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内美”与屈原的美学思想

“内美”是窥见屈原美学思想的重要窗口。《离骚》“内美”在内容上是蕴含楚国民族精神之“义”的内化,当其外化为行为方式后即表现为“中正”人格。“中正”是真、善合一的形式美概念,但其本质是美真统一,从而与儒、道美学形成根本对立。     

与他人共在的源初方式——亨利关于与情的物质现象学研究

亨利在其生命现象学或物质现象学体系中为他人问题提供了新的现象学描述.与胡塞尔为代表的意识哲学家把“我”与他人关系的本质归于知觉主体间性不同,亨利认为一切可能的共同体所共有的真实本质是生命.一方面,作为根本上异于表象的源初显现方式,生命通过在自身之中绝对内在的、持续不断的动情来显现自身及向自身显现;另一方面,“我”与他人都在生命之中并通过生命而显现其自身,共同体中众成员的自身显现同时也是生命的自身显现.“我”通过绝对内在的自身显现成为个体,他人亦然.最终,“我”与他人因共享同一内在的本质而“与情”,与情是一切可设想的共同体的最普遍的形式.     

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界限

自由意志在根本上是人的存在问题.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能够追问自身的存在意义.对自由意志的思考意味着人开始走向了对人自身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和绝对责任的自觉确认与自觉承担.近世西方以自由意志和个体选择作为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从伦理精神本性上来说是正当合理的.但是,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反关系,即:道德"应该"既以自由意志为前提又需要克服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这种悖反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个体与社会本体的二律背反处境.在生活世界中,道德"应该"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受偶然性情景和存在性事实的影响,也与个人的道德发展阶段相联系.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应该"既是绝对的,又是历史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形成的划界关系乃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清朝皇帝“执两用中”思想与实践探赜

“执两用中”是中庸之道的核心含义,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核,也是清代皇帝执政的一大特色。类似表述还有中庸之道、中正之道、中道、中和等,多见诸《清实录》《起居注》以及御制文集等文献。“执两用中”是整体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其以不偏不倚的哲学方法实现了清朝皇帝的中道理想。考察“执两用中”思想,有助于深刻理解清朝皇帝的治国理政思想,对于深入解读其帝王经学体系以及政治实现方式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孔孟仁政思想的差异

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中,就思想内容说是道德重于政治,就价值取向说是政治先于道德。孔子思想中政治与道德的这种分梳决定了孔子的仁政思想具有历史的可能性。孟子思想中道德的主体性消解了政治的独立性,道德的平面展开即是政治。但是从道德到政治的平面推展却无法逾越道德与政治之间主观与客观、绝对之善与有限之善的差异,因而孟子的仁政思想无法在现实中得到落实。     

屈原"美政"思想与楚国的诸子学

通过分析屈原作品中诸多美字的涵义,我们认为屈原所谓美,实包含了德才、内外二者兼备的意思;而所谓德才、内外也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唯有这些内涵的和谐统一才堪称美。屈原的美政理想,应该看作他对执政者个人政治人格、君主政治人格以及整个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面貌的一种设计。屈原的这一政治理想与当时的诸子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超出于诸子之上,是对诸子政治理想的吸收、扬弃与整合。     

"兼爱":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

“兼爱”是墨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墨家社会政治思想的中心思想,与儒家的“仁爱”伦理、西方文化中的“博爱”思想相比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兼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是商品经济社会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伦理原则,有兼爱之心,使利己心(爱己)与利他心(爱人)之间平衡,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利益主体取得双赢、多赢所应当遵循的道德原则,也是现阶段社会走向和谐的道德需求。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要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务实精神是确保科学技术向先进生产力转化的重要保障 ,也是“三个代表”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要求。科学精神是高校“建设先进文化 ,传播先进文化”特殊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创新精神是“三个代表”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要求 ,更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推动力     

民"自然"君"无为"——《老子》政治哲学发微

《老子》哲学以“自然”、“无为”为核心观念而展开的思想体系根本上属于政治哲学。形而上之“道”下贯、落实于社会政治领域而为政治之最高原则,而道之“自然”亦最终指向被统治者民。由于“自然”乃自本、自根、自主、自成、自由之义,深蕴主体性思想的义理,故民“自然”的观点其实确立起人民乃政治主体即民主之政治原则。“无为”则指向统治者君,为其从政、执政之道德准则。君“无为”乃民“自然”的逻辑必然要求。“无为”之治本质上乃民意政治,其中蕴涵着权力制约的精神。     

屈原悲剧中的"二律背反"臆证

本文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屈原的历史悲剧的同时 ,也用“二律背反”的哲学观点关照它 ,历史并辩证地剖析了屈原思想及行为中均可以论证 ,但在当时屈原的理性所“不可知”的四对命题 ,从哲学的角度揭示了屈原悲剧诞生的根本原因 ;并由此论题引出 ,唯物主义的“可知论”是就终极而言 ,而在“终极可知”的过程中 ,从古至今及至将来 ,人类的“理性”对“自在物”的认识一直与“终极可知”相对存在着“暂不可知”的“二律背反”现象 ,因而导致了人类行为中许多的失败与悲剧。人类进步的历史其实始终是在“知”与“不知”的交错中前进的。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点"、"线"、"面"的缺失与突破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陷入了"精神疲软"和"话语城堡"之中,失去了原创性,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失去了对于文化之根--"元点"的追寻,在历史线索方面有所迷失,而且远离了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使文艺理论与批评失去了原生的动力与活力.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