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气的金面"——解析鲁迅笔下的牛意象

鲁迅很喜爱牛,他常常以牛自喻自称.作为鲁迅笔下重要的一种动物意象,牛最能显现鲁迅精神中"和气的金面",更多地凝聚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与狼、猫头鹰、蛇等意象体现出的鲁迅之"战斗的愤怒相",共同构成了鲁迅精神人格中最基本的两个方面.只有把二者统一起来,我们才有可能达到对鲁迅人格精神的全面和完整的理解.     

鲁迅与波德莱尔的话语共鸣

《野草》和《巴黎的忧郁》是鲁迅和波德莱尔的散文诗集,两位伟大的作家选择了相同的文体,运用象征手法,选择特有的意象,表达时代的抑郁和苦闷。由此形成了两者的话语共鸣,体味出新的审美典范。散文诗以其特殊的话语形态表达作者的心理情感及其想像空间,鲁迅与波德莱尔一方面具备写作散文诗的特质,另一方面时代也促成了他们选择这样的话语形态,由此透过两位大作家的文字,我们体味到两者文本之中的话语共鸣——精神的忧郁、心灵的苦闷;同时也体味到世界文学的共鸣。     

废墟上的现代英雄——波德莱尔笔下的赌徒意象

波德莱尔笔下有一类独特的意象——赌徒。这些形象各异的意象始终贯穿于其诸多作品中。对这一意象的塑造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性批判色彩,是一个重大的美学发现。赌徒意象不仅是一朵绽放着“恶中之美”的奇特之花,也是屹立于城市废墟之上对抗现代文明之丑恶的现代英雄。本文从审美文化与社会批判维度展开文本分析,认为这一意象既是波德莱尔对现代人当下生存状态的美学观照,又蕴含着诗人反思现代性的努力。     

沈从文笔下 “水 ”意象的象征意蕴探微

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沈从文笔下的“水”意象具有深刻的女性象征意蕴、生命象征意蕴与道家智慧象征意蕴。沈从文借助“水”意象传达了湘西人的生命之“美”与生命之“忧”,接通了道家智慧,其深厚意蕴值得永远思索、回味。     

论"人肉筵宴"与"厨房"的象征意义--鲁迅《灯下漫笔》启示录

"人肉筵宴"与"厨房"是鲁迅对"中国的文明"和传统中国社会提出的两个比喻象征.它们成为贯穿鲁迅作品的一对固定意象,集中而典型地表达了鲁迅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整体批判.其"人肉筵宴"的制作流程必须具备四要素"材料"(百姓)、"工具"(封建等级制度,伦理道德)、"厨师"(统治者)及"厨房"(社会环境).其象征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文化批判精神,是颇具深意的.     

鲁迅象征创作的意象资源及独创性

鲁迅象征创作的意象资源需从同代作家的创作共相与中外文化两个角度考察。从前者看 ,鲁迅与时代话语保持了互动关系 ;但他将分散于时代话语中的象征要素结合起来 ,完成了关于一个时代也是关于一种文化的象征建构。从后者看 ,佛教、基督教、儒家、道家均对鲁迅的象征创造有影响 ,而尤以佛教之地狱、基督教之耶稣形象影响至大。鲁迅的象征创造突破了“香草美人”的传统模式 ,将中国象征文学带入了一个现代时期。     

"两棵树"意象的置换变形--《致橡树》原型寻踪

《致橡树》隐含着"两棵树"的原型意象结构。这一意象结构在中国生成于《诗经》、《孔雀东南飞》与《韩凭妻》等文本中,在西方出现于《圣经》以及斯宾塞、布莱克等人的诗歌中,象征了男女之间的性爱并含有"死亡———复活"意蕴;现代作家沈尹默的《月夜》与鲁迅的《秋夜》则赋予其个性独立的观念。舒婷在《致橡树》中最终完成了这一意象结构的置换变形:在意象构成上,用"木棉"与"橡树"置换原来较为模糊的"两棵树",使意象更为具体而富有张力;在象征蕴涵上,舍弃了原有的"死亡———复活"蕴涵,进而综合了中西文本中的爱情蕴涵与中国现代文本中的个性独立观念,并赋予其鲜明的女性意识。     

《巴黎的忧郁》中的浪荡子形象

"浪荡子"是一个极具波德莱尔气质的美学概念.继<恶之花>之后,波德莱尔在其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中,更为"自由、细腻、辛辣"地阐释了"浪荡子"这个美学形象.本文通过<巴黎的忧郁>,具体分析波德莱尔笔下的"浪荡子"形象,揭示其美学特征和文化意蕴.     

命运困境中永不停息的前行者——加缪、鲁迅、史铁生笔下的命运抗争者形象分析

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鲁迅笔下的"过客"、史铁生笔下的盲琴师都处于命运的困境之中。面对令人绝望的处境,他们都没有放弃抗争和追求,而是以自己永不停息的前行脚步谱写出了高昂激越的"命运交响曲"。这三个有着相同精神特征和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正反映了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三位作家对命运困境的共同思索。     

唐诗“舟船”审美意象新论

在唐代诗歌中,舟船作为常见的审美意象之一,其诞生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舟船所具有的漂泊、离别、自由、归隐、援济等意蕴和诗人心灵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舟船不仅是思想的寄托,也是艺术的象征。舟船意象与春秋季节构成时间审美,与浆声画船构成空间审美,它的渺小是漂泊者形象的写真,它和"月"、"雨"意象的组合构成了更深层次的审美境界。在诗人的笔下,舟船意象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传统家谱中"八景"的文化意义

出现在中国传统家谱中的"八景",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它充分撮收当地的历史遗迹和文化产物,这反映了它对景观的人文意味的追求;八景的构成与结构,与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风水观念以及对称和谐意识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描写或反映八景的具体作品,就是一篇篇实在具体的山水诗文.因此,一些地方的八景的历史意义与地理意义或许值得怀疑,但其文化意义则不容否定.     

