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西善恶观的差异

中国文化重善轻恶,强调善恶的对立,扬善弃恶。在西方文化中善恶是相生相长的,恶是一种与善不即不离地斗争着的现实状态,它与善同样构成了人的本质。在如何达到善的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精神领域内的人格修养,西方文化则借助于恶的消长。因此,与中国文化的厚重的累积不同,西方的善恶观更是一个无限发展的现实问题     

阿伦特“根本的恶”的困境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汉娜·阿伦特“根本的恶”概念产生于对极权主义本质的理解.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人是多余的”,不仅超越西方近代功利主义人性观的适用范围,而且指向理性的认知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统一问题.当理性与极权主义之恶相遇,其困境显现为:只有“人是多余的”成为罪恶的动机,恶才是根本的;而一旦这种动机违反同一律,道德规定尺度就一并消失.为了解释道德的来源问题,阿伦特放弃了对于恶的理性探究,转向对哲学和政治关系的反思.     

荀子与西方“人性恶”理念的比较

中国的人性善与西方的人性恶理念都影响了政治体制的设计。西方人性恶的理论在古希腊、近代、现代都有充分的论述。中国一直是人性善理念统治思想界,荀子人性恶是例外。荀子与西方人性恶的理念二者有不同推论,这是本质上的区别。     

CNI模型视角下道德决策的性别差异及其跨文化比较

西方学者提出道德决策的CNI模型，克服了传统道德决策理论无法量化、不能描述心理过程、决策情境缺乏现实性以及将道义论和功利论倾向相互对立的局限。为探讨该模型对中国群体的适用性、中国群体在道德决策中的性别差异以及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道德决策中的性别差异，采用道德决策两难故事对中国群体进行施测，并对所收集的343份中国被试数据与Gawronski等人的研究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1.道德决策CNI模型同样适用于中国群体；2.中国女性群体在进行道德决策时对结果和规范的敏感性均强于男性，两者都偏好作为；3.西方男性群体对道德结果的敏感性要强于中方，但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要弱于中方，中国男性群体在作为偏好上稍高；4.中西方女性群体对道德结果和规范的敏感性都比较强，中国女性群体更偏好作为。研究启示：1.今后可以继续采用道德决策CNI模型对中国群体进行更深入的研究；2.要重视我国女性力量的崛起和被西化而过于功利的潜在风险，还要继续保持我国群体对作为的崇尚和追求；3.要正确看待不同文化背景下群体的道德决策倾向，在今后与西方群体进行有关道德范畴的交往和互动时，要把握住西方男性比起规范更看重结果，而西方女性既明确规范，又重视结果这一规律。     

试探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的理论与中国传统人性论的关系

马克思从人的社会性中揭示人的本质,解决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与相对于这种内在根据的外在表现之间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本质与反映本质的现象间的问题。中国传统对人性的讨论,其实质也是对人本质的揭示。中国传统人性学说相对于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的理论而言,主要是从人的道德意识层面去揭示人的存在,侧重于本体论与价值论研究,忽视了人存在的现实性、多样性与全面性。但中国传统人性论又有着深厚的理论资源,对深化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康德关于人的本质述评

本文详细地阐述了康德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认为康德是结合实践理性来谈该问题的．康德曾试图在理论理性（经验世界）的范畴解答此问题，但最终认为人的本质问题只能借助实践理性（道德世界）作出追问和探索．人的本质问题的解答因而从认识论转移到实践哲学中，康德始终是在道德体系的框架里思考该问题。他认为要实现人的本质．前提即是用“应当”的道德规范要求“能够”的现实存在。他的思想对近现代西方的哲学家、基督教神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道德分歧与道德合理性论证

在哲学探讨中道德这一范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西方哲学对道德的探讨是伦理学的主要问题,从中国哲学的角度重新分析道德可以为现代社会的道德分歧提供一些启示。本文试从中西哲学不同的角度探讨道德,麦金太尔对西方道德观念的考察与对西方道德思想的反思为我们的思想提供了新的观念,集中反映了道德分歧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对道德问题从中国哲学思想的本身出发进行探讨,做出不同文化背景下东方和西方两种思想在道德层面的对比。     

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论人的本质

本文通过对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罗杰斯和梅有关人的本质观点的述评,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揭示了当代西方对人本质的思考。他们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采用全新的方法论,即从“人现在是怎样”与“人应当是怎样”的统一中来研究人的本质。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对人本质探讨的传统的认识论框架,从而对人的本质问题提出独特、新颖的见解。对这一理论及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对我们在新时期研究和探讨人的本质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道德教育的实践目的论

在对道德本质重新诠释、对其他道德教育目的论进行检讨的基础上,可以看出,道德本质上是实践的,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形成一种善善、恶恶的行为方式;实践目的论的提出凸显了个体道德生成和学校道德教育的主体性和实践性特征;并为一种新的道德教育计划--强调在实践中通过实践并且是为了实践的教育计划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哲学与精神分析视域下的“根本恶”及其伦理效应——从康德到拉康

康德所提出的“根本恶”概念,实际上涉及个体在其自由决意(die Willkür)的准则上根本性地倒置了自爱原则与道德原则之间的关系,而作为这一概念所引发的伦理效应,人的道德改善在康德看来也就相应地体现为恢复道德原则相对于自爱原则的优先性与纯粹性。然而,在弗洛伊德对恶的精神分析的基础上,拉康对于康德构想和探讨“根本恶”问题的基本进路进行了彻底反思。通过深入揭示自爱原则与道德原则在康德学说中未被探明的潜在问题与复杂勾连,尤其是道德原则本身可能存在的形式主义缺陷,拉康指明了康德及其道德哲学传统在处理相关问题上的困境,从而也为确立一种有可能克服这一困境的非道德的伦理原则即“欲望原则”提供了合理性说明。     

