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在凉州传播的原因及其影响

凉州是河西走廊重镇,地理位置独特,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自汉辟河西四郡以来,这里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驿站,佛教在这里广泛传播并发展。西夏政权的建立者是党项羌人,西夏统治者信仰并重视发展佛教,并把藏传佛教作为西夏的国教,藏传佛教对党项西夏政权影响深远。凉州藏传佛教是西夏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有深厚的佛教文化基础、民族基础和历史渊源。其对西夏及后世佛教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凉州贤孝曲牌联套音乐结构组织形式探源

凉州贤孝是主要流传于甘肃武威凉州的一种民间口头说唱艺术,其演唱采用不同曲牌联套的音乐结构组织形式.在中国音乐史上,将若干曲牌连缀起来形成联套结构以演唱长篇故事,是从宋、金时期产生的民间说唱艺术诸宫调开始的.西夏统治河西走廊,凉州府地位仅次于西夏首都,《刘知远诸宫调》在西夏黑水城的出土,说明西夏时期河西走廊流行诸宫调,加之西夏说唱贤孝之风盛行,因此,凉州贤孝曲牌联套音乐结构组织形式直接源于诸宫调.     

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及影响

凉州是甘肃河西走廊东段的一个重镇,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一度曾是中国佛教的传播中心,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传播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进入13世纪中叶,随着“凉州会谈”的成功举行,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也为藏传佛教的发展带来大好机遇。此时,以凉州为中心,藏传佛教有规模的向蒙古等民族、向中原内地传播和辐射开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西藏高僧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八思巴等曾在这里建寺聚徒,弘传佛法。从凉州走出的清代国师章嘉·若贝多吉等,为藏传佛教的传播、维护祖国统一做出过重要贡献。     

唐代前期凉州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考论

汉唐时期,凉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成为西北战略要地和都会,凉州成为我国西北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城市,前凉、后凉、南凉、北凉以及唐初的大凉都曾在此建都,以后历为州、郡府治.唐代前期,唐政府对河西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治理,使凉州作为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凉州一度成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国际交通的枢纽,是唐政府经略西域的后方总部,并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     

《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的读后随想

本文对樊保良、水天长主编的《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一书进行了评介，并结合史实，论述了中华民族自秦汉以来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程     

岑参凉州诗的情感内涵及传播意义

岑参是盛唐最具代表性的边塞诗人,一生两度出塞,历时五六年,对边地生活有深刻的体验和积极的反思,创作了七十多首边塞诗,其中作于凉州的七首诗,情感意蕴丰厚,广为传诵。这七首诗或记行踪述战事;或抒壮志发乡思;或怀前贤念友朋;或描名胜、绘风情。诗歌呈现出慷慨悲凉的情感特点,表露了诗人在凉州时期复杂的心境,堪称诗人前半生艰辛跋涉的心灵史诗;同时岑参以诗歌为媒介把凉州的物候地貌、风土人情,异域文化传输到内地,推动了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岑参的凉州诗又有文献传播和保存的重要意义。     

源流·仪式·功能:民俗学视野下的"凉州贤孝"

“凉州贤孝”是一种起源很早的民间说唱艺术,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与敦煌变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宋元以后,民间艺人在题材和主题上对古凉州民间说唱艺术进行改编,逐渐形成了以表现“贤”与“孝”为主题的新曲目,同时也保留了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等佛教思想。“凉州贤孝”大多是由盲人用凉州方言演唱,主要用三弦和二胡伴奏,内容包括“家书”、“国书”和一些杂调。“凉州贤孝”具有文化传承、教化、娱乐、宣泄、沟通等多种社会功能。     

敦煌P.3619卷一首有关凉州瑞像诗歌的考释

凉州瑞像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通过对敦煌P.3619卷中五言诗《谒圣容》的诗歌内容和作者浑维明的考释,认为该诗是歌咏凉州瑞像的一首诗歌。根据敦煌写卷的相关记载和敦煌石窟的图像资料,可以确知晚唐五代时期西北地区佛教瑞像非常流行,种类很多,形态各异,功能有别,在河西地区流传的瑞像除凉州石佛瑞像外,至少还有张掖西影像瑞像和酒泉呼蚕河瑞像,说明当时佛教瑞像的崇拜风气在广袤的西北大地十分盛行。     

论五代宋初的凉州六谷蕃部联盟

凉州六谷蕃部联盟是五代宋初凉州嗢末势力与吐蕃部落为发展自身实力和抵御外敌入侵而联合建立的一个地方性政权.它萌芽于五代后汉隐帝乾佑年间,至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最终形成,在潘罗支执政时期进入鼎盛阶段,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被党项攻灭,历时60余年.起初,它的辖地仅限于凉州地区,后来安多其他地区反对党项的族部也加入进来,性质即成为安多各部抗击党项的大联盟.它的建立是中国西北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安多地区吐蕃部落的第一次大联合,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东西交通的畅通,影响着宋朝与党项战争的胜负.其解体后大量部族成员投归河湟吐蕃,而对安多吐蕃第二次大联合——宗哥青唐政权的发展壮大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隋唐时期的区域开发与城市发展

