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业合作经济政策演进研究

农业合作经济是劳动者、生产经营单位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为达到共同的经济目的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形式。我国农业合作经济政策是党和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达到农业合作经济在农业生产各环节与重要方面的阶段性发展目标,以及总的政策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内容。农业合作经济政策具有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规范和促进农业合作经济发展,以及提升农民素质与组织化程度的功能。密切农业合作经济政策系统要素的联结,加强农业合作经济政策实际运行各环节的联系,提升农业合作经济政策的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水平,是提高农业合作经济政策体系化水平的重要步骤。农业合作经济政策是通过相应的政策激励,促进农业合作经济的发展。从农业方面看,正确的农业合作经济政策有助于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从农村方面看,科学的农业合作经济政策有利于增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活力;从农民方面看,稳定的农业合作经济政策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     

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理论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启示

合作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合作经济理论后的150多年的历史表明,合作经济仍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合作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合作金融又是合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目前的农村现实看,合作金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马克思主义的的合作理论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具有重要认识价值和指导意义.     

东北经济区联合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模式与构想

东北经济区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 ,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 ,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也是促使其焕发青春的重要途径。东北经济区的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具有低层次合作、次区域合作的初级化及合作领域具有广泛性等特点。在经济区域化、全球化的推动下 ,国际经济合作也出现了一些新态势 ,合作模式也在不断创新。在此背景下 ,东北经济区应以崭新的思路展开新一轮的对外经贸合作 ,以科学正确的创新模式开创对外合作的新格局。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数字经济重要性日益凸显,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国际合作成为战略选项。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主要集中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和数字经贸规则三大领域。当前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呈现数字基础设施合作不断升级、数字贸易国际合作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规则化凸显等现状。然而,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也存在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制度型框架缺失、数字经济发展外部风险凸显等显著挑战和风险。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应从提升区域内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境外经贸合作区数字贸易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协同创新等方面,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高质量发展。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与法律制度安排

区域经济整合将成为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柱力量之一。而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无疑则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试验田”。从法治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当前的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不难发现该区域经济合作同国内其他区域经济合作别无二致,客观上都已经并且必将日益严重地受制于众多非法治因素的困扰。为了切实解决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难免出现的种种法律抑制问题,必须从法治建设上入手,通过法律手段来建立跨行政区的有效合作机制,以确保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云南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成就、问题与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云南与周边国家开展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在推动云南省与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面临若机制建设有待完善、合作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需要明确合作的目标与原则,完善合作机制,明晰各合作机制间的关系,推动云南次区域经济合作区建设,以进一步提升云南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水平.     

提升中韩经济合作层次的突破口

中韩两国的经济合作在WTO、APEC、"10 3"、《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双边合作等多个层次上进行。地缘条件优越、经贸关系日趋紧密、经济关系互补性强以及合作氛围良好等是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有利条件。中韩经济合作要在更高层次上取得突破,重点是在中韩各种层次合作基础上构建起中韩自由贸易区框架,建立健全中韩经济摩擦解决机制,并确立经济合作区域布局。     

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方式与途径研究

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一直是大陆开展对台经济合作的基本主张,也是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关系的基本路径.长期以来,对于合作机制建设的方式与途径始终存在不同的看法,核心就在于如何通过化解政治分歧与兼顾两岸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强化两岸互补互利的合作格局,实现真正的合作双赢.对此,作者试图通过对两岸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台湾当前经济状况与现行的两岸经贸政策以及两岸共同面临的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新情势的分析,阐明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紧迫性与现实条件,并提出相关的思考与建议.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农民增收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经历了早期的痛苦磨练和原始积累后已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开始显现.应该说,正是因为有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引导,才改变了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也使农民增收有了实现的可能.基于黑龙江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存在的缺陷,我们必须不断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并在发展和壮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过程中助农增收.     

