭老《九歌今译》说:九与纠古通,纠有缠绵悱恻的意思,“九歌”就是缠绵悱恻的歌。说《九歌》的部分篇章缠绵悱恻,倒也不错,但统以“缠绵悱恻”概之,却难以说得过去。闻一多先生《古典新义·天问释天》“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句下云:“九鬼……一声之转。”平心先生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的《卜辞金文中所见社会经济史实考释》一文,给我们研究《九歌》的“九”,也提供了一个重     

“虎”称“大虫”的原因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修订本)585页说:“除了避讳之外,其他的忌讳,也可能引起事物名称的改变。古人忌虎,所以称‘虎’为‘大虫’”。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们不妨先从“大虫”一词的来源说起:在上古的时候,“虫”字曾经一度扩大到动物的总称。《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虫,兽身蛇首,名曰琴虫。”《庄子·应帝王》:“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吕氏春秋·本(?)》:“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大戴礼·曾子天圆》:“毛虫之精者曰鳞;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论衡·自纪篇》:“人亦虫物,生死一时。”人们最初对“虎”的认识并不一致,《战国策·秦策》:“虎者,戾虫”。《论衡·遭虎篇》:“夫虎,毛虫”。可见是从不同的角度定性的。     

“正名”浅说

<正> 《论语·子路》篇“必也正名乎”之“正名”二字的词义,自汉以来,即有二说。多数学者认为“正名”即“正名号”或“正名分”:郑玄则说:“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皇侃《论语义疏》引)我赞同郑玄“正名”即“正书字”之说。清人江永说:“孔子‘必也正名’,盖必形、声、义三者正,而后可言可行也。亦必本义明,而后形、声、义三者可正也。”(《说文解字段注后叙》)江氏此说,为“正名”即“正书字”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联系《论语》所产生的时代,我们发现“名”训“字”者,不乏其例: 《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注云:“古者曰名,今世曰     

说“凿齿”

“凿齿”顾名思义,即凿掉牙齿,所以有人认为考古发现的拔牙现象就是凿齿。但多数人对此解释持否定态度。笔者也有同感。古人对凿齿的记述与解释也各有不同。高诱注的《淮南子·本经篇》称:“凿齿兽名,齿长三尺,共状如凿,下撤颌下,而持戈盾”。而郭璞注的《山海经·海外南经》则称:“凿齿亦人也。齿如凿,长五六尺、固以名之”,上述文献各说不一。凿齿是人乎?兽乎?如说是兽,能持戈盾吗!与理不符,与情不合,只能认为是对人的贬称,不能视之为兽。所以郭璞说:“凿齿亦人也”。多此“亦”字,含意颇深,可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