城市是区域发展的产物,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环境所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它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现象,但从区域角度来看,它只是一个"点",有着自己的影响区域(腹地或集散区)。隋唐时期陆路交通、大运河和海外贸易线路的发展和完善,使其沿线中心城市和重要港口在其影响区域内成为焦点或核心,与腹地之间产生强烈的互动关系,带动整个区域繁荣发展。     

多元宗教视野下的口头说唱——以甘肃武威“凉州贤孝”为例

甘肃武威凉州的民间口头说唱艺术＂凉州贤孝＂,以宣扬孝道为主题,儒释道兼收并蓄,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三教融合。     

隋唐时期台湾的科技发展状况

隋唐时期台湾科技有了一定的发展:农业方面,掌握了农作物种植、畜牧养殖和酿酒技术;纺织方面,掌握了贝衣和罗纹白布的纺织技巧;建筑方面,已制造干栏式建筑.但与祖国大陆相比,此时台湾的科学技术还有一定的差距.隋唐时期台湾科技的发展深受祖国大陆的影响,织贝、腰机纺织、铁器、干栏式建筑等无不深刻地打着大陆古越人的烙印.     

也谈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以甘肃武威“凉州贤孝”为例

甘肃武威的民间口头说唱"凉州贤孝",既是一种民俗现象,同时又承载着诸多的民俗事象,其语言载体是地道的凉州方言。"方言是民俗的载体","凉州贤孝"方言文本的整理具有方言与民俗研究的双重价值。我们可以以方言文本为桥梁和纽带,实现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     

隋唐时期佛教与科技发展关系论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集大成阶段。佛教兴盛建立在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统治者的扶持及佛教自身发展等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科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佛教的发展与兴盛。佛教徒所翻译佛经中含有大量与科技知识相关的内容,促进了科技的传播与发展。同时,佛法本具的圆融无碍精神也成为隋唐时期科技发展的重要助力。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经过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过滤、转换和折射,在其可能范围内对中国科技发展做出了相应的推动。     

论隋唐时期的行台省

本文首先考证民隋唐时期设置的行台省数量、名称及设置与罢废时间，其次，考察了这个时期行台省的内部结构，官员设置及其职能权限；再次，研究了行台省设置的原因，作用，特点，批驳了种种否定行台省积极作用的晚点。认为唐代后来出现的行政区别性质的道，其实是行台省以另一种形式的恢复，和宋金时期的路，元代的行省都是一脉相承的。     

游牧与农耕交错、东西与南北交通视野下的河西走廊——以隋及唐前期的凉州为例

河西走廊不仅是丝绸之路上沟通中原与西域的东西交通的孔道,也是联结祁连山与北方游牧地带的南北交通要道。同时作为"蒙新地区"这一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中的组成部分,它还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错地带,具有地理交通与文化交流碰撞的双重意义,在陆路丝绸之路上的位置十分重要。地处河西走廊东边的凉州,在隋及唐前期,既要防遏北边突厥、又要防遏南边经由祁连山而至的吐谷浑等部,同时还是进一步控制河西走廊的基地和重镇,这充分体现了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隋唐时期西域的朝鲜族人

隋唐时期,先后曾有多批朝鲜族人迁居西域,其中的高仙芝父子、高耀及其祖父和父亲,都曾活跃在西域的舞台上,他们几乎都为安定西域、保卫边疆而奋斗终生。     

论隋唐时期的越州都督府

隋唐时期,今绍兴市被称作越州,其治城是浙江地区的军政、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南朝迄隋唐,置于今绍兴市的州级政区经历过几度演替,即东扬州--吴州--越州--会稽郡--越州的变化.隋开皇九年始,在越州城(今绍兴)先后建置吴州总管府、越州总管府、越州都督府、浙东观察司和镇东军节度司等地方高层管理机构.开元末年,越府管8州,相当今浙江省的绝大部分.越州城是隋唐时期浙江地区的中心城市.其历史地位表现在:绍宁平原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推动其中心城市的出现、越州城是联结内地与海外交通的中枢节点、越州城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文化名人辈出等方面.     

隋唐时期的儒释交游

佛教在传入中土之后,经过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变迁、大交流,在中国文化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中华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佛教继续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利用隋唐时期佛教典籍以及前贤研究成果,讨论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背景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和佛教的交流与互动,并臻于极致,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已经全面接受佛教,与佛教的交流也更加深入,对后世影响久远。     

隋唐时期列女标准的特色

隋唐时期,《列女传》的选择标准发生变化。贞节和孝义类地位逐渐上升,并且惨烈。文才类的标准基本被忽略。同时恪礼的标准却在隋唐时期的《列女传》中产生,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忠君重义类的标准成为隋唐一代最为区别他代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