论独立董事制度与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问题是一个全面系统的问题,需要从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入手解决。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中的监督机制为视角,可将独立董事制度引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中,并根据独立董事制度的独立性和外部性等特征,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提供制度供给,以期从内外两方面解决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并达到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性发展以及保护农民的权益的目标。     

论国外农村民间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之道及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农村民间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的有力补充,在我国农村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农村民间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发展极不完善,采取何种方式建设符合我国国情,能够推动我国农村建设与发展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一直是广大学者与民众关注的问题。美国、日本、韩国农村民间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各具特色,对当地农村建设功不可没。对美国、日本、韩国农村民间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研究,有利于我国农村民间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与发展。     

亚太地区双边FTA新浪潮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经历了20世纪开放的地区主义和多边合作阶段 ,进入21世纪后双边主义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主旋律。其原因是开放地区主义机制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以及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的现实需要。面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新趋势 ,中国在加入WTO后的战略选择应是在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改进和完善我国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思考

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完善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提出了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六大构成要素 ;论证了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运行条件和内在机理 ;在论述过程中 ,提出并分析了改进和完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 ,改进完善国内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实现经济活动真正向区域经济功能的转变 ,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冲破地方封锁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各方面改革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舆情传播视角下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机遇、挑战与路径

在高度信息化时代,舆情传播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影响,在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中,有效的舆情传播有助于提高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透明度和互信度,促进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创新和发展。当前,中国与东盟舆情传播合作基础、新技术的涌现与应用、中国对东盟的融媒体舆情传播等因素,给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带来了较好的机遇。但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舆情误解、公众对经济合作的认知不清和期望过高、舆论引导和管理问题等因素,也给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带来诸多挑战。基于舆情传播视角,中国与东盟加强经济合作,应努力提高对舆情传播在经济合作中重要性的认识,勠力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舆情误解,切实提高公众的认知水平和有效回应公众期望,积极引导舆情向双方经济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提高舆情传播的质量。     

大事记

4月份 1日香港特区政府成立“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下设“香港——台湾商贸合作委员会”;台湾次日成立对口的“财团法人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下设“经济合作委员会”与“文化合作委员会”。双方互设机构标志着港台关系进入全新阶段。     

从生产要素的短缺看合作经济

<正> 一、对合作经济的认识合作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是由经济因素(追求更大的利润)促发而成,合作实质上是生产力诸要素的集中组合形成新的(更大的)生产力,因而对合作经济的研究亦应围绕着诸要素的结合方式和生产力的发展演变来进行.合作经济的建立发展中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从属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以往对合作经济的研究偏重于生产关系方面,因而就不能真正把握合作经济的实质.我们认为:合作经济是旨在扩大经营规模,追求更多利润的单个经营实体,对短缺的一种或几种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比较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致力于中国与东盟之间建立全面的经济合作关系。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进程又与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密切相关。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形式与实施的时间框架等方面系统研究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盟经济一体化两个框架内容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将有利于推进中国与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进程。     

我国西部区域经济制度创新路径探析

发展区域经济是世界各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必要举措。然而,当前我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中却存在合作意识不强、合作基础不稳、合作动力不足、合作渠道不畅、合作组织不多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严重影响了西部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为此,应推进相互信任制度、宏观决策制度、利益分享制度、项目更新制度、长效协调制度的创新,以保障西部区域经济合作稳定和健康发展。     

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当前,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中国—东盟互为重要的投资合作伙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但中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产业链和电子商务贸易逆势增长,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的“新蓝海”。中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合作基础、合作机遇良好,但双方合作仍面临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技术研发和数字人才供给不足、数字经济规则不协调不兼容和数字经济合作不确定性增大等挑战。双方可以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为契机,强化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互联互通,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差别化投资和本土化发展,培养数字人才和深化技术交流,协调统一数字经济规则和强化网络治理合作,加强战略对接和主动积极应对域外因素挑战。     

西部地区政府经济合作治理的机制研究

西部地区政府经济合作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初步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合作形式,在产业项目、基础设施、空间开发、旅游资源等方面开展了西西合作、东西合作、西外合作,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然而,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政府竞争、地方领导合作动力不足、参与性不广泛、合作观念淡薄、合作组织松散等成为推进地方政府区域经济合作的制约性因素。西部地方政府需要在中央政府的协助下,建立完善的政府间合作的法律约束,建立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机构以及政府引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从而推动政府间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