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调解与刑事和解:法文化视角的对照与分析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我国的刑事调解制度源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下的无讼价值追求,维系国家本位的社会结构;发端于西方的刑事和解制度以个人本位为出发点,体现对犯罪人、被害人的人文关照,强调犯罪是对被害者个人权益的侵害,对被害人的赔偿或补偿成为该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就二者比较而言,顺应传统,兼学西人,探寻我国刑事调解制度的现代转型,当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有助于减少羁押、节省诉讼资源、实现恢复性正义.但在实际运行中,刑事和解也引发了人们对和解滥用和暗箱操作的担心.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存在的功能性缺陷和配套措施的缺失成为突出的问题.从困境中突围的思路是树立刑事契约观念并引入诚信原则,同时从立法层面规范和解程序,并建立司法转处等配套措施.     

构建西藏化解刑事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刑事和解制度的变通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背景下,西藏地区刑事纠纷——作为社会矛盾最激烈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新动态、新规律.而传统的用藏族习惯法解决刑事纠纷这一巨大的历史惯性,与国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存在不可回避的冲突和矛盾.将国家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引入西藏刑事司法中,规范和引导藏族习惯法中“民间调解、经济赔偿解决刑事纠纷”的做法,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对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解,减少社会对抗,促进西藏长治久安建设有重大意义.     

交通肇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探析

在部分交通肇事案件中,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显得颇为尴尬,刑事和解制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正义之窗。本文通过对在交通肇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原因及风险进行分析和辩驳,寻求检察机关如何在交通肇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进行制度构建等方面的最佳途径。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刑事和解制度初探

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中存在不少问题,如刑事司法面临很大压力、刑罚适用存在弊端、附带民事诉讼不能妥善解决损害赔偿问题等。刑事和解制度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有利于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双重价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也具有现实可行性。故应当从实体性规则、程序性规则及配套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相应制度的构建。     

不起诉制度与刑事和解之考量

相对不起诉涵盖范围的有限性和适用条件的概括性、模糊性加之适用程序的繁琐制约了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合理行使。司法实践中不能将"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处罚"的规定割裂开来判断是否符合相对不起诉的条件。对于重罪案件,只要存在情节轻微的情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对受害人权利保护的关注与加强,使刑事和解取得了与相对不起诉制度对接的基础。刑事和解与不起诉之间有很好的互补关系,二者具有前因与后果、条件与结论的内在联系。构建和完善不起诉制度是转型时期科学发展观在公诉制度中的运用,更是国家对检察权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科学考量,是建设和谐社会所必需的。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分析

随着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产生于西方的刑事和解制度作为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特殊机制被引入了我国的刑事诉讼领域。作为一种全新的舶来制度,其价值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只有客观、全面、辨证地认识这一制度,才能趋利弊害,构建我国本土色彩的刑事和解制度。     

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理论基础介评

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对西方刑事和解理论的探索和借鉴能够促进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发展。平衡理论、叙说理论、恢复正义理论是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不能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化的充分理由。恢复正义理论建立在平衡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观点之上,是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核心理论。     

刑事和解制度解读与构建

恢复正义与报应正义、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刑事纠纷的传统公力解决与刑事和解私力解决之间的矛盾,在刑事和解制度和传统的刑事诉讼之间有所体现.但是,我国深厚的"和舍"文化根基、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有效解决刑事纠纷的司法实践,都是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生根发芽的法理基础.在构建上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定,并规定严密的程序,目的都在于防范刑事和解制度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     

交通肇事案件与刑事和解制度

任何一项制度的出台都会体现它应有的价值取向。近几年提倡的刑事和解制度当然也不例外。通认为,刑事和解理论基础是由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组成,其中恢复正义理论是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核心。刑事和解制度顺应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然而,这项制度也是存在价值冲突的。本文试对交通肇事案件中刑事和解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符合我国“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古训。其意义在于：有利于弥补被害人因犯罪造成的损害;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在构建这一制度时,一定要明确在我国适用的条件、对象、模式和程序这几个关键因素。     

论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的制度建构

我国刑事一审程序存在的多样性不足、难以满足实践需要的问题,影响着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的实现.为此,应当增设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以确保刑事一审程序的功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现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相关制度的建构应该包括对和解案件的范围、和解的主体与主持人、相关参与人、和解的内容与效力、和解的监督和制约等内容予以规范;此外,对重刑案件也不宜一概禁止适用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关键在于正确把握适用限度合理;至于对老年人犯罪案件如何适用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的问题,除极少数案件之外,可以适当放宽适用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的限制.     