一心二门式的儒家复性思想评析

先秦儒家的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皆把人性单一化,不能合理地说明人性的构成及人行善或作恶的原因。儒家"一心开二门"模式的性善情恶复性论认为,人性具有先天善性和后天恶情两种因素,由一体之心开出性情二门,主张以复性的方式去掉恶情回复善性。复性就是由后天之恶情向先天之善性复性。一心二门、性善情恶的复性论是人向善复性的基础和道德教化的根本,为弃恶从善的道德教化和人生修养提供了依据。     

荀子“性恶论”德育价值的反思与建构

“性恶论”是荀子德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具有助于道德个体修身塑德,促进人生环境和谐,引导社会秩序有序建构的现代价值。然而,由于历史上对“性恶论”的德育价值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知,导致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失衡、道德奖惩机制形式化、道德滑坡趋势严峻、道德教育效果不佳,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实施与深化。因此,当代道德教育应汲取荀子“性恶论’’德育思想精华,以“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新路径,在家庭、学校、社会领域深化道德教育,提升个体修养,营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化氛围。     

道德本质观批判——以中西伦理思想史为视域

道德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中外思想家对道德本质进行过深入探讨。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董仲舒和王充认为人性可分为三等,李翱认为人的本性善而情感恶;爱尔维修和费尔巴哈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论证了利己主义道德观。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欠缺使得他们的道德观局限于抽象人性论的窠臼中。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是具体的、现实的,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人类的利益诉求决定了人道精神是未来道德发展的基本取向。     

泰州学派王襞思想初探

王襞为泰州学派的重要成员,在心性问题上主张性无善恶的性本体论,在修养方面强调功夫与率性之统一,以心为主宰前应该重视功夫,为主宰后则应重视率性,不然则落于"人为"。在追寻乐的问题上,他认为乐是内在的,是不依与外在条件的;以为心就是乐,道就是乐。这种将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乐结合起来的观点,体现了道器或真善美的统一。     

关于道德的起源和目的四种理论

道德与法一样,就其自身来说,不过是对人的某些欲望和自由的压抑、侵犯,因而是一种害或恶;就其结果和目的来说,却能够防止更大的害或恶（如社会的崩溃）和求得更大的利或善（如社会的存在发展）,因而是净余额为善的恶,是必要的恶。美德与道德一样,是净余额为善的恶,是必要的恶。所以,道德的起源与目的不可能是自律的,不可能是为了道德自身、为了完善每个人的品德;而只能是他律的,只能是为了道德和美德之外的他物：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和幸福。但是,只有道德的特殊的和直接的起源、目的以及标准,才可能是为了增进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而道德终极的起源、目的和标准,则只能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利益。这样,一方面,当人类与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一致时,便应该遵循道德的特殊的、直接的目的和标准,便应该既增进人类利益又增进动植物的利益,甚至应该为了增进动植物的利益而增进动植物的利益;另一方面,当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发生冲突不可两全时,道德的特殊的直接的目的和标准便不起作用了;这时,便应该诉诸道德终极目的和标准“增进人类的利益”,从而应该牺牲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而保全人类的利益。     

先秦诸子性命论及其价值取向

先秦诸子性命论,关注于命从何来,性为何质。儒家以道德判断之,成德性之说;思孟学派认为命自天降,因天有道德之论,故命当因天德而性善;荀子弃先天道德而言性,故以为恶;杨朱、告子不以道德审视之,认为命为生命,性为自我,当顺命贵生,以全生性;道家则以天道审视之,认为命与天、地同生,三者皆须顺应自然,当安命以全天性。诸子取舍不同,成为不同学说理论体系差异之原因。     

论王安石“善恶由习”人性论的理论渊源及其内容

传统人性论是王安石人性论形成的理论来源。传统伦理思想史上的人性论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荀子的性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和韩愈的性情三品说。王安石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的人性论成果,形成了他的"善恶由习"的人性论。他的人性论给传统人性论注入了新的内涵,开拓了新的境界,因而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土家族人的善恶观念——土家族史诗《摆手歌》研究的伦理视角

《摆手歌》认为,人性的道德本质不能用简单的善或者恶来加以概括,人性是一种流动的过程,是从善到恶,再到兼有善恶、时善时恶的过程。其人性善恶的呈现则与人所受到的环境刺激因素紧密相关。     

荀子性恶论的逻辑难题与理论预设

性本非恶,荀子却说＂人之性恶＂,性恶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是荀子性恶论逻辑上的难题。对于这一难题,历来没有善解。其实,荀子为论证性恶准备了五个理论预设,即情性、同欲、欲多、物寡、群居。五者的必然结合是人的本性。五者本非恶,其结合却必然会产生一种恶果。性恶的根源就在五者的必然关系中。这是理解和破解荀子性恶论之逻辑难题的钥匙。     

道德可教——论孟荀人性论的异同及当代启示

道德是否可教,一直被理论界所争论不休。孟子从先验性善出发演绎了自身的心性学说,对个体道德的先验基础做了说明,为道德可教提供了内在的心性根据;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强调后天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体现了对外在道德规范的重视,为道德的具体实践方式提供了外在根据。借鉴孟荀人性论对于个体内心与外在规范的倡导,可以促进对当前社会转型期多元价值观环境中人性沉沦、道德教育及道德建设问题展开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