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目标取向及改革思路

农业补贴政策是世界各国支持农业发展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重点集中在粮食生产领域。现有的粮食补贴政策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市场机制扭曲、补贴空间变小等问题日益凸显。为此,我国应逐步推进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各自的功能优势,建立以粮食目标价格为核心、以国家收储和种粮直接补贴为配套手段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粮食目标价格应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旨在熨平粮价波动的市场风险;保留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水平,以均衡城乡居民收入;重新定位政府粮食收储功能,确保口粮安全。为避免政策调整可能导致的市场大幅波动,并为粮食目标价格实施创造条件,粮食补贴政策改革需要积极稳妥地采取"两步走"策略。     

我国财政对粮食直接补贴的政策绩效评价

本文结合我国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政策实践,通过构建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对评价指标体系做出标准化处理,再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方法)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然后通过AHP模型对我国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的绩效做出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国家实施粮食财政直补前后的政策绩效差异较为明显,粮食直补政策对粮食产量和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因此,未来的粮食安全与农民稳定增收问题仍亟须补贴政策的加强及相关政策的配套和完善。     

粮食直补政策的"公平价格"分析

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学者们对"公平价格"理论有不同的见解."公平价格"理论丰富的内涵可弥补粮食市场和粮食直补制度的不足.我们可以此为基础,借鉴国外相对完善的补贴制度,建立以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以粮食直接补贴、价格支持、配额生产、执行监督为保障的多种配套措施相结合的国家粮食价格干预措施,全面保障国家粮食的安全.     

论我国粮食直补制度的转型

由于定位不准且制度设计有缺陷,我国现行粮食直补制度对农民增收贡献甚微,也不足以促进粮食增产,难以实现其既定目标.在取消该制度不可行,完善该制度亦将面临目标落空危险的前提下,必须对该制度从目标、资金来源和补贴依据等方面予以转型,最终建立我国法制化的粮农收入直补制度.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低效率的经济学分析

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对我国现行的粮食补贴政策进行分析表明,价格支持政策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在作用机理上是互补的,实践中应该同步运行,配套实施.我国现行粮食补贴政策低效率的原因在于补贴收益的分摊不利于农民、价格支持低效率、直补执行成本高、补贴水平低.提高粮食补贴效率应从补贴方式、补贴工具、补贴环节和补贴程度上入手,以期实现增产增收双重目标.     

发达国家粮食补贴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为调动农场主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发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美国和欧盟对直接补贴政策的重视程度和强调程度均非常高,其中美国的实施更为全面彻底.为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增加粮农的收入,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水平.通过对粮食规模经营大户、商品粮基地、粮食生产大县实行更加有力的财政支持,完善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效应评价

当前，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是农民增收优先、兼顾粮食安全，据此评价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发现，促进农民增收和保障粮食安全的经济效应已初步显现，且后者大于前者。但从长远看，该政策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促进农民增收的效应难于持续；粮食主产区补贴标准低于非粮食主产区；政策执行成本偏高；可能引起粮价下跌而抵消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会刺激已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回流。为此，我国必须继续改革农业补贴方式。     

粮食安全视角下的粮食补贴政策研究

从世界范围来看,农业补贴的核心是粮食补贴.粮食补贴能否对实现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双赢发挥积极作用,关键在于能否利用市场机制,以利益杠杆调动粮农的种粮积极性,使之能够从增产中增收,从而主动地寻求更高粮食产量上的均衡收益点.通过粮农种粮收益函数的构建,从粮食安全的视角分析粮食补贴与粮食安全(粮食产量)、粮农收益之间的关系,将粮农作为市场竞争中的经济人看待,确定了既能刺激粮食生产,又能减轻财政负担的合理补贴结构和最佳粮食直接补贴量.     

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直补政策效率评估

中国粮食主产区直补政策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是多维的,对其效率评估也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补政策,在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粮食直补政策Malmquist生产率偏低应主要归咎于技术无效率,提高粮食直补生产率应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为此,应在财政能力可及的范围内提高直补标准,扩大直补规模;加强粮食直补信息化建设,简化补贴资金发放程序;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不断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推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提高粮食直补资金利用效率;因地制宜优化粮食直补制度,甄别制度优化重点.     