刑事和解基本问题浅析

刑事和解作为目前我国司法制度变革的热点问题之一,受到广泛的关注。刑事和解与我国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行使、公民自诉权的行使没有冲突。它作为一种去刑化的犯罪案件解决方案与我们对犯罪本质的认识具有一致性,完全可以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构建相应的制度。不应从犯罪类型的角度来划定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刑事和解过程中也应强调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的协调,应建立当事人及其家属积极参与的刑事案件解决制度。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兴起于东方经验,继承了古代司法文明“和合”思想,继承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人为本、司法为民、调判结合”的司法文明理念,继承了浙江枫桥和龙泉地区“以和为贵”思想与浙江“枫桥经验”;借鉴了西方经验,吸收了辩诉交易制度的精髓,并融合了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有益经验。从地方试点到中央立法,刑事和解逐步确立,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逐渐形成。刑事司法文明也由传统的“二元”模式逐渐转型为“三元”模式,即“诉讼文明-程序文明-刑事和解”,第三种模式以对受害者利益保护为中心,追求被害者、加害者和社会整体利益“三赢”的诉讼模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迈向一种“和合型”刑事司法文明。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中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初探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起步较晚,且很不完善,我们仍有必要进行创新和探索。刑事和解程序因强调保护、恢复和教育刑罚观念,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确立的特殊保护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相一致,为增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功能和效用,增加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处理程序和刑事处遏的多样化,以四川省检察系统在刑事检察工作中引入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犯罪问题为例证,探析刑事和解程序引入适用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试论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一体化

随着社会由身份到契约运动的展开,各国刑事诉讼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将契约因素纳入其中,建立了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并将其作为案件处理的主要模式,从而使刑事诉讼出现了契约化的倾向。当前,我国社会同样面临着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因此需要将契约因素纳入到刑事诉讼中来。同时,为了克服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所存在的弊端,我国刑事司法应将两种契约予以一体化。     

无讼及调解：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反思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及调解制度,有其合理的因素,我们应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其价值的永恒的成分;另一方面是为了不断地自我完善,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     

刑法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融合

刑法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是近代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学派,前者将表现于外的犯罪人的行为及其实害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后者则看重个体的危险性格,理论视角的不同决定了两派在刑法学重大问题上必然存在对立。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派融合的趋势开始出现。作者对此过程做了简要描述,并以国家观念、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客观性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刑法学中学派融合现象出现、学派之争终结的真正原因。作者指出:法治意义的重新被强调、科学主义的迅速衰落是导致刑法客观主义的本位化以及知识融合的提前。     

中德网络帮助犯规制体系之评介反思

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网络空间中涌现出大量犯罪技术支持行为并且逐渐呈现出产业化发展趋势,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增加.与德国模式相比,我国虽然在推进网络帮助行为正犯化方面进行了许多创新性的立法和司法尝试,但却欠缺对传统刑法理论之合理性的反思.帮助行为的网络异化为片面共犯理论的证成提供了契机,进而引导我们对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转型进行思考.     

刑事诉讼制度与其社会伦理环境的生态平衡

刑事诉讼制度与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伦理环境密切关联：古代伦理道德体系与早期弹劾式诉讼制度,等级差序伦理观与传统纠问式诉讼制度,近代自然权利理论与辩论式诉讼制度保持着同构共生、动态衡生与网络整生的生态平衡关系。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与程序更新势必要求同步推进道德体系建设以保持二者的平衡互动。刑事诉讼制度的调整应与新型道德原则精神相协调,力促刑事诉讼法律系统与社会伦理环境保持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