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阐释学角度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以《道德经》两英译本为例

从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中理解的历史性、偏见观和视界融合出发,以《道德经》两英译本为例,对中外译者英译《道德经》时的不同理解进行客观的、合理的梳理,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并肯定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理论对研究译者主体性的指导作用。     

浅谈大卫·希顿的《道德经》译本的失与误

大卫·希顿的《道德经》译本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而产生了表层翻译、欠额翻译甚至完全误译。为了避免这些问题,译者不能过于拘泥于《道德经》语言的字面结构或只停留在表层含义上,应该透过文字的表层结构去挖掘其深层意义。     

道德经的归化传播及翻译策略

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翻译是译者将原语的文化信息转换成译语文化信息并求得二者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道德经》在被翻译成英文的同时,也将其中所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传入西方社会。美国译者S.Beck在翻译《道德经》时,采用了与异化相对的归化法,以便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义和精髓。     

副文本视域下《道德经》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以安乐哲译本为例

副文本的合理运用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安乐哲在《道德经》译本中将其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研究发现：正文本翻译前,通过副文本阐述译者重译典籍的因由、目的、底本的选择以及哲学语境的建构;翻译中,阐明译者“中国式叙述”的翻译策略、语言和文化语境的建构以及读者服务意识;翻译后,再现道家哲学语境,并彰显译者的翻译惯习。译者发挥主体性利用副文本建构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多重语境,不仅使读者加深了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也为中国典籍的翻译提供了新思路。     

典籍翻译的伦理研究视角——以《道德经》中“水”的翻译为例

典籍翻译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极为严谨的伦理需求。作为中国典籍的重要代表,《道德经》的文化精神与哲理智慧弥足珍贵。在社会化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以一定伦理准则为导向。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分析如何在《道德经》英译本中有效地传递"水"所喻指的文化意象,试图以译者的伦理价值取向为出发点,讨论如何将翻译伦理模式用于指导具体翻译实践行为。     

论《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意识

《道德经》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蕴含中国文化精神。《道德经》版本的多样性及其阐释的不确定性使得其"译"彩纷呈。费孝通提倡的文化自觉理念,为翻译理念的铸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它要求译者首先要对《道德经》有"自知之明",其次要对英语世界文化环境有透彻的了解,最后就是要有文化自信。对《道德经》三次英译高潮的代表性译本的研究表明,《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旅行以基督化开始,先是发展为"文字翻译",而后步入"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并举阶段。在这一历程中,《道德经》与西方文化由不平等对话逐渐发展为平等协商。《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飞散过程就是文化自觉翻译理念逐渐发展为译界主导理念的过程。文化自觉翻译理念有助于推动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从《道德经》的语言模糊现象分析译者的翻译策略

语言模糊现象是《道德经》的特征之一,它主要包括语音模糊、词义模糊和句法模糊三个方面,具体体现在通假字的使用、一词多义和句法模糊上。本文拟从语音模糊、词义模糊和句法模糊三个角度分析不同译者翻译《道德经》的模糊语言时采用的翻译策略。     

基于语料库的《道德经》“象”字翻译研究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是文化多元化交流的时代。文化之间的交流应本着尊重差异,“和而不同”的观念和平相处,共同发展。《道德经》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它的西文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中所富含的文化词也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文章以多元化翻译时期《道德经》的35篇译文为研究对象,以语料库技术为依托,通过对《道德经》部分译本中文化词“象”字翻译情况的调查研究,来观察西方译者在中文西译的过程中,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尊重程度。因此,文章筛选了出现频率较低,但较具有迷惑性、代表性的文化词“象”来作为调查研究对象,以便分析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活动背后的影响因素。     

译者多元身份对翻译的积极影响

翻译界常言的“诗人译诗”之说实际上预设了译者多元身份对翻译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通过对翻译本质的分析揭示出译者多元身份的必要性,并以赵元任先生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为个案,阐发了译者多元身份对翻译理解与表达的准确性、文体风格传达的贴切性和重构译文经典性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译在家国之外--黄继忠《论语》英译的策略选择

黄继忠于1983年受邀至美国讲授《论语》,在此后近20年去国离乡的日子里黄继忠相继翻译了《论语》《道德经》等中文典籍。透过其《论语》英译本,可以看到译者文化身份对译本形成的影响以及作为华人译者的黄继忠在其译本中坚持选择“直译”翻译策略的原因。文章尝试从文化身份建构视角探讨离散经历对黄继忠《论语》英译本形成的影响：基于海外华人译者共有的离散经历,黄继忠译本呈现出华人译者译本的共性因子;其次,从黄继忠个人文化身份诉求出发,探讨“直译”翻译策略所带来的个性译文。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