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影响效应分析与实证检验

梳理和分析我国现行的农业补贴政策,并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将我国18个省份(12个粮食主产区、6个非粮食主产区)分成三个地区组,建立六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农业补贴对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1)农业补贴通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减少生产成本、提高种粮积极性等途径提高了粮食产量。在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农业补贴对粮食产量的提高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非粮食主产区的边际效应略强。2)农业补贴主要通过促进农业产出增长、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和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途径提高农民收入。三个地区组农业四项补贴的增收效应均是显著的,低产值的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边际效应较大。     

我国粮食补贴制度绩效的成本—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粮补制度治理结构安排的效率标准对我国粮食补贴制度绩效进行了成本一效应分析,研究发现尽管我国现行的粮食补贴制度在促进农民增收和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总体效果,但从成本一效应分析的视角看,近年我国粮食补贴制度的绩效却不甚理想,表现在粮补制度治理结构安排没有基于效率标准,从而使政府取得既有总体政策‘效果的公共支出成本过高.针对于此,本文提出了若干粮食补贴制度改革建议.     

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与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构建——基于临时收储政策改革的观察

以玉米与大豆临时收储政策改革为突破口的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顺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破解粮食“三高”等突出问题的重要举措。但是，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对粮食安全保障也产生了巨大冲击。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短期冲击效应明显，长期稳定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粮食市场波动明显加剧，粮食生产者面临着较强的收入不确定性冲击；玉米高库存问题得到扭转，但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在需求刚性增长约束下进口数量激增，进口安全风险防范压力明显增大；粮食生产者直接补贴政策存在溢出效应，粮食生产者支持政策有待完善。新形势下，应加快粮食安全保障顶层制度设计，健全粮食生产稳定机制，完善国际粮食进口风险防范机制，加强粮食产业安全保障机制建设。     

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隐患与解决建议

粮食安全问题是关乎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从粮食生产和粮食供给的微观角度来看,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取得显著成就,但同时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也存在一些隐患,包括耕地和水资源短缺,粮食种植结构与消费结构不适应,种粮收益逐年下降,粮食生产劳动力老龄化严重,现有的粮食补贴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以及粮食浪费现象严重等。因此,需要从健全耕地保护监管体系,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优化粮食产业区域布局,构建生态高值粮食产业体系,推进新产业新模式融合发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完善粮食动态补贴机制,倡导全民节约等方面着手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新常态下我国粮食主产区综合利益补偿机制创新研究

当前我国实施的"普惠性"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激励作用不仅越来越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粮食主产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现有补偿机制的根本缺陷在于忽略了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土地发展权。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我们应兼顾粮食安全与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发挥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协同作用,筑牢粮食主产区区域发展的物质基础,建立粮食补贴"双挂钩"制度,加大适度规模粮食生产补贴力度,以土地发展权为政策工具对粮食主产区实施粮食生产、现代农业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一体化的"综合利益补偿"机制。     

美、欧、日的农业补贴及其启示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增加农业补贴的数额。美国从农业保护主义走向农业强权主义，欧盟农业政策正在酝酿大调整，日本的农业保护有若干新举措。我国应建立有效的“黄箱政策”保护机制，加大“绿箱政策”支持力度，将粮食保护价收购改为直接补贴农民，从农村税费改革走向减免农业税费。     

我国粮食生产主体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基于粮食安全的角度

我国未来粮食安全形势十分严峻。从影响粮食安全的潜在威胁来看,无论主体因素还是客观因素都会对生产主体的行为选择施加影响,并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来。粮食生产主体的行为选择既是理性的,又表现出非理性。因此,需要从建立粮食价格保护制度、完善粮食补贴方式、创新农业经营模式、增加农业设施建设投入、建立多元化的科技长效投入机制、建立健全农业人才队伍整体培养机制等方面对粮食生产主体加以理性引导和激励。     

农村劳动力弱化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研究

实现粮食自给,确保粮食安全,是保障国家独立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稳定农业生产的主体,提高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然而,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弱化趋势进一步显现,这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生产。要遏制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弱化的趋势,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提高农民种粮收益,采用多种措施,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重要保障。     

对粮食直补政策效果的分析

粮食直补政策是国家为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同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而提出的.笔者认为,在农业生产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不如将直补资金用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     

中国粮食"政策型"波动及政策转型

中国粮食市场存在“政策型”波动现象,其根源在于“收入”目标、“安全”目标与政策成本的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文章试图构建一个“三角动力圈模型”对此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粮食政策转型的目标与方向。粮食政策的转型,就是要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切断政策目标结构中的动力连接,结合直接补贴政策的改革与完善,建立政策目标分离的、以数量调节为特征的、以最小政策成本为代价的粮食政策框架———“二元”稳定模型。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支持与保护政策实施对农户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支持与保护政策措施的实施最终会影响农民的种粮成本和相关收益,进而导致农民种粮行为的变化。本文在调查江苏省272位农户的基础上,对基本农田保护、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低产田改造、农业直接补贴等政策措施实施对农民种植成本和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农民在这些措施实施后行为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解释,最后对各种支持与保护措施的实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