萨满教猫头鹰崇拜文化传统与族源传说——蒙古族猫头鹰始祖型族源传说起源探讨

本文以萨满教猫头鹰崇拜文化传统与族源传说的联系为切入点,对蒙古族猫头鹰始祖型族源传说的起源进行探讨,并通过对蒙古与其它北方少数民族猫头鹰始祖型族源传说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并指出猫头鹰以始祖或守护神的形象出现于族源传说是与萨满教信仰中的猫头鹰能害恶灵的观念相联系,而且族源传说中的＂鸟和树＂母题与萨满传说中的＂鸟和树＂母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形象创制与审美道德意识的呈现

艺术形象是艺术家与读者进行生命对话的桥梁,因为艺术家不仅把他的审美道德思想与情感寄托在形象之中,而且还要通过形象创造对社会道德规范进行价值判断。事实上,创造艺术作品就是通过创造生动而完整的人物形象来展示丰富的审美道德思想的过程,不过,艺术家的不同审美道德价值选择最终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文化意义。     

论古代埃及文学中的“毒美人”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原型批评等方法，分析了古代埃及文学中攫取权力、制造死亡的恐怖母神，令人疯狂沉迷，导致毁灭的妖女，不守妇道、见异思迁的妻子等“毒美人”形象，解读其复杂性，揭示“毒美人”形象在男权社会中的精神和文化特质，展现其文学与文化意义。并从传统人性中的善恶二分、男权中心社会、男性作家的女性观等方面探讨其成因。     

幽深的林莽丰厚的意蕴--评李传锋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

<最后一只白虎>作为一部以动物为题材的小说,却有着丰厚多重的文化意蕴.从白虎作为土家民族图腾的层面,它揭示了一个民族古老的记忆及其对原始自然的崇拜;而从白虎与幽莽关系的角度,这部小说又可挖掘出另一层文化意蕴,那幽深的林莽既是白虎的家园,也是生命的乐土,揭示出自然生命的同一性.而作品中所表现的对山野的向往则隐现着乡村诗意与城市发展的矛盾与冲突.多层丰富的文化意蕴,使得这部小说犹如幽深的林莽,引得人们不断的探寻.     

“他者”的浮沉：评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高兴》

贾平凹新作《高兴》塑造了一个具有新质的农民形象——刘高兴。他自觉认同城市，却遭到城市中国的拒绝。“垃圾伴生物”是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国”存在的隐喻性描述，无论是表层话语还是深层文化结构，刘高兴都是“城市中国”的他者。“最丑，也最俗”的五富是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的“代表”。刘高兴作为城市的“先适者”，自觉地带领“五富们”进入城市生活之中。刘高兴追求的不是个体解放，而是一个群体的解放问题。拒绝个体超脱、追求群体解放的刘高兴形象使当代底层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揭示贾平凹对当代乡土中国农民整体命运的思考。     

"清":六朝人才性美、情感美完满而澄明的显现——六朝美学范畴"清"的内涵研究

在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论中,"清"也是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澄明"是"清"的基本涵义,指艺术作品整体风貌的澄澈明净."清"的澄明本义使它具有极大的扩张性和覆盖性,渗透进了众多美的风格、美的表现中,使众美鲜明朗畅、澄明光鲜."清"是六朝人才性美、情感美完满而澄明的显现.     

《牡丹亭》的文化结构主义分析

《牡丹亭》并非汤显祖独创的作品,此前已有类似结构和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同一深层结构和主题的不同处理,分别依附在各自所处时代的文化之上,其嬗变演化过程揭示出一个原始题材和结构的价值转换。本文试图运用文化结构主义批评方法,讨论其共同的主题与结构及其意义。     

"想象的共同体"的解体--论新时期文学的"文革叙事"及"革命群众"的形象塑造

考察新时期文学对文革期间群众参加革命的动因叙述,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从政治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行为理解为因政治信仰和实用利益考虑所作的选择;二是从民间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理解为群众在政治威压下为维持生存所作的无奈却智慧的选择,尽管这种民间智慧中不乏野蛮与残忍;三是从个体生命感觉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行为理解为群众在身体遭受压制和奴役年代寻求张扬的方式,尽管抵抗中不乏变态成分。由此,将革命群众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加以解体,历史的整体性、逻辑性也由此被解构,进而通过对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历史的关系的复杂性的充分展示,呈现出正义与荒诞共生、崇高与无耻合一的美学景观。     

性病隐喻与两性身体叙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病”意象探析

性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对性病的关注涉及对妓女生活的想象，而性别文化身份的差异在对妓女的叙事上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身体叙事方式。男性主体的中心意识使文学创作更多地表现为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体现着“民族一国家”的“大意义”；女性的历史边缘处境使女性书写更多地呈现为自由伦理的私人叙事，作为一种“小意义”而存在着。对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性病，宏大叙事侧重于把女性身体编织进政治、道德、历史的意义圈，强调女性身体的公共性；私人叙事强调性病之于女性的私人经验，呈现女性身体的私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